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回来的第三天，就投入了工作。
他没有要求休息，也没有适应的时间，放下行李就找林雪汇报延安学习情况，然后一头扎进文工团的办公室。那间修补过的茅屋里，现在又多了一张桌子——是王大爷连夜赶做的，粗糙但结实。两张桌子并排放着，依萍的在左，周明的在右，中间留了道窄窄的过道，刚好容一个人侧身走过。
早晨的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两桌之间的地面上切出一道明暗分界线。依萍在这头整理群众来稿，周明在那头翻阅带回来的延安资料。两人偶尔抬头，目光相碰，微微一笑，又各自低头工作。
沈文心端着早饭进来时，看见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她站在门口愣了片刻，然后笑了：“周干事，陆同志，吃饭了。”
两人这才从工作中抬起头。早饭是玉米粥和咸菜，还有两个煮鸡蛋——是春妮娘特意送来的，说周明刚回来，要补补。
“谢谢文心。”周明接过碗，“你们先吃，我再看一会儿。”
“周干事，你也别太拼。”沈文心说，“刚回来，总得适应适应。”
“不用适应。”周明翻着手里的《解放日报》合订本，“我在延安时，天天想的就是回来怎么工作。现在回来了，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
依萍放下笔，端起粥：“先吃饭吧。工作是做不完的。”
周明这才放下资料，接过粥碗。三人围坐在桌前，边吃边聊。
“周干事，延安的报纸真比咱们的好看吗？”沈文心问。
“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是方向更明确了。”周明说，“你看这篇文章，”他翻开一页，“写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没有空话，全是具体的人和事——王震旅长怎么带头开荒，战士怎么一边练兵一边种地，妇女怎么纺线织布。这种报道，群众爱看，也能学到东西。”
依萍凑过去看。文章确实写得好，语言朴实，细节生动，读起来像在听人拉家常。
“我们在培训班时，方老师也强调要写具体。”沈文心说，“但有时候写着写着，就容易写空。”
“所以要常下基层。”周明说，“延安的老师说，好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是走出来的、听出来的、干出来的。你只有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生活，才能写出他们真正的样子。”
“就像咱们的《生根报》。”依萍说，“群众来稿之所以打动人，就是因为那是他们的真心话。”
“对。”周明点头，“但还不够。咱们的报纸现在主要是记录，还缺引导。要告诉群众，咱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未来要往哪里去。这就是宣传的导向作用。”
吃完早饭，周明提出要开个会，讨论下一步宣传计划。林雪、文工团骨干、监督小组代表都来了，小小的办公室挤得满满当当。
周明先传达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特别是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他讲得很实在，没有照本宣科，而是结合江北根据地的实际。
“咱们这里，工农兵是谁？就是王大爷这样的农民，二柱这样的民兵，春妮娘这样的妇女，还有前线的八路军战士。”周明说，“为他们服务，就是写他们的事，说他们的话，解他们的惑，鼓他们的劲。”
他拿出在延安拍的几张照片，传给大家看。有战士开荒的，有妇女识字的，有儿童团站岗的。虽然是小尺寸的黑白照片，但人物鲜活，场景真实。
“咱们也可以拍这样的照片。”周明说，“配在报纸上，或者办个图片展。一张好照片，比一千个字还有力量。”
二柱拿起一张民兵训练的照片，眼睛发亮：“周干事，这个好！咱们民兵训练，也可以拍！”
“可以。”周明说，“不仅要拍训练，还要拍巡逻，拍生产，拍学习。把咱们根据地的生活全方位展现出来。”
沈文心指着妇女识字的照片：“这个我也想过。咱们识字班那么多感人的故事，可以用照片配合文字，做成系列报道。”
“好主意。”周明看向依萍，“依萍，你觉得呢？”
依萍一直在听，在思考。周明带回来的不仅是新的理念和方法，还有一种新的气象——更开阔，更自信，更有方向感。她感到自己的思路也被打开了。
“我觉得，咱们可以定几个重点。”她说，“一是生产报道，秋收刚过，冬播开始，这是群众最关心的事；二是民主建设，监督小组刚成立，这是新生事物，要跟踪报道；三是前线通讯，虽然咱们去不了前线，但可以通过采访军属、慰问伤员，间接反映前线情况。”
“还要加一个：典型人物。”周明补充，“每个领域都要树立典型——生产模范，学习标兵，支前先进，民兵英雄。用具体的人，带动一群人。”
