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五日，天晴得不像话。
依萍清晨推开招待所的窗户，阳光哗地涌进来，晃得她眯起眼睛。远处传来集市早市的喧闹声、学生的口号声、报童的叫卖声，混杂在一起，是县城特有的生气。
她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炊烟味、尘土味，还有隐约的桂花香。秋天真的来了。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是文工团的同志们陆续起来了。春妮的声音最亮：“今天天好！老天爷都帮咱们！”
早饭是稀粥和馒头，大家吃得很快，没人说话，但眼神都在交流——紧张的，期待的，互相鼓励的。
饭后，林雪召集最后一次简短会议：“上午走台，熟悉场地。下午三点演出，咱们是第五个节目。记住：上台前深呼吸，别紧张；演出时别想台下，就想剧本里的情景；演完了鞠躬，别急着下台，等掌声。”
“林团长，台下……都有什么人？”二柱怯生生地问。
“各根据地的代表，县里的领导和群众，大后方来的慰问团，还有……”林雪顿了顿，“可能还有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所以大家更要好好演，让他们看看咱们八路军的精神面貌。”
听到“国民党代表”，大家的表情更凝重了。虽然现在是合作抗日，但彼此间的隔阂和猜忌从未消失。
上午九点，队伍出发去剧场。剧场是县中学的礼堂改的，原本能坐三百人，现在加了不少椅子，大概能挤下四百。舞台不大，但铺了红地毯，挂了幕布，有两盏汽灯——这在根据地是难得一见的“豪华”配置。
走台很顺利。依萍设计的舞台很简单：几块木板搭成的战壕，一些树枝伪装，几个弹药箱。二柱走了走位，试了试灯光下的感觉。其他演员也都熟悉了场地。
最让依萍意外的是音效——周明借来的那台留声机居然能用，虽然唱针有些跳音，但反而添了一种粗粝的真实感。负责音效的几个小伙子在后排试了试，铁皮声、木板声、鼓声，在礼堂里回响，效果比在村里排练时好得多。
走台结束后，林雪让大家回招待所休息，养精蓄锐。但谁也睡不着。春妮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二柱坐在床边一遍遍默台词，冬梅把演出服叠了又叠。
依萍也静不下心。她走到院子里，看见周明正坐在石凳上擦相机。阳光透过槐树的叶子，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紧张？”周明抬头看她。
“有点。”依萍在他旁边坐下，“不是怕演不好，是怕……怕小刘的故事被误解。”
“不会的。”周明说，“真诚的东西，自有它的力量。”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院子里很静，能听见远处街上的车马声。
“周明，”依萍突然说，“等会儿演出，你能帮我做件事吗？”
“你说。”
“我想让你在演出时，给台下观众拍几张照片。”依萍看着礼堂的方向，“不是拍舞台，是拍观众的脸——他们看戏时的表情。我想知道，小刘的故事，到底能不能打动人心。”
周明愣了愣，然后点头：“好。这是个好主意。”
午后两点，文工团提前到了后台。化妆很简单，就是往脸上抹些锅底灰和红土，显得脏些、沧桑些。服装就是平时的军装，但故意弄破几处，沾些土。
二柱化完妆，对着镜子照了照，小声说：“真像。”
“像什么？”春妮问。
“像我哥从前线回来时的样子。”二柱说，“脸上有灰，衣服有洞，但眼睛是亮的。”
依萍心里一暖。这就是她要的效果——不是表演出来的英雄，是真实活过的人。
前台传来其他节目的声音。第一个节目是县中学学生的大合唱，唱的是《黄河大合唱》，声音年轻而激昂。第二个节目是某根据地的快板书，讲的是游击队的故事，幽默风趣，台下笑声不断。第三个是女声独唱，《延安颂》，歌声婉转动人。
后台能隐约听到掌声，一阵接一阵。
春妮扒着幕布缝隙往外看：“好多人啊……坐得满满的。”
确实，礼堂里座无虚席。前排是领导、代表，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有八路军的灰布军装，有国民党军的黄绿色制服，有知识分子的长衫或西装，还有穿着旗袍的女记者。后排和两侧挤满了群众，有县城居民，有附近村庄赶来的农民，有学生，有商人。
依萍也看了一眼。她看到了苏作家——坐在第三排靠边的位置，戴着一顶灰布帽，正和旁边的人低声说话。还看到了几个穿国民党军装的人，表情严肃，坐得笔直。
她的心紧了紧。这些观众，带着各自的立场和期待，来看他们的演出。小刘这样平凡甚至有些“不够英雄”的故事，能被接受吗？
第三个节目结束，掌声很热烈。报幕员上台：“下一个节目，由江北根据地文工团演出，短剧《渡口》。”
幕布缓缓拉开。
舞台上是清晨的战壕。灯光暗黄，模拟黎明时分。几个战士或坐或站，有人在擦枪，有人在写信，有人在发呆。很安静，只有远处隐约的鸟叫声。
依萍在侧幕看着。她的手心全是汗，但当她看到二柱扮演的小刘蹲在战壕边，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那是“娘的信”）时，她的心突然平静了。
这就是她要讲的故事。真实，就够了。
戏慢慢展开。战士们闲聊，抱怨伙食，想念家乡。有个新兵问老兵：“班长，你怕死吗？”老兵抽了口旱烟：“怕。谁不怕？但怕没用。”很朴素的对话，但台下很安静。
