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走后的第三天，第一场雪落了下来。
雪不大，细碎的，像盐粒，在灰蒙蒙的天空中飘洒。依萍站在窗前，看着雪花落在窗台上，很快化成一滴小小的水珠。屋里冷，但她没有生火，就那么站着，看雪，想心事。
那天的分别她没有去送。不是不想，是怕。怕自己一看到周明的背影，就会忍不住拉住他；怕自己的眼泪会让他走得不安。所以她只是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远远地看着那支小小的队伍消失在晨雾里。周明没有回头——她知道他是故意的，故意不回头，让分离显得决绝些。
“陆同志。”沈文心推门进来，端着一碗热粥，“吃饭了。”
依萍转过身，接过碗。粥是玉米碴子煮的，稠稠的，冒着热气。她喝了一口，烫，但暖。
“刚才二柱来了。”沈文心在床边坐下，“他说他用周干事教的方法拍了几张照片，让你给看看。”
“好，一会儿我去看。”依萍又喝了一口粥，“群众来稿整理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这次有十几篇，李大娘也写了一段，写她学会写名字后，给儿子写了第一封信。”
“李大娘会写信了？”依萍有些惊喜。
“嗯，就几句话，但意思到了。她说：‘铁柱，娘会写字了。你好好的，娘等你回家。’”沈文心顿了顿，“陆同志，你说，这样的信，铁柱能收到吗？”
“能。”依萍肯定地说，“虽然交通不便，但总会收到的。就算收不到，李大娘写出来了，心里就舒坦了。”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窗外雪还在下，沙沙的，像春蚕吃桑叶。
“陆同志，”沈文心忽然说，“周干事走了，你心里……难受吧？”
依萍没有回答。她看着窗外的雪，很久才说：“难受，但也能承受。因为这个时代，谁心里没有难受的事？李大娘等儿子，春妮等爹，二柱等他哥……比起来，我这点难受，不算什么。”
“可你和他……”
“我们有自己的约定。”依萍转过头，看着沈文心，“说好了，等战争结束，一起生活，一起工作。这约定，就是我们各自坚持下去的力量。”
沈文心点点头。她想起自己，想起那些在战火中离散的家庭，想起那些不知道还能不能重逢的恋人。在这个年代，等待是常态，坚守是选择。
“好了，不说这些了。”依萍喝完粥，放下碗，“去看看二柱拍的照片。”
二柱在民兵队部的空房里布置了个简易暗房。其实就是把窗户用黑布蒙上，点上盏红油灯。周明走之前，给他留下了几盒胶卷和一些冲洗药水，够他用一阵子的。
依萍进去时，二柱正在灯下看照片。看见她，赶紧站起来：“陆同志，你来了。你看，这是我拍的。”
照片用夹子晾在一根绳子上，湿漉漉的，散发着药水的味道。依萍一张张看过去——有民兵训练的场景，有群众扫雪的镜头，有李大娘坐在炕上纳鞋底的侧影。构图还不成熟，有些模糊，但能看出拍摄者的用心。
“这张好。”依萍指着李大娘纳鞋底的那张，“光线用得好，把大娘手上的老茧都照出来了。而且她那个表情，很专注，很认真。”
二柱有些不好意思：“周干事说，拍人最重要的是拍眼神。我让李大娘想她儿子，她就这个表情了。”
“周干事说得对。”依萍说，“你悟性好，多拍，会越来越好的。”
得到肯定，二柱高兴得像孩子：“那我再练练，等周干事回来，让他看看。”
“他回来时，你一定是好摄影师了。”依萍说。
从民兵队出来，雪停了。地上积了薄薄一层白，踩上去咯吱咯吱响。空气清冽，吸进肺里，有点刺痛。依萍紧了紧棉袄，往祠堂走——今天识字班有课，沈文心去教了，她也想去看看。
祠堂里生了两个火盆，暖融融的。二十几个妇女围坐在一起，人手一块小石板，正在写字。沈文心站在前面，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雪”字。
“这个字念‘雪’。”沈文心说，“咱们今天下了今年第一场雪。雪是白色的，冰冰的，但化了之后能浇地，来年庄稼长得好。”
妇女们跟着念，跟着写。冬梅写得很认真，一笔一划；春妮娘眼睛花了，把字写得很大，占满整块石板；李大娘手抖，但努力稳住，把“雪”字写得端端正正。
依萍悄悄坐在最后面，看着这些妇女。她们的脸在火光中忽明忽暗，表情专注。手上都有厚茧，但握着石板的姿势很虔诚。她们知道，认字不只是认字，是打开一扇门，通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课后，沈文心被妇女们围住，问这问那。依萍帮着收拾黑板和粉笔。春妮走过来，拉着她到一边：“陆同志，有件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
“我想……我想入党。”春妮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这半年多，我跟着你，跟着周干事，学了很多。我知道共产党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老百姓拥护。我也想成为其中一员。”
依萍看着春妮。这个十九岁的姑娘，刚来文工团时还只会唱歌，现在会写文章，会组织活动，会思考问题了。她的成长，依萍看在眼里。
“你考虑好了？”依萍问。
“考虑好了。”春妮点头，“我想为党工作，为群众服务。我想像你一样，用歌声鼓舞人，用行动帮助人。”
