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展定在立冬那天。
日子是王大爷选的：“立冬，万物收藏。咱们办展览，把一年的收成——不光是粮食，还有精神上的收成——也收藏起来，给大家看看。”
布展的最后几天，文工团所有人都泡在祠堂里。周明负责照片的排列和灯光，依萍写文字说明，沈文心和春妮制作展板，小赵画装饰花边，二柱带人搬桌椅、挂横幅。连王大爷、李大娘这些群众代表也来帮忙，擦玻璃，扫地，把祠堂里外收拾得干干净净。
依萍写的文字说明很简洁，每张照片下面只有两三行字，但力求准确生动。王大爷翻地的照片下面写：“王有福，六十二岁，种地五十年。他说：‘地不骗人，你流多少汗，它就给你多少粮。’”春妮教歌的照片下面写：“李春妮，十九岁，文工团员。她说：‘歌声能驱散黑暗，能给心里点亮一盏灯。’”
最费心思的是展览的序言和结束语。序言是周明写的，不长，但很有力量：
“这里没有英雄传奇，没有宏大叙事。只有普通人在不普通的年代里，如何劳动，如何学习，如何互助，如何坚守。”
“这些照片记录的是江北根据地一个普通村庄的日常生活。但正是这千千万万个‘普通’，构成了抗战最坚实的后方，民族最坚韧的脊梁。”
“谨以此展，致敬每一个在苦难中依然微笑，在黑暗中依然播种光明的中国人。”
结束语是依萍写的，更感性些：
“当你看到这些照片时，请记住：每一张笑脸背后，都有泪水的痕迹；每一个挺直的脊梁，都曾负重前行；每一个看似平常的瞬间，都是无数人用坚持换来的。”
“战争还没有结束，冬天已经来临。但你看——孩子们还在玩耍，妇女还在识字，老人还在劳作，民兵还在训练。生活还在继续，希望还在生长。”
“春天会来的。而我们，会一直在这里，记录，等待，耕耘。”
写完后，她拿给周明看。周明读着，眼神柔和：“写得好。特别是最后一句——‘我们会一直在这里’，有力量，有温度。”
“是你先写‘致敬每一个中国人’的。”依萍说，“你定了基调，我跟着写。”
“咱们配合得好。”周明笑了，“就像拍照和写稿，一个用图像说话，一个用文字说话，合起来就是完整的故事。”
布展的最后那个晚上，所有工作都完成了。祠堂里安静下来，只有挂在墙上的煤油灯发出柔和的光，照着墙上一张张照片。光与影在照片上交错，那些定格的瞬间仿佛活了过来——你能想象王大爷挥锄的力度，春妮唱歌时的气息，李大娘写字时的专注。
依萍和周明站在祠堂门口，看着这个他们共同完成的作品。夜风很凉，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得墙上的照片轻轻晃动，像在呼吸。
“真不容易。”依萍轻声说。
“是啊。”周明说，“从春天到现在，大半年了。咱们记录了很多，也改变了很多。”
“你觉得，群众会喜欢吗？”
“会。”周明肯定地说，“因为这就是他们自己。”
两人锁好祠堂门，往住处走。月光很好，把小路照得亮堂堂的。路两旁的树都秃了，枝条在月光下像一幅淡墨画。远处传来狗吠声，几声之后，复归寂静。
“依萍，”周明忽然说，“明天开展后，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什么事？”
“我想申请去前线。”周明说得很平静，“不是战斗部队，是随军记者。拍战士们的真实生活，写战地报道。”
依萍的脚步停住了。她转过头，在月光下看着周明。他的脸一半在光里，一半在影里，表情很认真，不是一时冲动。
“为什么突然……”
“不是突然。”周明说，“在延安时就有这个想法。学习结束了，该到更艰苦的地方去实践。而且，咱们这里的宣传工作已经走上正轨，有你和文心在，我能放心。”
依萍的心沉了下去。周明刚回来一个多月，又要走。而且这次是去前线，比延安更远，更危险。
但她知道，周明说得对。作为记者，前线是最能记录真实的地方。作为革命者，最艰苦的地方最需要人。
“你想好了？”她问，声音有些哑。
“想好了。”周明说，“但我需要你的支持。”
月光下，两人的影子拖得很长，在泥土路上交织在一起。依萍沉默了很久，久到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的，像在敲鼓。
“我支持你。”她终于说，“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活着回来。”
“我答应。”周明握住她的手，“我会每个月写信，寄照片。等战争结束了，咱们一起整理这些资料，办更大的展览，出书，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是怎么打赢这场战争的。”
手很凉，但握在一起，就有了温度。依萍感到眼睛有些湿，但她忍住了。这个时候，不能哭。要坚强，像照片上那些面对苦难依然微笑的人们一样坚强。
“什么时候走？”
“等展览结束，向组织汇报。大概……月底吧。”
还有二十多天。依萍在心里数着。二十多天，很短，但也很长。短到不够说完所有的话，长到每一天都会是倒计时。
“那这二十天，咱们把能做的都做了。”她说，“把展览办好，把报纸做好，把该教的都教给文心和春妮她们。”
