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走的那天，是十月五日，霜降。
天还没亮，依萍就醒了。她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秋风扫过枯叶的声音，沙沙的，像时间在流逝。今天周明要去延安了。从根据地到延安，千里之遥，要穿过敌占区、国统区，一路艰险。
她起身，点亮油灯。昏黄的光照亮简陋的房间——修补过的墙壁，木板搭成的桌子，墙上贴着她写的歌词和采访笔记。一切都和昨天一样，但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她穿上最厚实的棉衣——是春妮娘用旧棉袄改的，虽然打着补丁，但很暖和。梳头时，她对着破镜子照了照，发现自己瘦了，黑了，但眼神很亮，不像初来时那种迷茫和倔强，而是一种沉静的光芒。
晨光微露时，她走出房间。院子里，周明已经在整理行装了。他的行李很简单：一个背包，里面是几件衣服、一本书、一点干粮；一个挎包，装着相机和胶卷；还有一个水壶。他穿着灰色的八路军军装，洗得发白，但很整洁。
“这么早。”依萍走过去。
“睡不着。”周明抬起头，笑了笑。他的笑容还是那样，温和，带着点书卷气，但眼角多了些细纹——是这几个月风吹日晒留下的痕迹。
“路上要小心。”依萍说，“听说要过黄河，那边有鬼子关卡。”
“有交通员带路，走秘密线路，应该没事。”周明说，“倒是你，一个人在根据地，要注意安全。国民党那边可能还会找你麻烦。”
“我不怕。”依萍说，“有林团长，有同志们。”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晨风很冷，依萍裹紧了棉衣。
“这个给你。”周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路上做的，可能用得上。”
布包里是一个木雕的小东西——是只鸟，巴掌大，雕工很粗糙，但能看出是只展翅的鸟。
“这是……”
“夜莺。”周明有些不好意思，“雕得不好。但我想，夜莺会唱歌，像你。而且夜莺飞得远，能穿越黑暗，找到光明。”
依萍握着那只木鸟，木头还带着周明的体温，纹路粗糙，但很温暖。
“谢谢。”她说，“我会好好收着。”
“等我到了延安，给你写信。”周明说，“你也要给我写。告诉我根据地的情况，你写了什么新文章，教了什么新歌。”
“嗯。”
远处传来集合的哨声。护送周明去延安的交通队要出发了。
林雪走过来，拍了拍周明的肩：“周明同志，一路平安。到了延安好好学习，把咱们根据地的经验带过去，也把延安的精神带回来。”
“是，林团长。”周明立正敬礼。
春妮、冬梅、二柱，还有文工团的同志们也来了。春妮眼睛红红的，塞给周明一双新纳的鞋垫；冬梅给了他一包炒黄豆；二柱不说话，只是用力握了握周明的手。
该走了。
周明背上背包，挎上挎包，最后看了依萍一眼。那一眼很深，有很多话，但都没说出口。
“保重。”他说。
“保重。”依萍说。
周明转身，跟着交通队走了。晨雾中，他们的背影渐渐模糊，最后消失在村口的拐弯处。
依萍站在那里，很久没动。手里的木鸟还温着，但雕刻它的人已经远去了。
“回去吧。”林雪在她身边说，“外面冷。”
回到文工团，大家情绪都有些低落。周明虽然话不多，但他是团里的骨干，拍照、写稿、组织活动，样样在行。他突然走了，像屋子里少了一根柱子。
“咱们开个会。”林雪召集大家，“周明同志走了，但工作还要继续。《生根报》不能停，文艺宣传不能停。从今天起，依萍同志全面负责宣传工作，春妮同志协助。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回答声不算响亮，但很坚定。
依萍站起来：“我会尽力的。虽然我没有周明同志那么有经验，但我会学，会努力。也希望同志们多帮助我。”
春妮第一个响应：“陆同志，我帮你！我虽然识字不多，但跑腿打杂都可以！”
冬梅也说：“陆同志，你教我们识字，我们帮你抄写、传发报纸。”
二柱挠挠头：“我……我力气大，搬东西什么的，找我。”
看着这些朴实的面孔，依萍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是的，周明走了，但她不是一个人。她还有这些同志，还有根据地的群众。
工作很快重新展开。依萍做的第一件事，是改版《生根报》。
原来的《生根报》是油印的，但油墨和纸张都紧缺，而且目标大，容易暴露。周明在时，已经尝试过手抄报，效果不错。依萍决定全面改为手抄——每期只做三五份，在识字班、民兵队、生产组之间传阅。内容也调整了，更多写群众生活，少写前线战事。
“现在形势复杂。”依萍在宣传小组会上说，“国民党那边对我们有意见，我们暂时避避锋芒。但避锋芒不是放弃，而是换种方式。我们写群众怎么种地，怎么写字，怎么互助，这些同样是抗战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后方稳固，前线才能打好仗。”