讨论很热烈，每个人都发言。王大爷说生产的事他最清楚，可以带着周明下地；李大娘说军属的情况她了解，可以帮着采访；春妮说识字班的故事她来收集；二柱说民兵的训练他负责。
最后定下了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生根报》从月刊改为半月刊；增加“图片新闻”栏目；组织“典型人物”系列报道；筹备冬季文艺宣传活动。
散会后，周明和依萍留下整理会议记录。阳光已经移到屋子中央，明晃晃地照在桌上，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挨得很近。
“你觉得能行吗？”周明问。
“能。”依萍说，“大家热情很高，方向也对。就是……工作量更大了。”
“我帮你。”周明说，“咱们一起。”
依萍抬起头，看着周明。半年的时间，他确实变了——不是外貌，是那种从内而外的沉稳和笃定。延安的学习，让他更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战，用什么方式战。
“你在延安……很辛苦吧？”她轻声问。
“辛苦，但值得。”周明说，“每天学习、讨论、实践，像海绵一样吸收。有时晚上睡不着，就想，依萍在根据地，是不是也在挑灯夜战？这样一想，就不觉得累了。”
依萍的心被轻轻触动了。她低下头，整理桌上的稿纸：“我也经常想，如果你在，会怎么处理某个问题。”
“现在我在了。”周明的手覆在她的手上，“我们一起面对。”
手很温暖，带着延安的尘土和江北的秋风。依萍没有抽回手，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下午，两人开始第一次合作采访。对象是王大爷——既是生产模范，又是监督小组成员，典型性很强。
王大爷正在地里翻地，为冬播做准备。看见他们来，停下锄头，用袖子擦擦汗：“周干事，陆同志，怎么来地里了？”
“采访您。”周明掏出笔记本，“说说您怎么种地，怎么当监督小组成员。”
“这有啥好说的。”王大爷有些不好意思，“种地就是种地，监督就是监督。”
“就是这‘就是’里面，有大学问。”周明笑了，“您慢慢说，我们慢慢记。”
三人在地头坐下。周明拍照——王大爷扶锄休息的侧影，翻开的土地的特写，远处劳作的人群。依萍采访，问得很细：什么时候开始种地，遇到过什么困难，怎么克服的；监督小组怎么工作，遇到阻力怎么办，有什么体会。
王大爷起初说得简单，但慢慢打开了话匣子。他讲年轻时给地主当长工，吃不饱穿不暖；讲抗战爆发后分到土地，第一次为自己种地的激动；讲刘福贵事件后当监督小组成员，从不敢说话到敢提意见的心路历程。
“以前觉得，当官的事，老百姓少掺和。”王大爷说，“现在明白了，共产党不一样，就是要老百姓当家做主。监督小组不是跟干部过不去，是帮他们把事办好。就像种地，你看见苗长歪了，就得扶正，不然秋天没收成。”
很朴素的比喻，但很深刻。依萍飞快地记着，周明不停按快门。
采访完，夕阳已经西斜。金色的余晖洒在田野上，给一切都镀了层暖光。回村的路上，王大爷走在前面，佝偻但坚实的背影，像这片土地的脊梁。
“这样的老人，是咱们根据地的宝。”周明轻声说。
“是啊。”依萍说，“他们经历了太多苦难，所以更懂得珍惜，更愿意奋斗。”
“咱们的任务，就是让更多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
晚上，两人在油灯下整理采访材料。周明冲洗照片——用的是从延安带回来的简易设备，在暗房里忙活了两个时辰。出来时，手里拿着湿漉漉的照片，小心地夹在绳子上晾干。
依萍已经写好了初稿。周明读着，不时点头：“这里，可以加一句王大爷的原话——‘地不会骗人，你流多少汗，它就给你多少粮’。这句话很有哲理。”
“好，我加上。”
“照片我也选好了。”周明指着晾在绳子上的几张，“这张扶锄的做头图，这张翻地的特写配文字，这张远眺的放在结尾，象征希望。”
两人讨论到深夜。油灯的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两个身影时而分开，时而重叠，像在跳一种无声的舞蹈。
最后定稿时，依萍写下了标题：《土地与主人——老农王大爷的故事》。周明配的图片说明很简单：“王大爷在翻地”“王大爷查看土质”“王大爷眺望田野”。
“明天就可以发。”依萍放下笔，揉了揉酸痛的手腕。
“不急。”周明说，“再打磨打磨。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他拿起稿子，又读了一遍，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都很具体，很在点子上。依萍发现，周明的编辑眼光确实提高了，能看出文字背后的逻辑和情感。
改完稿，已经过了子夜。两人吹熄油灯，走到院子里。秋夜的星空格外高远，银河像一条发光的雾带，横贯天际。
“延安的星星也这么亮吗？”依萍问。
“亮，但不一样。”周明说，“延安在山沟里，星星好像离得近些。这里的星星……更疏朗，更清冷。”
