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下了三天三夜，到第四天早晨才停。
依萍推开门时，整个世界都变了样。屋檐下垂着尺把长的冰凌，在晨光里闪着透明的光。院子里的积雪没过小腿，踩上去软软的，陷下去，发出咯吱的声响。远处的田野、山峦都白了，白得干净，白得安静，白得像一张还没落笔的宣纸。
她拿着扫帚开始扫雪。从门口扫到院中，从院中扫到路边。扫帚划过雪地，发出沙沙的声音，在寂静的早晨格外清晰。扫了一会儿，身上就热了，呼出的白气在眼前升腾、消散。
春妮也出来了，拿着铁锹，笑嘻嘻的：“陆同志，咱们比赛，看谁先扫到村口！”
“好！”依萍加快了速度。
两人一前一后，扫雪声此起彼伏。路上渐渐有了人——王大爷在扫自家门前的雪，二柱带着民兵在清理村中主路，几个孩子在雪地里打滚，被大人笑着骂开。炊烟从各家屋顶升起，在白色的世界里画出一缕缕青灰的线。
扫到村口时，两人都累了，靠在老槐树上喘气。老槐树的枝条被雪压弯了，但树干还直直地立着，像一个披着白袍的老人。
“陆同志，”春妮忽然说，“周干事的信，该来了吧？”
依萍算了算日子：“快了。上次的信是十八号发的，今天二十三，应该就在这几天。”
“不知道前线怎么样。”春妮望着远处，“天这么冷，战士们受得了吗？”
“他们能受得了。”依萍说，“有信念的人，不怕冷。”
话音刚落，远处传来马蹄声。两人转头看去，一匹马从雪道上奔驰而来，马上的人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帽子压得很低。到了村口，勒住马，翻身下来，是交通员老陈。
“陆同志！”老陈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周干事的，刚到！”
依萍接过信，心跳加快。信比上次厚，信封也脏些，像是路上经历了风雨。她道了谢，和春妮一起往回走，边走边拆。
信纸有好几页，字迹有些潦草，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
“依萍：见字如面。这封信是在战壕里写的，借着一点雪光。我们刚打了一场硬仗，击退了鬼子的进攻。我一切都好，只是手冻僵了，写字慢，你多担待。”
“三天前，鬼子一个大队来扫荡，想拔掉咱们这个据点。咱们一个营，守了三天两夜。战斗很激烈，但战士们很英勇。我跟着突击队上了一次前沿，拍了十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个小战士冲锋前的瞬间——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然后转身冲进弹雨里。那笑容，我永远忘不了。”
“战斗结束后，我去找那个小战士。他已经牺牲了，躺在雪地里，身上盖着一层薄薄的雪。脸上还留着那个笑容——不是痛苦的，是很平静的，像完成了什么心愿。他叫李小虎，才十七岁，参军不到半年。”
“依萍，我拍了那张照片。虽然很残忍，但我觉得应该拍。让后人知道，有个十七岁的孩子，在1941年的冬天，用他的笑容和生命，保护了这片土地。他的名字应该被记住，他的笑容应该被看见。”
“战斗还在继续，明天可能还有更激烈的。但我不怕。因为我知道，在后方，有你在，有你们在，有千千万万个像李大娘、王大爷一样的人在支持我们。这就够了。”
“随信寄上几张照片。一张是战壕里的战士们，一张是雪地行军的队伍，一张是那个小战士的遗容——如果你觉得不合适，可以不发表。但我希望你看看他，记住他。”
“天冷，保重。帮我问候大家。盼信。”
“周明 十一月廿五日于前线”
信的最后，有一行小字，像是后来补的：“刚才收到你十九号的回信。读着你的信，就像看到根据地的一切。安心了。”
依萍读完信，手有些抖。她看着随信寄来的照片——战壕里，战士们裹着单薄的棉衣，挤在一起取暖，脸上有笑，有疲惫，有坚定。雪地行军，长长的队伍在白色的大地上蜿蜒，像一条黑色的河流。最后一张，是那个十七岁的小战士。
他躺在雪地里，身上落了一层薄雪。闭着眼，嘴角微微上扬，真的留着那个笑容。很年轻，年轻得像个孩子。
依萍的眼泪掉下来，滴在照片上。她赶紧擦去，怕弄湿了这珍贵的影像。
春妮在旁边，也哭了：“他才十七岁……比我还小……”
“他会活着的。”依萍说，“活在咱们的记忆里，活在咱们的文字里，活在咱们的报纸里。”
她站起来，擦干眼泪：“走，去找林团长。周明拍的照片，要让大家看到。”
林雪看了照片，沉默了很久。她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这些照片，比任何宣传都有力量。让战士们看到，让群众看到，让所有人都知道，前线在发生什么，年轻人在为什么牺牲。”