李秀英点头：“对，群众就爱看这些。上次我教李大娘认字，她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后，高兴得一夜没睡。”
小赵怯生生地问：“那插图……还画吗？”
“画。”依萍说，“但画简单些，小些。可以画农具，画庄稼，画孩子上学。这些画面，既安全，又能鼓舞人。”
新的《生根报》第一期，依萍写了三篇文章。
第一篇叫《霜降种麦》，写王大爷带着大伙儿抢种冬小麦。文章很朴实，就是写怎么选种，怎么翻地，怎么播种。但依萍在最后加了一段：“王大爷说：‘种地就像打仗，节气就是命令。霜降前必须种下去，来年才有收成。打鬼子也一样，该打的时候就得打，不能耽误。’”
第二篇叫《夜校灯火》，写妇女识字班晚上上课的情景。依萍没有写什么大道理，就写妇女们怎么克服困难来学习——有的背着孩子，有的做完家务匆匆赶来，有的走了几里山路。写她们学会认字后的喜悦，写她们给前线亲人写信时的认真。
第三篇是篇小故事，叫《一双鞋》。写孙寡妇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做鞋，一针一线，很仔细。邻居劝她：“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呢，急什么？”孙寡妇说：“不管男女，都得有鞋穿。他爹没来得及给孩子穿鞋就走了，我得补上。”
三篇文章都不长，加起来不到两千字。但小赵配的插图很用心——《霜降种麦》配的是王大爷弯腰播种的背影；《夜校灯火》配的是一扇窗户，透出温暖的灯光和几个埋头学习的身影；《一双鞋》配的是一双小小的虎头鞋，针脚细密。
手抄报做好后，依萍先拿给林雪看。林雪读了，点点头：“好。平和，实在，但很有力量。就这样办。”
报纸在群众中传阅，反响很好。王大爷拿着报纸，让识字的孙子念给他听，听到最后那段话时，笑了：“这陆同志，把我随口说的话都记下来了。”
妇女识字班把《夜校灯火》那篇文章贴在墙上，作为鼓励。新来的妇女看了，说：“原来有这么多人都在学，那我也要学。”
孙寡妇收到那双小虎头鞋的图画，看了很久，然后小心地折起来，放进怀里。
工作渐渐走上正轨，但依萍心里总是空落落的。白天忙起来还好，晚上一个人时，那种空寂就特别明显。她常常拿出周明送的那只木鸟，在油灯下看。木头纹理粗糙，鸟的翅膀雕得有些歪，但能看出雕刻者的用心。
她开始给周明写信。用他送的那个新笔记本，写很长的信。不一定是每天都写，但隔几天就会写一些。
“十月十日，晴。今天去帮李大娘家收白菜。大娘身体越来越差了，但还坚持下地。她说：‘能收一点是一点，不能浪费。’收完白菜，我教她写‘菜’字。她写得很慢，手抖，但很认真。她说，等儿子回来，要告诉他，娘会写‘菜’字了。”
“十月十五日，阴。二柱的哥哥从渡口寄信来了，说陈连长又打了胜仗，但腿上中了一枪，不严重。二柱拿着信来找我，让我念给他听。他听得很认真，听完后说：‘等我哥回来，我也要参军。’我说你还小，他说：‘小刘参军时也不大。’我无言。”
“十月二十日，雨。收到苏作家信，说《渡口纪事》在重庆引起讨论，有赞扬的，也有批评的。她说这是好事，说明文章有影响力。她还说，国民党方面有些人想见见我，她替我回绝了。她说：‘你现在在根据地就好，不要出来。’”
“十月二十五日，晴。今天教春妮唱新歌，是我自己写的，叫《秋风谣》。歌词很简单：‘秋风起，雁南飞，娘在窗前缝寒衣。一针一线密密缝，缝进多少思念泪。儿在远方打豺狼，娘在故乡盼儿归。待到春暖花开时，凯歌高奏人马回。’春妮学得很快，唱着唱着哭了。她说想她爹了。”
信写得很长，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寄出去。去延安的交通线不固定，可能要攒几封一起捎。
除了给周明写信，依萍也开始写一些其他的东西。不是为《生根报》写的，是为自己写的。她写记忆里的上海——不是那个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是弄堂里的烟火气，是苏州河上的船歌，是母亲在灯下绣花的侧影。她写穿越前的那个世界——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人们为生活奔波，也为梦想努力。她写两个世界的对比，写自己的迷茫和坚定。
这些文字很私人，她不给别人看，只是自己写着，像是和另一个自己对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霜降过了，立冬来了。天气越来越冷，根据地开始准备过冬。粮食要储存，棉衣要缝补，房屋要修缮。每个人都忙，但忙得有条不紊。
十一月初，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依萍去县里送稿件——不是《生根报》，是她给《新华日报》写的一篇通讯，写根据地妇女如何参与生产自救。回来时，天已经擦黑。她一个人走在山路上，想着快点回村。