依萍握住她的手：“好。我支持你。入党的程序和要求，林团长会跟你谈。但你要记住，入党不是为了荣耀，是为了担子更重，责任更大。”
“我知道。”春妮眼眶有些湿，“陆同志，谢谢你。”
“谢我做什么，是你自己的选择。”
晚上，依萍去找林雪，汇报了春妮的想法。林雪听了，点点头：“春妮这姑娘，确实进步很快。她出身贫苦，根正苗红，工作积极，群众关系好。入党条件基本具备。”
“那什么时候……”
“不急，要按程序走。”林雪说，“先让她写入党申请书，然后找她谈话，了解她的思想认识。还要考察一段时间。但方向是对的，可以培养。”
从林雪那里出来，依萍又去了李大娘家。李大娘最近身体不太好，腿疼，走路困难。依萍隔几天就去看一次，送点吃的，陪她说说话。
李大娘正在灯下做针线。看见依萍进来，赶紧招呼：“陆同志，快坐，炕上暖和。”
依萍坐下，看了看她手里的活计：“大娘，做鞋呢？”
“嗯，给铁柱做的。”李大娘把鞋底举起来给依萍看，“他脚大，四十二码的。前线的鞋费，走山路，磨得快。多做几双，托人捎去。”
依萍摸着那双鞋底。针脚细密，纳得结结实实，每一针都是母亲的牵挂。
“大娘，您给铁柱写信了吗？”依萍问。
“写了，沈同志帮我写的。”李大娘说，“我不会写几句，就说‘娘会认字了，娘给你做鞋，娘等你回家’。也不知他能不能收到。”
“能。”依萍握住李大娘粗糙的手，“您的心意，铁柱一定能感受到。”
李大娘眼眶有些湿，但没让眼泪掉下来。她擦了擦眼角，继续纳鞋底：“陆同志，你说，这仗什么时候能打完？”
依萍沉默了一会儿：“快了。咱们坚持住，鬼子就快被打跑了。”
“那我就坚持着。”李大娘说，“等铁柱回来，我要给他看看，娘会写字了，娘还活着，娘给他做了好多双鞋。”
从李大娘家出来，天已经黑透了。雪又下起来，比白天大些，一片一片，在昏黄的灯光下翻飞。依萍踩着雪往回走，脚下的咯吱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走到文工团门口时，她停住了。门口站着一个人，打着伞，是二柱。
“二柱？这么晚了，有事？”
二柱走过来，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陆同志，交通员刚送来的。周干事的信。”
依萍的心跳快了。她接过信，信封上的字迹是周明的，有些潦草，但一眼就能认出。她道了谢，快步进屋，在油灯下拆开。
信很短，只有一页纸：
“依萍：见字如面。我已安全抵达部队，现在某团政治处工作。部队正在休整，很快会有行动。这里一切安好，勿念。”
“随信寄上刚拍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我住的窑洞，一张是战士们在雪地训练的场景。他们听说根据地有图片展，很兴奋，让我代他们向后方群众问好。”
“这里很冷，比延安还冷。但战士们热情很高，都说要练好本领，多杀鬼子。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训练，口号声震天响。我在旁边看着，常常被感动。这些年轻人，本该在家种地、读书、娶媳妇，却为了国家，来到这冰天雪地，随时准备牺牲。”
“依萍，我在这里，每天都能感受到战士们的纯粹和坚韧。他们让我更坚定了记录的意义——为这些人留影，让后人知道，在1941年的冬天，有一群中国人，这样战斗过，这样活过。”
“你在后方也要保重。天冷了，多穿衣服，别冻着。工作是做不完的，身体要紧。帮我问候文心、春妮、二柱他们。告诉大家，我很好，别担心。”
“木鸟我随身带着，夜里想你就拿出来看看。等胜利了，让它们团圆。”
“盼信。周明 十一月十八日夜于前线。”
信里夹着两张照片。一张是简陋的窑洞，土墙，木门，窗纸破了，用草堵着。另一张是战士们在雪地训练的场景——十几个人，穿着单薄的棉衣，端着枪，在雪地里匍匐前进。雪花落在他们身上，脸上，但没人停下。
依萍看着照片，看了很久。那些年轻的面孔，在风雪中显得格外坚毅。他们和周明一样，正在为这个国家流血流汗。
她把信小心折好，和那两只木鸟放在一起——雌鸟在桌上，雄鸟的照片在信里。隔着千山万水，但它们也算团聚了。
窗外，雪还在下。屋里，油灯的光温暖而安宁。
依萍铺开信纸，开始写回信。写二柱的照片进步了，写春妮要入党了，写李大娘给儿子做鞋，写识字班的妇女们学会了写“雪”字。写根据地的冬天虽然冷，但人心是暖的。
她写得很慢，很细，想把这里的一切都告诉他。让他知道，后方的人们，也在战斗，也在坚持，也在等待。
写到最后，她加了一句：“木鸟我天天看，它陪着我。等你回来，让它们真正团圆。”
写完后，她把信折好，放进信封。明天交给交通员，又要开始漫长的等待。
但她不怕等待。因为知道等的是什么——等一个光明的未来，等一个可以并肩同行的伴侣，等一个让所有分离都有意义的新中国。
她吹熄油灯，躺在床上。月光从窗户照进来，雪光映着，屋里半明半暗。她握着那只雌木鸟，闭上了眼睛。
梦里，她看见春天来了，雪化了，周明回来了。他们一起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阳光很好，照在两人身上，暖暖的。
远处，孩子们在奔跑，笑声清脆。
新的一天，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