《生根报》决定出一期特刊，专门报道前线战况，配上周明拍的照片。依萍和沈文心连夜写稿，小赵负责排版，二柱学着冲洗照片的复制件。周明不在，但他的照片和文字，成了连接前线与后方的桥梁。
特刊的标题，依萍想了很久。最后定的是：《他们，在雪中战斗——前线通讯》。开篇语是她写的：
“当你在温暖的屋里读这份报纸时，请想一想：在几百里外，在冰天雪地的战场上，有一群年轻人，正用血肉之躯，守护着这片土地。”
“他们和你一样，会冷，会饿，会怕。但他们没有退。因为他们知道，身后是家园，是亲人，是千千万万个你我。”
“我们把这些照片和文字送到你面前，不是为了让你难过，而是为了让你知道：你的每一粒公粮，每一双军鞋，每一声问候，都变成了他们战斗的力量。”
“他们，在雪中战斗。我们，在后方支持。这是1941年的冬天，这是我们的中国。”
特刊印出来那天，祠堂里又围满了人。识字的人念，不识字的人听。念到李小虎的故事时，很多人哭了。王大爷蹲在墙角，烟袋熄了都不知道。李大娘抹着眼泪，喃喃地说：“还是个孩子啊……这么小……”
二柱看着那张李小虎的照片，很久没说话。然后他站起来，对林雪说：“林团长，我想参军。”
林雪看着他：“你想好了？”
“想好了。”二柱说，“我哥在江南，牺牲了。我要替他打鬼子，替李小虎打鬼子。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
“你爹同意吗？”
“我爹……”二柱低下头，“我会跟他说。”
晚上，二柱的爹来了。那个沉默寡言的老汉，在文工团门口站了很久。依萍请他进来，他摇摇头，只说了句：“让他去吧。打鬼子，光荣。”
二柱站在旁边，眼眶红了。他爹转身要走，又停住，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递给二柱：“这是你娘留下的，一直没舍得给你。你带着，保平安。”
布包里是一块玉佩，小小的，用红绳系着。二柱接过来，握在手心，扑通跪下，给爹磕了三个头。
老汉扶起他，拍拍他的肩，走了。背影在雪地里渐渐模糊，但走得稳稳的。
二柱参军的事很快定了。三天后出发，去县里报到，然后随部队开拔。文工团的人给他饯行，春妮哭了，沈文心眼睛红了，小赵送了他一张画——画的是二柱巡逻的样子，站在雪地里，端着枪，眼睛亮亮的。
依萍送了他一个新笔记本：“到了部队，记日记。把每天的事都记下来。等回来时，给咱们看。”
“陆同志，我……我不太会写字。”
“练。周干事刚开始拍照时，也不会。现在拍得多好。”依萍说，“有心，就能学会。”
二柱用力点头。
出发那天，又是一个雪天。二柱穿着新发的军装，背着行李，站在村口。他爹没来送——说不来，其实站在自家门口，远远地看着。李大娘、王大爷、春妮娘都来了，塞给他鸡蛋、炒黄豆、鞋垫。
“二柱，好好打鬼子，早点回来！”
“二柱哥，等你回来教我们打枪！”
“二柱，保重！”
二柱一一告别，最后走到依萍面前，敬了个不标准的军礼：“陆同志，谢谢你。我走了。”
“保重。”依萍说，“记住，活着回来。你答应周干事的，还要给他看你拍的照片。”
“我记得。”
二柱转身，跟着来接他的战士走了。雪地上留下一串脚印，很快又被新雪覆盖。
送走二柱，依萍和沈文心往回走。雪还在下，不大，细细的，像老天在叹息。
“陆同志，”沈文心说，“这仗，什么时候能打完？”
“快了。”依萍望着迷蒙的前方，“有这么多人前赴后继，一定会赢。”
“可是……”沈文心声音低下去，“可是每次有人走，心里都难受。”
“难受就对了。”依萍说，“因为咱们是人，不是石头。难受说明有感情，有牵挂。但难受之后，还要继续工作。因为前线的人在流血，咱们后方的每一分努力，都可能变成他们生存的希望。”
回到文工团，依萍在油灯下开始写新的文章。写二柱参军，写二柱爹送玉佩，写那个沉默的背影。写李小虎，写那些在雪中战斗的年轻人。写这个冬天的寒冷和温暖，牺牲和希望。
她写着写着，眼泪掉下来，滴在稿纸上。但她没有停，继续写，用力写。因为她知道，这些文字，会变成《生根报》上的铅字，会变成群众口中的故事，会变成支撑人们坚持下去的力量。
写完最后一个字，她放下笔，走到窗前。雪停了，月亮出来了，清冷的光照着白茫茫的大地。远处，隐隐约约有狗吠声，是民兵在巡逻。
她拿出周明的那只雌木鸟，握在手心。木鸟凉凉的，但握久了，就有了温度。
“周明，”她轻声说，“你在前线，一定要好好的。我会在这里，一直等，一直记，一直写。”
月光照在她脸上，安详而坚定。
屋里，炭火正红，噼啪作响，像在回应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