走到半路，突然从树林里窜出三个人，拦住了去路。
不是鬼子——鬼子不会穿便装。也不是普通百姓——百姓不会拿着棍棒，眼神凶狠。
“你们是谁？”依萍停下脚步，手悄悄摸向怀里的剪刀——那是她防身用的。
“陆依萍同志，对吧？”为首的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脸上有道疤，“我们老板想见见你。”
“你们老板是谁？”
“见了就知道。”疤脸汉子说，“跟我们走一趟吧。放心，不会伤害你，就是想跟你谈谈。”
依萍心里明白，这八成是国民党方面的人。刘干事那次谈话不成，现在来硬的了。
“我要是不去呢？”她平静地说。
“那我们就只好‘请’你去了。”疤脸汉子一挥手，另外两个人围上来。
依萍后退一步，脑子飞快转着。这里离村子还有三四里路，喊救命也没用。硬拼肯定打不过。怎么办？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马蹄声。很急，由远及近。
所有人都转过头。月光下，几匹马奔驰而来，马上的人穿着八路军军装。
“陆同志！”是二柱的声音。
依萍心里一松。二柱带着民兵巡逻队来了。
疤脸汉子脸色一变：“撤！”
三个人迅速钻进树林，消失了。
二柱跳下马，跑到依萍面前：“陆同志，你没事吧？林团长见你天黑没回来，让我们来接应。刚才那些是什么人？”
“可能是国民党方面派来的。”依萍说，“想‘请’我去谈话。”
二柱的脸沉下来：“他们敢！下次再让我遇到，打断他们的腿！”
回到村里，林雪听了汇报，很生气：“太嚣张了！敢在我们根据地绑人！我明天就去县里找王部长，必须有个说法！”
“林团长，别冲动。”依萍反而很冷静，“他们没得手，也没留下证据。我们去找，他们也不会承认。反而可能激化矛盾。”
“那怎么办？难道任由他们胡来？”
“加强警戒，我以后少单独外出。”依萍说，“而且，他们这次失败，短时间内应该不敢再来了。”
林雪想了想，叹了口气：“也只能这样了。依萍，你以后出门一定要有人陪着。不能再一个人行动了。”
这件事在村里引起了震动。群众们都很愤怒，说国民党不抗日，专搞内讧。王大爷甚至说：“早知道这样，当年就不该跟他们合作！”
依萍安抚大家：“这是少数人的行为，不代表整个国民党。现在还是合作抗日时期，咱们要有大局观。”
话虽这么说，但她心里也清楚：统一战线的裂痕，正在扩大。
几天后，县里王部长亲自来村里，代表县委道歉，说已经严肃处理了相关责任人。但具体怎么处理的，没说。依萍也没问。有些事，心里明白就好。
这件事让依萍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处境的复杂。她不再只是一个记录者，也成了某种象征——代表着一种声音，一种立场。而这种象征意义，让她既有了力量，也有了危险。
十一月中旬，第一场雪下来了。
雪不大，细碎的，像盐粒，落在枯草上，落在屋顶上，落在行人的肩头。依萍站在院子里，看着雪花飘落，想起去年这个时候，她还在上海，还在大上海的舞台上唱歌。那时她唱《夜来香》，唱《何日君再来》，台下是醉生梦死的观众。而现在，她在江北的根据地，写文章，教唱歌，台下是朴素的农民和战士。
两个世界，两种人生。哪个更真实？她说不清。也许都真实，都是她。
她拿出周明送的那只木鸟，放在掌心。雪花落在木鸟上，很快化了，像泪。
周明走了一个多月了，还没有信来。她知道路上艰险，交通不便，但心里还是惦记。
“陆同志，”春妮跑过来，脸冻得通红，“识字班的大娘们说，下雪天冷，想学唱暖和点的歌。你有什么好歌吗？”
依萍想了想：“有。我教你一首《围炉歌》。”
她轻声哼唱起来：
“雪花飘，北风号
咱们围坐火炉旁
炉火红，茶水香
说说笑笑度寒宵
东家讲，西家聊
讲那春耕秋收忙
聊那前线打胜仗
暖意融融满屋飘
待到明年春来时
冰雪消融百花笑
咱们还要在一起
唱那胜利的歌谣……”
春妮听着，眼睛亮了：“这歌好！暖和！我这就去教大家！”
她跑远了。依萍看着她的背影，笑了。
是的，冬天来了，但炉火还在烧，歌声还在唱，希望还在。
她回到屋里，拿出笔记本，继续给周明写信。
“十一月十五日，初雪。今天教春妮唱《围炉歌》，大家学得很开心。冬天虽然冷，但人心是暖的。你那边呢？延安下雪了吗？学习紧张吗？要注意保暖，别冻着。”
“最近发生了一些事，但都过去了。我很好，同志们都很照顾我。就是……有点想你。”
写到这里，她停下笔，看着窗外的雪花。
千山万水，不知君在何方。
但信还是要写，歌还是要唱，路还是要走。
因为这就是驿站——不是终点，是中途歇脚的地方。歇够了，还要继续前行。
而她相信，无论走多远，总有一些东西会连接彼此。
比如文字，比如歌声，比如记忆，比如那只粗糙的木鸟，在掌心，还温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