“好。”周明点头，“还有，我想在走之前，把摄影技术教给二柱。他悟性好，又踏实，能接我的班。”
“二柱能行吗？他不识字。”
“可以学。而且摄影最重要的是眼睛和心，不是文字。”周明说，“我在延安见过不识字的农民拍出好照片，因为他们最懂生活。”
两人继续往前走。依萍的手还握在周明手里，她没有抽回。夜很静，静得能听见脚踩在落叶上的沙沙声，像时间在流逝。
第二天，图片展正式开放。
立冬日，天晴得出奇。阳光金灿灿的，透过祠堂的窗户照进来，在照片上跳跃。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不仅是本村，邻近几个村子的人也来了。祠堂里挤得满满当当，人们在一张张照片前驻足，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看，这是我！”
“这张是咱们识字班！”
“王大爷这张照得真精神！”
李大娘站在自己的照片前——那是她第一次写出自己名字时的抓拍，手还抖着，但笑容灿烂。她看了很久，抹了抹眼睛：“丑死了……还登出来。”
旁边的妇女们笑：“大娘，哪里丑，好看着呢！你看这笑容，多真！”
王大爷的照片前围的人最多。他不好意思地蹲在墙角抽烟，听着人们夸他：“王大爷真是咱们的榜样！”“这地翻得，一看就是老把式！”
孩子们对二柱训练的照片最感兴趣，模仿着照片上的动作，比划着，笑闹着。二柱红着脸，想制止他们，却被周明拦住了：“让他们玩。这说明照片打动人。”
周明和依萍在展厅里走来走去，解答问题，听取意见。很多人问：“这照片怎么拍的？”“能教教我们吗？”“下次能不能拍我们村？”
沈文心拿着小本子，记录观众的反应。她发现，群众对照片的解读往往比文字说明更丰富。比如一张妇女们纳鞋底的照片，依萍写的说明是“妇女支前，一针一线总关情”。但一个老大娘看了却说：“你看这针脚，多密。纳鞋底不能急，一针是一针，就像过日子，一天是一天。”
多好的解读。沈文心赶紧记下来。
展览从早开到晚，人流不断。晚上点起煤油灯，又有一批人来看——是白天劳动没空来的。灯火下的照片，另有一番韵味，那些笑脸在昏黄的光里，显得格外温暖。
连续展出了三天。每天都是人头攒动，反响热烈。县里派人来看了，很满意，说要推广这个形式。其他根据地的代表也来了，有的还提出交换照片，互相学习。
第三天傍晚，展览快结束时，来了几个特殊的人——是国统区来的，穿着便装，但气质明显不同。他们看得很仔细，每张照片都停留很久，还拿出小本子记着什么。
周明注意到了，走过去：“同志，你们是……”
为首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戴眼镜，很斯文：“我们是重庆《中央日报》的记者，听说这里办图片展，来看看。”
《中央日报》，国民党官方报纸。周明心里一紧，但脸上很平静：“欢迎。有什么问题吗？”
“这些照片……都是你们自己拍的？”记者问。
“是的。我是摄影师，也是这里的宣传干事。”
记者打量着周明：“拍得不错。很……真实。”
这个“真实”说得意味深长。周明听出了弦外之音——国民党那边的宣传，往往是美化过的，摆拍的。而这里的照片，太真实了，真实到有些“不体面”：破旧的衣服，简陋的环境，粗糙的双手。
“我们只记录真实。”周明说，“抗战是艰苦的，根据地是困难的，但人民是坚强的。这就是真实。”
记者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他们又看了一会儿，走了。
沈文心有些担心：“周干事，他们会不会做文章？”
“让他们做。”周明说，“真实的东西，不怕人看。而且，他们越是想抹黑，越说明咱们做对了。”
展览结束后，周明开始教二柱摄影。从最基础的开始——怎么拿相机，怎么对焦，怎么用光。二柱学得很认真，虽然不识字，但悟性高，很快就掌握了基本技巧。
“摄影最重要的是什么？”周明问。
二柱想了想：“把人和事照清楚？”
“不止。”周明说，“是要照出‘魂’。一个人的魂，一件事的魂，一个时代的魂。你看这张，”他拿起王大爷的照片，“为什么打动人？因为照出了王大爷对土地的感情，那种一辈子的相依为命。”
二柱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你拍的时候，不要想‘我在拍照’，要想‘我在看’。看这个人的眼睛，看这件事的关键瞬间，看这个时代的真实面貌。看懂了，再按快门。”
依萍在旁边听着，觉得周明说得真好。摄影和写作一样，都是观察和理解的功夫。
除了教摄影，周明也开始整理要带走的资料。他把这半年拍的所有底片都冲洗了两份，一份留下，一份带走。照片也分类整理，贴上标签：生产、学习、民兵、妇女、儿童……
依萍帮他整理文字资料。两人在灯下工作到深夜，一张张照片，一篇篇文章，都是这大半年的心血。
“这张是春耕时拍的。”周明拿起一张照片，“你看，王大爷弯腰的弧度，多美。像一张弓，蓄满了力。”
“这张是扫荡后拍的。”依萍指着一张废墟的照片，“当时看着真难受，但现在看，废墟上已经长出了草。”
