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贵被带走的第五天，村里开了群众大会。
会场设在打谷场上，正是秋收后，场子空了大半，只堆着些没打完的豆秸，在秋阳下泛着金褐的光。来的人比哪次都多，黑压压的一片，站着的，蹲着的，坐草捆上的，连祠堂的台阶上都挤满了人。没人说话，都仰着脸，看着场中央临时搭的主席台——其实就是两张桌子拼起来，铺了块红布。
依萍和沈文心坐在台侧，春妮、二柱、小赵她们在旁边。林雪站在台上，旁边是县里来的工作组同志，还有新选出来的村务委员——王大爷也在其中，穿着新浆洗的对襟褂子，有些不自在地搓着手。
“乡亲们，”林雪开口了，声音在秋日的空气里传得很远，“今天开这个会，要说三件事。第一，刘福贵的处理结果；第二，咱们村今后的村务怎么搞；第三，秋征工作怎么安排。”
场下一片寂静，只有风吹过豆秸的沙沙声。
“先说刘福贵。”林雪声音沉下来，“经上级审查，他贪污公粮事实清楚，数额较大，影响恶劣。决定开除公职，追缴全部非法所得，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阵低低的议论声。有人点头，有人叹气，也有人小声说：“该！”“可惜了，老革命……”
“我知道，有人觉得处分重了。”林雪环视全场，“但同志们想想，他贪的是什么？是公粮！是前线将士的口粮！是咱们大家勒紧裤腰带省出来的粮食！现在是什么时候？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他在后方动这样的心思，还有什么资格当干部？”
议论声停了。王大爷站起来，声音有些颤：“我……我说两句。刘福贵是我看着长大的，以前也是个好后生。可这些年，他变了。为什么变？权力大了，没人监督，就忘了本。这个教训，咱们都要记住——当干部不是享福，是服务；手中有权，更要小心。”
李大娘也在人群中站起来，拄着拐杖：“我也说两句。我看见了，没敢说，怕报复。这是我的错。陆同志说得对，坏人坏事，就要揭发。你不说，我不说，他就更猖狂。”
一个接一个，群众发言了。有说刘福贵以前怎么帮过自己的，有说他后来怎么摆架子的，有说发现账目不对时怎么犹豫的。七嘴八舌，但都指向一个共识：干部要监督，村务要公开。
依萍在台下听着，记着。沈文心也在记，笔尖沙沙响，像秋蚕食叶。
“好，大家说得很好。”林雪等议论稍停，接着说，“那咱们就说第二件事——今后村务怎么搞。工作组带来了新规定：村务公开，账目透明。公粮收多少，用多少，剩多少，每月公布；村干部干什么，怎么干，定期汇报；大事要事，群众讨论决定。”
她拿出一叠油印的文件：“这是《村务公开条例》，一会儿让识字的念给大家听。另外，咱们要成立村民监督小组，由群众推选，监督村务。大家说，行不行？”
“行！”回答声很响亮。
“那好，现在推选监督小组成员。每个人都可以提名，也可以自荐。”
会场热闹起来。有人提王大爷，有人提李大娘，还有人提依萍和沈文心——说她们有文化，敢说话。最后选了七个人：王大爷、李大娘、二柱、春妮，还有三个群众代表，有老有少，有男有女。
“第三件事，秋征。”林雪拿出另一份文件，“今年收成不错，但前线更困难。上级要求咱们多交公粮，支援前线。任务重，但必须完成。怎么完成？公平合理，多收多交，少收少交，困难户减免。具体方案，监督小组和村务委员一起定，定好了公布，大家监督执行。”
会开了一个上午。散会时，太阳已经升到头顶，明晃晃的，照得人睁不开眼。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去，还在议论：
“这样好，透明。”
“监督小组有咱们的人，放心。”
“秋征任务重啊，但为了前线，该交。”
依萍和沈文心帮着收拾会场。王大爷走过来，脸上的皱纹舒展了些：“陆同志，沈同志，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刘福贵的事还捂着呢。”
“是大爷您和群众的支持。”依萍说。
“我老了，有些事看不明白。”王大爷叹了口气，“以后你们多帮着把关。监督小组的事，我怕干不好。”
“您能行。”沈文心说，“您有威信，懂生产，又正直。监督就是要您这样的人。”
王大爷笑了，笑容里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回到文工团，林雪把依萍和沈文心叫到办公室：“有件事跟你们商量。县里要求，刘福贵案要在全县通报，作为反面教材。想让你们写篇详细的报道，发在《生根报》上，同时上报。”
“还写？”沈文心有些犹豫，“会不会……太尖锐了？毕竟是一个系统的干部。”
“就是要尖锐。”林雪说，“不痛不痒，起不到警示作用。但要注意写法——不是一味批判，要分析原因，总结教训，提出改进措施。这样对其他干部也有教育意义。”
依萍明白林雪的意思。报道要有建设性，不能只是揭丑。
“我们写。”她说。
接下任务，两人又开始忙碌。采访当事人，查阅资料，分析账目，梳理案件脉络。写得很慢，很慎重，每句话都反复斟酌。
写初稿那晚，秋雨又来了。不是夏天的暴雨，是秋天的绵雨，细细的，密密的，下得没完没了。油灯的光在雨夜里显得格外温暖，但也格外孤独。