“你喜欢哪里？”
“都喜欢。”周明转头看着她，“因为都有重要的人在。”
依萍的脸在夜色中微微发烫。她没有说话，只是仰头看着星空。
远处传来猫头鹰的叫声，凄清而悠长。更远处，是村庄沉睡的呼吸——偶尔的犬吠，婴孩的啼哭，守夜人的咳嗽。
一切都安静而有力，像这片土地本身。
“依萍，”周明轻声说，“在延安时，我常想一个问题：我们记录这些，为了什么？为了历史？为了后人？后来我想明白了——首先是为了现在。为了让现在的人们看到自己的样子，听到自己的声音，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战。”
“对。”依萍说，“记录不是怀旧，是唤醒，是凝聚，是推动。”
“所以我们做的事，很有意义。”周明说，“也许今天看，只是一篇文章，一张照片。但十年后，二十年后，这些就是历史的见证。后人会通过这些文字和影像，知道在1941年的中国，在江北的一个小村庄里，有这样一群人，这样生活过，斗争过，希望过。”
依萍深深吸了一口气。秋夜的空气清冽，带着霜的味道。她的心里却暖流涌动。
是啊，这就是意义。不是宏大的叙事，是具体的坚持；不是响亮的口号，是朴素的记录。用笔，用相机，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为这个时代留下真实的印记。
“周明，”她说，“我很高兴你回来了。”
“我也很高兴。”周明握住她的手，“以后的路，我们一起走。”
手很凉，但握在一起，就有了温度。
第二天，《土地与主人》在《生根报》上发表了。配着周明拍的照片，王大爷的故事显得格外真实感人。报纸贴出去后，墙报前又围满了人。
“这是我爹！”王大爷的孙子指着照片，骄傲地说。
“写得好，照得也好。”李大娘抹着眼睛，“王大哥这一辈子，不容易啊。”
“咱们都要像王大爷学习。”有人感慨。
反响比预期的还好。县里看到这期报纸，专门派人来要了几份，说要作为典型材料上报。其他村子也来取经，问怎么发现和宣传典型人物。
周明和依萍趁热打铁，又采访了几个典型——有识字班的冬梅，有民兵队的二柱，有支前模范春妮娘。每篇报道都配照片，每张照片都精心选择角度和光线。
《生根报》的影响越来越大。不仅根据地内部传阅，还通过地下交通线传到周边地区，甚至国统区也有流传。虽然纸张粗糙，印刷简陋，但内容的真实和力量，打动了很多人。
沈文心看着这些变化，感慨地说：“周干事回来，就像给咱们的工作加了台发动机。”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周明很谦虚，“我不过是带回来一些新思路。”
但依萍知道，周明的作用远不止“新思路”。他的专业素养，他的开阔视野，他的坚定信念，都给工作带来了质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他的回来，让她感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秋季的最后一场雨过后，冬天真的要来了。人们开始准备过冬，但文工团的工作却进入新的高潮——冬季文艺宣传要开始筹备了。
周明提出一个新想法：办一个“根据地生活图片展”，把半年多来拍的照片整理展出，配上简短的文字说明。地点就在祠堂，免费向群众开放。
“让群众看到他们自己的生活，看到根据地的变化，这本身就是最好的宣传。”周明说。
大家都赞成。于是又开始了新的忙碌——整理照片，写说明，设计展板，布置展厅。周明和依萍自然又是主力，每天忙到深夜。
布展的最后一天晚上，两人在祠堂里做最后的调整。几十张照片挂在墙上，从春耕到秋收，从识字班到民兵训练，从群众大会到监督小组讨论，像一幅长长的画卷，记录着这个村庄半年多来的点点滴滴。
周明站在展厅中央，环顾四周：“依萍，你看，这就是咱们的根据地。虽然小，但完整；虽然穷，但有力；虽然面临无数困难，但充满希望。”
依萍也看着这些照片。每一张她都熟悉，因为都凝聚着心血。春妮唱歌时仰起的脸，王大爷翻地时弯曲的背，李大娘写字时颤抖的手，二柱巡逻时警惕的眼神……一张张面孔，一个个瞬间，汇成了这个时代的缩影。
“真美。”她轻声说。
“是啊。”周明走到她身边，“不是因为拍得好，是因为生活本身美。这些普通人的坚韧、互助、希望，就是最美的风景。”
他转过头，看着依萍：“而咱们，有幸成为这风景的记录者。”
依萍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油灯的光在两人之间跳跃，在墙上投下长长的、交叠的影子。
她知道，前路还很长，冬天很冷，战争还在继续。但有这样的人在身边，有这样的工作在手上，有这样的信念在心里，她就无所畏惧。
新声已起，合流成河。
而这河流，必将奔向更广阔的海洋。
她伸出手，周明握住。两手相握，温暖而坚定。
窗外，北风起了，呼啸着掠过村庄，拍打着祠堂的窗棂。但祠堂里，灯火通明，照片上的每一张脸，都在微笑。
冬天来了。但春天，已经在这些笑容里，悄悄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