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是九月二十日。
报纸传到根据地时，已经过了五天。依萍拿到那份报纸时，手有些抖。那是一张对开四版的报纸，纸张粗糙，油墨浓淡不均，但报头“新华日报”四个字，遒劲有力。她的文章《渡口纪事》刊登在第三版，占了半个版面，还配了周明拍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渡口阵地的远景，一张是战壕里战士们休息的侧影。
文章被编辑修改过，更简练了，但核心内容都保留着。小刘的故事，陈连长的话，那些牺牲战士的名字和年龄，都在。编辑还加了编者按：“此文系本报特约通讯员陆依萍从前线发回的报道，真实记录了八路军战士在渡口阻击战中的英勇与牺牲。让我们向这些无名英雄致敬，也向冒着生命危险记录这些故事的作者致敬。”
“特约通讯员”这个头衔，让依萍愣了愣。她没答应过这个身份，但报纸上已经印着了。
周明拿着报纸，指着那个头衔笑了：“苏作家动作真快。有了这个身份，你以后采访就方便多了。”
“可是……”依萍还有些不真实感，“我只是写了一篇文章。”
“一篇文章就够了。”林雪走过来，手里也拿着一份报纸，“这篇文章写得很好。真实，克制，有力量。刚才县里来电话，说这篇文章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读者来信，说看了文章才真正理解前线战士的牺牲。”
反响比预想的还要大。几天后，通过地下交通线，传来了更多的消息：重庆、成都、昆明等大后方城市的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一些学校组织了讨论会；甚至有剧团打算把它改编成话剧。
但随之而来的，也有麻烦。
九月二十五日，县里来人，是县委宣传部的王部长，一个四十多岁、戴着眼镜的干部。他脸色严肃，把林雪、依萍、周明叫到办公室。
“坐。”王部长指了指椅子，“有个情况要跟你们通报一下。”
三人坐下。办公室很简陋，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地图和毛泽东、朱德的画像。
“《渡口纪事》这篇文章，影响很大，这是好事。”王部长推了推眼镜，“但是，国民党方面有反应了。”
依萍的心一紧。
“昨天，县党部的人找我，说这篇文章‘过于渲染牺牲，影响士气’，要求我们‘注意宣传尺度’。”王部长看着依萍，“他们还特别提到作者陆依萍同志，说一个女同志，不好好做后方工作，跑到前线去，还写这样的文章，‘不合妇道’。”
“不合妇道？”依萍几乎要笑出来，但忍住了。
“这是他们的原话。”王部长表情严肃，“当然，我们据理力争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宣传抗战是共同的责任。但他们既然提出来了，我们也要有所应对。”
“怎么应对？”林雪问。
“第一，近期不要再写这种过于直接的战地报道了。可以写生产建设，写群众生活，写妇女解放，但暂时不要碰前线战斗。”王部长说，“第二，陆依萍同志要注意安全。国民党方面可能有人会盯上你。近期不要单独行动，离开根据地要报告。”
依萍沉默了。她没想到，一篇真实的报道，会带来这样的后果。
“王部长，”周明开口，“那篇文章有什么问题吗？写的都是事实。”
“问题就在于太真实了。”王部长叹了口气，“国民党那边喜欢听的是‘歼敌无数，我军大捷’这样的消息。像小刘这样的普通战士的牺牲，他们觉得‘不体面’，‘影响形象’。而且……”他顿了顿，“他们可能也嫉妒。咱们一篇战地报道，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他们那边搞宣传的，面子挂不住。”
原来如此。依萍明白了。这不是文章内容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
“我明白了。”她说，“我接受组织的安排。”
“不是不让你写。”王部长缓和了语气，“是暂时避避风头。等这阵子过了，该怎么写还怎么写。你的笔很宝贵，组织上很重视。”
从办公室出来，三人都有些沉默。秋阳很好，但心里有些阴霾。
“憋屈。”周明说了两个字。
“是憋屈。”林雪说，“但这就是现实。在统一战线里工作，就得遵守一些规则。”
“那真实呢？”依萍问，“真实就不重要了吗？”
“重要。”林雪看着她，“但有时候，为了更长远的真实，需要暂时的忍耐。”
依萍没说话。她想起苏作家的话：“真实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它需要迂回，需要等待，需要智慧。”