沈文心写了一段，放下笔：“陆同志，我有时想，刘福贵这样的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他参加革命时，应该也有理想吧？”
“理想会褪色。”依萍说，“如果不经常擦拭的话。权力，利益，安逸，都是腐蚀剂。所以需要监督，需要批评，需要自我革命。”
“自我革命……”沈文心咀嚼这个词，“说得真好。一个人要不断战胜自己的弱点，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也要这样。否则就会变质。”
“对。”依萍点头，“所以咱们的报道，重点不在揭露一个人，在提醒一种现象，倡导一种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群众真正当家做主。”
“我懂了。”沈文心重新拿起笔，“那标题就叫……《让权力在阳光下——刘福贵案的警示与思考》？”
“好。”
雨声淅沥，笔声沙沙。稿子写到半夜才完成。依萍读了一遍，很满意。报道客观详实，分析入情入理，既揭露问题，又提出建议，完全符合林雪的要求。
第二天交给林雪，林雪看了也很满意：“就这样，发。不过……先发《生根报》，看看群众反应，再决定是否上报。”
新一期《生根报》出来后，反响比预想的还强烈。不仅本村，邻近几个村子也传阅了。有的干部看了脸红心跳，私下检查自己的账目；有的群众看了拍手称快，说“早该这样”；也有人说“太不留情面”“影响干部威信”。
王大爷拿着报纸，在监督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念了报道。念完后，他说：“大家都听到了。刘福贵怎么堕落的？就是没人监督，自己又放松了。咱们现在有了监督小组，不是跟谁过不去，是帮干部少犯错误，帮咱们村搞好。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
小组成员都点头。
第一次监督的内容是秋征方案。村务委员把方案拿出来，一条条解释：每亩地交多少，困难户怎么认定，减免多少，怎么评议。监督小组逐条讨论，提出意见——有的说某家虽然劳力少但地肥，不该全免；有的说孤寡老人应该多照顾。讨论很热烈，但都在理上。
最后形成的方案，比最初的更公平，更合理。公布后，群众基本没意见，秋征工作顺利开展。
依萍把监督小组的工作也写了报道，发在下一期《生根报》上。题目叫《阳光下的议事》，写监督小组怎么工作，怎么讨论，怎么达成共识。配了小赵画的插图——几个人围桌讨论，窗外阳光明媚。
这篇报道又引起反响。县里专门派人来总结经验，准备推广。其他村子也开始尝试成立监督小组，公开村务。
沈文心很兴奋：“陆同志，咱们的报纸，真的起作用了！”
“是群众的智慧起作用。”依萍说，“咱们只是记录和传播。”
秋深了。地里的庄稼收得差不多了，田野一片空旷，只有些晚熟的豆子还挂着枯黄的荚。天更高了，云更淡了，风里的凉意更重了。人们开始准备过冬——修房屋，储柴草，缝棉衣。
这时，周明的信又到了。
这次的信很短，但信息重要：“依萍：学习结束，分配去向已定——回江北！接信时我已在路上，估计十月初到。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事要做。盼见。周明。”
依萍读着这短短几行字，手有些抖。周明要回来了。分别大半年，他终于要回来了。
沈文心凑过来看，笑了：“陆同志，周干事要回来了？太好了！”
“是啊。”依萍把信小心折好，贴在胸口。心跳得很快，像要跳出来。
“那你得准备准备。”春妮也过来，挤眉弄眼，“这么久没见，可得好好说话。”
依萍脸红了：“准备什么，工作照常。”
话虽这么说，但她心里确实开始期待。期待见到周明，听他讲延安的故事，看他拍的新照片，还有……他说的那对新雕的木鸟。
接下来的几天，她工作时总有些走神。写稿时，会想起周明说“记录即抵抗”；采访时，会想起他拍照片的样子；晚上坐在油灯下，会拿出那只木鸟，想象另一只是什么样子。
沈文心看在眼里，偷偷笑，但很体贴地多承担些工作，让依萍有时间“准备”。
十月初的一天下午，依萍正在帮李大娘补棉袄——李大娘眼睛花了，针线活吃力。突然外面传来喧哗声，接着春妮冲进来：“陆同志！周干事回来了！”
依萍的手一颤，针扎了手指，冒出一滴血珠。但她顾不上，放下针线就往外跑。
村口果然围了一圈人。中间站着风尘仆仆的周明——黑了，瘦了，但更精神了，背挺得笔直，笑容灿烂。他正和围上来的群众握手、说话，看见依萍，眼睛一亮。
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依萍走过去，脚步有些轻，像踩在云上。
“依萍。”周明先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但很温暖。
“周明。”依萍也叫他，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只挤出两个字，“回来了。”
“回来了。”周明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这个，给你。”
