四月十四，午后，师徒二人进了海晏城。
雷一鸣以为自己见过大城——望川是水陆码头，也算热闹。可海晏城教他知道了什么叫“钱堆出来的城”：城门是新的，包着铜；街是石板的，宽得能跑六辆大车；沿街的铺面一家挤着一家，绸缎庄挨着船具行，银楼对着渔栏，空气里一半是鱼腥，一半是香粉。码头方向桅杆如林，大船小船挤挤挨挨，装的卸的，喊号子的声音昼夜不歇。
最气派的一家门脸，在城中十字大街正中：五间门面，金字招牌，进出的伙计一水的绸衫——
**通汇天下，海晏分号。**
楚阙牵着“学生”，从那块金字招牌底下慢慢走过，像每一个头回进城、看什么都新鲜的穷夫子一样，仰头看了看，啧啧了两声，走了。
雷一鸣跟在后头，也仰头看了看。他看的不是招牌，是招牌底下进出的人——这是师父教的：铺子的脸面在匾上，底细在人脸上。他看见那些绸衫伙计脸上的表情都是自己的，唯有柜台最里头一位管事模样的，眼神扫过街面的方式不像伙计，像哨兵。
看了，没说。记下了。
当日，“柳夫子”在城南文昌巷赁下一进小院，挂出了水牌：**授蒙学，兼课举业，束修面议**。
海晏城富，富人家舍得给孩子花钱，可好先生都往府学书院挤，肯下巷子的少。水牌挂出去三天，柳夫子收了五个学生：两个绸缎庄的少东家，一个船行账房的儿子，一个渔栏把头的闺女——海边人家不讲究这个，闺女也送来认字——还有一个，是隔壁豆腐坊的小子，交不起束修，拎了两板豆腐来，柳夫子收了。
私塾就这么开起来了。上午教书，下午“柳夫子”提着一把伞满城闲逛，访书肆，逛茶馆，听人闲谈；“小满”放了学，就跟同窗们满街疯跑——豆腐坊的小子熟门熟路，三天带他摸清了半座城。
一座城的底细，就这么从两个方向，一点一点渗进了文昌巷的小院。
七日之后，晚饭桌上，师徒对账。
“城里人都说，听沧祠是遭了海难。”雷一鸣扒着饭，压低声音，“去年七月里一夜大潮，说是潮头三丈高，把祠连人带屋卷进了海里。官府验了三天，定的案。可是师父，豆腐坊的顺子说，他舅舅是南边渔村的，那一夜他舅舅也在海上——**那夜根本没有大潮**。风平浪静，月亮白得很。”
“嗯。”楚阙给他夹了筷子鱼，“还有呢？”
“还有，沧家的人，城里人说不上来。”孩子皱着眉，“说起别的大户，谁家几口人、谁跟谁结亲，茶馆里门儿清。一说沧家，就都含糊——说他家人丁不旺，说他家不与人来往，说他家‘守着老规矩’。守什么规矩，没人说得清。就像……就像大伙儿商量好了，不往深里说。”
“不是商量好了。”楚阙道，“是几百年养成的。守印人家在哪儿都一样——供着，敬着，绕着走。锁雷祠在望川西山，不也是这样。”
他放下筷子，从袖中取出一张纸，摊在桌上。纸上是他这七日画的图：海晏城，海岸线，官府卷宗里“海难”的方位，渔村的分布——最南端，一处海崖，标着三个字：听沧祠。
“明晚落潮，我们去祠址看看。”他指尖点在那三个字上，“官府的卷宗我托书肆的朋友抄了一份——写得很齐整。齐整得，像用尺子裁过。”
雷一鸣扒饭的手停了停，抬起头。
这句话他听过。去年在望川，桓校尉说师父的口供时，用的就是这个说法。
“师父，”他小声说，“裁卷宗的尺子——是谁的手？”
楚阙没有回答。他望着窗外——文昌巷的夜安安静静，巷口有卖蛎饼的梆子声，远处海涛沉沉，像大地的鼾。可在这安稳的市声底下，他这七日已经摸到了三根绷紧的弦：一桩没有大潮的“海难”，一户没人敢深谈的人家，和一间伙计眼神像哨兵的票号分号。
海晏城这锅水，面上比望川平静得多。
锅底的泡，也压得比望川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