回到住处，依萍拿出那份《新华日报》，又看了一遍自己的文章。油墨的味道还在，文字的力量还在。她想起渡口的炮火，想起小刘的背影，想起观众们的眼泪。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几句话，就变得不真实。
但她也要面对现实。现实就是，她现在被盯上了，行动受限了，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地采访了。
下午，春妮来找她，脸上带着兴奋：“陆同志！有人从渡口来了！”
“谁？”
“陈连长！他调防到咱们这边了，听说你的文章发表了，特意来看你！”
依萍的心跳加快了。她跟着春妮跑到村口，果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满脸胡茬，左臂的绷带已经拆了，但动作还有些僵硬。正是陈连长。
“陈连长！”依萍跑过去。
陈连长转过身，看见她，笑了笑：“陆同志，又见面了。”
他的笑容很疲惫，但很温暖。
“您的伤……”
“好了，没事了。”陈连长活动了一下左臂，“留个疤，算个纪念。你写的文章，我看到了。”
依萍有些紧张：“写得……还行吗？”
“好。”陈连长说，“小刘要是知道有人这么写他，会高兴的。他爹娘也知道了——我们托人把报纸捎回渡口村了。他娘不识字，但村里人念给她听了。她哭了，但说：‘我儿子没白死，有人记得他。’”
依萍的眼泪差点掉下来。这就是她写作的意义——让一个失去儿子的母亲知道，儿子的牺牲被人记住了。
“还有那些牺牲的战士的家属，”陈连长继续说，“我们都想办法通知了。有些收到信了，有些还没收到。但知道有人写他们，他们心里会好受些。”
“陈连长，对不起。”依萍突然说，“因为这篇文章，可能给您添麻烦了。国民党方面有意见……”
“我知道。”陈连长摆摆手，“县里跟我通气了。但我不在乎。当兵的，打仗是本分，死了是光荣。那些坐办公室的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们该打还得打，该牺牲还得牺牲。你该写还得写。”
这话很朴实，但很有力。依萍心里暖了些。
“不过，”陈连长压低声音，“你自己要小心。国民党那边有些人，心眼小，手段脏。你是女同志，更要当心。”
“我会的。”
陈连长在村里住了两天，给民兵讲战术，给群众讲前线情况。他说话很实在，不夸大，不吹嘘，就是讲实实在在的战斗和生活。群众爱听，围着他问这问那。
临走前，陈连长送给依萍一个子弹壳——是渡口战斗时留下的，已经磨得发亮。
“留个纪念。”他说，“等仗打完了，你拿着这个子弹壳，就能想起我们这些糙汉子。”
依萍接过子弹壳，沉甸甸的，带着硝烟的味道。
“陈连长，您也要保重。”
“放心吧。”陈连长笑了笑，“阎王爷不收我，说我还没打完鬼子呢。”
他走了，像来的时候一样，背着简单的行李，大步流星。依萍站在村口，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想起渡口的战壕，想起那些年轻的战士。
战争还在继续，故事还在发生。她不能去前线了，但故事会自己找上门来。
九月二十八日，一个意外的访客来了。
是国民党县党部的一个干事，姓刘，三十多岁，穿着中山装，梳着分头，看起来很斯文。他直接找到文工团，说要见陆依萍。
林雪很警惕，亲自陪着依萍见他。
刘干事很客气，先递上名片，然后说：“陆同志的大作，我拜读了，写得很好，很有真情实感。”
依萍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礼貌地点头：“刘干事过奖了。”
“不是过奖，是真心话。”刘干事推了推眼镜，“其实我年轻时也喜欢写作，还发表过几篇散文。后来从政了，笔就荒废了。看到陆同志的文章，很感慨啊。”
他话锋一转：“不过，陆同志可能不知道，写文章，尤其是写时政文章，是有讲究的。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有些角度能写，有些角度不能写。这不是 censorship（审查），这是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
依萍听出了弦外之音：“刘干事的意思是，我那篇文章，有什么不妥？”
“不妥谈不上，只是……角度可以调整。”刘干事微笑道，“比如，可以多写写战士们的英勇，少写写牺牲的惨烈；多写写胜利的喜悦，少写写战争的残酷。这样，既能鼓舞士气，又能传播正能量。陆同志觉得呢？”
“我觉得，”依萍平静地说，“真实最重要。战士们既英勇，也会害怕；既有胜利，也有牺牲；战争既残酷，但也锻造人。只写一面，不是完整的真实。”
刘干事的笑容淡了些：“陆同志还年轻，有理想，这很好。但现实是复杂的。有时候，为了大局，需要做一些……技术性处理。”
“什么大局？”