布包里是两只木鸟，比之前那只雕得精致多了，羽毛纹理清晰，眼睛用墨点了，亮晶晶的。两只鸟依偎在一起，一只略大，一只略小。
“在延安雕的。”周明说，“晚上睡不着，就雕这个。雕坏了三对，这是最好的一对。”
依萍接过木鸟，握在手心。木头温润光滑，像有了生命。
“谢谢。”她说，“我很喜欢。”
围观的人发出善意的笑声。春妮起哄：“周干事，就带了这个？没带点延安的特产？”
“带了带了。”周明从背包里拿出几本书，“这是延安出的新书，还有《解放日报》的合订本。大家一起看。”
又拿出一个小纸包：“这是延安的红枣，给大家尝尝。”
大家分红枣，说说笑笑，热闹得像过年。依萍和周明站在人群外，看着这场景，相视而笑。
“这里变了。”周明说，“气氛不一样了。”
“是变了。”依萍说，“等你休息好了，我慢慢跟你说。”
晚上，文工团开了欢迎会。周明讲延安的见闻，讲学习心得，讲对新形势下宣传工作的思考。大家听得很认真，特别是沈文心，眼睛一眨不眨。
“在延安，我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文艺工作的方向。”周明说，“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话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怎么服务？就是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群众的斗争和生活。”
他看向依萍：“我听说你们改版《生根报》，让群众参与办报，这就是正确的方向。我在延安时，也参与办墙报，办黑板报，形式不同，道理一样——让群众成为文艺的主人。”
依萍点点头：“我们还在摸索。”
“摸索得好。”周明说，“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和你们一起，把江北根据地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上级有新要求——不仅要宣传抗战，还要宣传民主建设，宣传生产运动，宣传妇女解放。任务很重，但我有信心。”
“我们也有信心。”沈文心说。
欢迎会开到很晚。散会后，依萍和周明最后离开。秋夜的星空格外清澈，银河横贯天际，像一条发光的带子。
两人并肩走着，脚步很慢。
“依萍，”周明轻声说，“在延安时，我经常想你。想你在做什么，写什么，有没有遇到困难。”
“我也想你。”依萍说，“每次写稿遇到难题，就想如果你在，会怎么写。”
“现在我在了。”周明停下脚步，看着她，“我们一起工作，一起记录这个时代。好不好？”
“好。”依萍点头，眼睛在星光下亮晶晶的。
远处传来狗吠声，几声之后，复归寂静。村庄睡了，但有一种新的力量在苏醒——像秋土里埋下的种子，在等待来年的春天。
而他们，就是播种的人。用笔，用相机，用一切可能的方式。
周明从怀里掏出一个笔记本，递给依萍：“这是我在延安的采访笔记，记录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你看看，也许对写作有帮助。”
依萍接过。笔记本很厚，字迹密密麻麻，但很工整。她翻开一页，上面写着：“张老汉，六十五岁，边区农民。他说：‘以前给地主干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有了自己的地，虽然还是苦，但心里甜。因为知道这苦是为了什么——为了打走鬼子，为了好日子。’”
很朴素的话，但很真实。
“这样的人，到处都有。”周明说，“咱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的声音记录下来，传递出去。让历史记住，这个时代，有这样一群人，这样活过，斗争过，希望过。”
“嗯。”依萍握紧笔记本，“我们一起。”
风吹过，带来远处田野的气息——新翻的泥土味，枯萎的草味，还有隐约的、属于秋天的果实的甜香。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播种的季节。
收获已经看见——群众的觉醒，民主的尝试，新声的传播。
播种正在进行——为了更广阔的田野，更明亮的天空，更美好的未来。
依萍抬起头，看着星空。无数星辰闪烁，像无数双眼睛，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微小的改变，每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生命。
而她，和周明一起，将继续做这时代的眼睛和笔。
记录，传递，为了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声。
为了这个多灾多难但永不屈服的民族。
为了那个终将到来的春天。
她的手，轻轻握住周明的手。很凉，但很坚定。
新声已起，秋声正劲。
而他们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