“时间能治愈很多，但记录能让治愈的过程被看见。”周明说。
整理到李大娘识字的那张照片时，依萍停下笔：“周明，你去前线后，要多写信。不光是给我，也给文心、春妮她们。她们把你当老师，当哥哥。”
“我会的。”周明说，“每到一个地方，我都拍照片，写见闻，寄回来。你们可以登在《生根报》上，让群众了解前线。”
“那会很危险吧？前线信件不好寄。”
“再危险也要寄。”周明坚定地说，“信息就是力量。后方知道前线在干什么，才有方向；前线知道后方在支持，才有力量。”
依萍点点头。她相信周明能做到。就像相信春天一定会来。
离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周明开始收拾行装。相机，胶卷，笔记本，笔，还有那两只木鸟——他带走雄鸟，雌鸟留给依萍。
“等战争结束了，让它们团圆。”他说。
依萍收下雌鸟，握在手心：“我等着。”
出发前一天，文工团开了欢送会。大家都很舍不得，但也都支持周明的决定。春妮哭得最厉害：“周干事，你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回来……”
“我会回来的。”周明拍拍她的肩，“等我回来，听你唱新歌。”
沈文心送他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着：“为历史留真，为苍生立言。”
王大爷送他一双新纳的鞋垫：“周干事，路远，垫着舒服。”
李大娘送他一包炒黄豆：“路上饿了好吃。”
二柱没送东西，只是用力握了握周明的手：“周干事，你放心去。拍照的事，我学着。等你回来，看我拍得怎么样。”
林雪代表组织讲话：“周明同志去前线，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也是他个人追求。我们支持他，也等着他凯旋。同时，我们后方的工作要继续，而且要做得更好，不让前线的同志分心。”
最后轮到依萍。她站起来，看着周明，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最后只说了一句：“保重。”
“保重。”周明说。
两人对视，目光里有太多说不出口的话。但在场的每个人都懂了——那不是儿女情长，是同志情深，是志同道合的人在命运交叉口的相互托付。
欢送会结束后，依萍和周明最后离开。还是那条小路，还是那个月亮，但心境完全不同了。
“明天几点走？”依萍问。
“天不亮就走，交通队来接。”周明说，“你别送，我怕……怕难受。”
“嗯。”
两人在依萍住处门口停下。月光下，周明的脸有些模糊，但眼神很亮。
“依萍，”他说，“等我回来，咱们一起办一份真正的报纸。不只是根据地的，是全国的。把所有真实的故事都写出来，登出来。”
“好。”依萍说，“我等你。”
“还有，”周明顿了顿，“等战争结束了，咱们……咱们可以一起生活吗？不是同志，是爱人，是伴侣，一起记录这个新生的中国。”
这个问题来得突然，但又不突然。半年的分离，一个月的相聚，让彼此都明白了心意。在这个朝不保夕的年代，有些话不能等。
依萍的眼泪终于掉下来。她点点头，用力地点头：“好。我等你回来，咱们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老去。”
周明笑了，笑容在月光下格外温暖。他伸出手，轻轻擦去依萍脸上的泪：“别哭。咱们都要坚强。为了那个未来，咱们都要好好活着。”
“嗯。”
两人没有拥抱，没有更亲密的举动。只是握了握手，很用力，像要把所有的承诺和期盼都握进这交握的手里。
“进去吧，外面冷。”周明说。
“你先走，我看着你走。”
周明点点头，转身走了。月光下，他的背影渐渐模糊，最后消失在拐角处。
依萍站在门口，很久没有动。手里还握着那只雌木鸟，木头温润，像还有周明的体温。
她知道，从明天起，又要开始漫长的等待。但这次等待不同了——有了明确的承诺，有了共同的未来。
她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月亮。月亮很圆，很亮，照着这片多灾多难但永不屈服的土地。
明天，周明就要去前线了。
而她，要在后方继续记录，继续等待，继续耕耘。
为了那个共同的未来。
为了那个光明的中国。
她转身进屋，吹熄油灯。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桌上投下一方银白。桌上摊着未写完的稿子，未整理完的照片，未完成的梦想。
但她知道，一切都会继续。
因为新声已起，展痕已留。
而她和周明，都是这时代长卷上的笔触——或浓或淡，或急或缓，但都在书写真实，都在指向光明。
她躺下，闭上眼睛。
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而她，还要继续她的战斗——用笔，用纸，用一颗永不屈服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