“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刘干事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是当前最大的大局。宣传上，也要维护这个大局。过于渲染牺牲和苦难，可能会影响民众的抗敌信心，也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误解和矛盾。”
依萍明白了。这不是文学讨论，是政治敲打。
“刘干事，我写的是事实。”她说，“渡口战斗确实牺牲了很多战士，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隐瞒或美化这个事实，才是对牺牲者的不尊重，对读者的不负责。”
刘干事的脸色终于沉下来了：“陆同志，我是好意提醒。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长。有些事，不要太固执。”
“谢谢刘干事的好意。”依萍站起来，“但我只会写我看到的真实。这是我的原则。”
谈话不欢而散。刘干事走后，林雪担忧地说：“你把他得罪了。”
“不得罪，他也不会喜欢我。”依萍说，“他的目的就是让我闭嘴。但我做不到。”
“那你要更小心了。”林雪说，“这种人，明面上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暗地里可能会使绊子。”
依萍点点头。但她不后悔。如果为了“安全”就放弃真实，那她的笔就没有意义了。
那天晚上，周明来找她，手里拿着一封信：“苏作家来的。”
信很短，但信息量很大：“文章反响巨大，继续坚持。国民党方面压力，已知晓。可暂避锋芒，转写群众生活。另，周明同志调延安学习之事已定，十月初出发。珍惜时间。”
最后四个字——“珍惜时间”，让依萍的心揪了一下。
她抬起头，周明正看着她，眼神复杂。
“十月初……那就是几天后了。”她说。
“嗯。”周明点点头，“调令已经下来了。十月五日出发，先去西安，再去延安。学习期限一年。”
一年。在战争年代，一年很长，可能发生很多事。也可能……再也见不到。
“恭喜你。”依萍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延安是革命圣地，能去学习是好事。”
“是好事，但……”周明顿了顿，“也有舍不得。”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油灯的光跳跃着，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
“依萍，”周明轻声说，“我走之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采访要注意安全，写文章要谨慎，遇到困难找林团长，找组织。”
“我知道。”依萍说，“你也是。路上小心，到了延安写信。”
“每个月都写。”
又是沉默。但这次的沉默里，有很多话想说，又不知从何说起。
最后，周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依萍：“这个给你。”
依萍接过。那是一本牛皮封面的笔记本，不大，但很厚，纸张是难得的白纸。
“我在县里买的。”周明说，“你不是喜欢记东西吗？这个本子好，经用。”
依萍摩挲着笔记本的封面，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谢谢。”
“还有，”周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这个也给你。”
纸包里是半截铅笔，已经削得很短了，但用布条仔细地缠着，便于握持。
“铅笔不好买，省着点用。”周明说，“但该写的时候还是要写。你的文字很重要。”
依萍的眼睛有些湿了。她接过铅笔，握在手心，仿佛还能感受到周明的体温。
“周明，”她抬起头，“等你从延安回来，咱们一起办报。说好了的。”
“说好了。”周明笑了，“等我学成归来，咱们办一份真正的好报纸。不用化名，不用隐藏，堂堂正正地记录这个时代。”
“我等你。”
没有更多的话了。但在那个秋夜，在昏黄的油灯下，这两句简单的承诺，比任何海誓山盟都更有分量。
周明走后，依萍打开那个新笔记本，在第一页上写下：
“民国三十年九月廿八日夜，周明赠笔记本与铅笔。言：等你从延安归来，共办报纸。我应：我等你。
“此去千里，烽火连天。愿君平安，学成早归。
“而我将继续记录——用此笔，此本，此心。
“待重逢日，当以满纸山河、万家灯火为礼。”
写完后，她合上笔记本，贴在胸口。
窗外，秋虫唧唧，月光如水。
几天后，周明就要走了。而她的路，还要继续。
幕间休息结束了。下一场戏，即将开始。
而她，已经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