然后警报响了。不是刺耳的汽笛，是后方传来的鼓声，急促而沉重。战士们迅速进入战斗位置，动作熟练但有些慌乱。新兵的手在抖，老兵拍了拍他的肩。
战斗场面很简单——没有真的开枪，只有后方的音效：铁皮的机枪声，木板的步枪声，擂鼓的炮声。灯光忽明忽暗，模拟爆炸的闪光。演员们在舞台上翻滚、匍匐、射击，动作不一定标准，但很真实。
演到小刘送信那段时，依萍屏住了呼吸。舞台上，二柱蹲在“战壕”里，手里捏着“信”，眼神望向远方——那是渡口村的方向。他咬了咬嘴唇，站起来，朝“班长”敬了个礼：“班长，我走近路。信早到一分钟，可能就多救一个人。”
他转身往舞台左侧跑。灯光追着他，他的背影在灯光中显得有些单薄，但很坚定。
然后，音效变了——机枪声密集起来。二柱突然停住，转身，朝舞台后方（敌人的方向）开了一枪，然后往右跑——那是相反的方向，是为了引开敌人。
灯光暗下，只留下一束追光，跟着二柱。他跑着跑着，突然慢下来，像累了要歇歇脚，然后缓缓倒进一片“灌木丛”（其实是几块深色布料）。
倒下前，他抬起手，似乎想抓住什么，又似乎想挥别什么。然后手落下，身体蜷缩起来，像婴儿在母腹中的姿势。
很安静。舞台上只有一束光，照着那个蜷缩的身影。
后台响起依萍写的配乐——是她用二胡拉的简单旋律，呜呜咽咽，像风穿过空谷。
灯光渐渐亮起。战斗结束了。战士们从战壕里站起来，清点人数，救治伤员。一个战士在小刘倒下的地方，发现了那半块干粮。他捡起来，看了很久，然后小心地放进自己怀里。
幕布缓缓合上。
全场寂静。
依萍的心沉到了底。是太沉重了？是观众不接受？还是……他们根本没看懂？
然后，掌声响起来了。
不是一开始就雷鸣般的，而是从某个角落开始的，零星的，然后像涟漪一样扩散，最后连成一片，变成汹涌的潮水。
掌声持续了很久。幕布重新拉开，演员们上台鞠躬。二柱站在最中间，脸上还有泪痕（不是演的，是真的），他鞠躬时很笨拙，但很真诚。
台下的掌声更响了。依萍看到，前排的苏作家在鼓掌，眼里有泪光。那几个穿国民党军装的，也在鼓掌，虽然表情复杂。后排的群众，许多人在抹眼泪。
她知道，成了。
演出结束后的座谈会，气氛很热烈。各根据地的代表都发言，高度评价《渡口》的真实和深刻。一个老艺术家说：“这个剧没有神化英雄，也没有美化战争，它展现了战争中普通人真实的恐惧和选择。这种真实，恰恰是最有力量的。”
苏作家也发言了。她站起来，先对文工团的方向点点头，然后说：“我在后方看过很多抗战剧，大多是英雄传奇，是胜利凯歌。但今天这个《渡口》，让我看到了战争的另一面——那些无名的牺牲，那些微小的选择，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遗憾。这让我想起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写的：历史不是由英雄创造的，而是由千千万万普通人共同书写的。《渡口》里的战士，就是这样的普通人。而记录他们的故事，就是记录真实的历史。”
她的话引起了一阵掌声。但也有不同的声音。
一个穿国民党军装的中年人站起来：“我是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这个剧……艺术上很好，但内容上，我认为过于消极了。抗战需要鼓舞士气，需要塑造英雄榜样。这样描写战士的恐惧和犹豫，会不会影响士气？”
会场静了一下。大家都看向文工团的方向。
林雪要站起来回答，但依萍轻轻按住了她。她站起来，面对那位国民党代表，声音清晰而平静：“这位长官的问题很好。我想请问：什么样的故事最能鼓舞人？是那些高高在上、完美无缺的英雄传奇，还是那些和我们一样会害怕、会犹豫，但最终选择勇敢的普通人的故事？”
她顿了顿：“我们的战士，大多是农民、工人、学生。他们参军前，可能没摸过枪，可能怕黑，怕疼，想家。但当鬼子打来了，他们拿起了枪。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成了超人，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不打，家园就没了；不退，亲人就危险了。这种从恐惧到勇敢的转变，这种平凡中的伟大，不是更真实、更有感染力吗？”
会场里响起赞同的低语。
依萍继续说：“而且，展现战士的恐惧和牺牲，不是消极，恰恰是对生命的尊重。如果我们的战士只是杀敌机器，那他们的牺牲就只是数字。但他们是人，有名字，有家人，有未完成的愿望。记住这些，才更能理解抗战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胜利，更是为了每一个具体的人，能活在一个和平的、有尊严的世界里。”
她说完，微微鞠躬，坐下了。
会场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掌声再次响起。这次更热烈，更持久。连那位提问的国民党代表，也轻轻鼓了掌，虽然表情还有些不自然。
座谈会后，苏作家特意找到依萍：“说得很好。真实从来不是消极，恰恰是最积极的力量——因为它直面问题，然后超越问题。”
“谢谢您。”依萍说，“是您之前的话启发了我。”
“不，是你自己领悟的。”苏作家拍拍她的肩，“继续写，继续记录。这个时代需要你这样的眼睛和笔。”
傍晚，文工团回到招待所。大家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晚饭加了菜——一盘炒鸡蛋，一盘炖豆腐。虽然简单，但吃得很香。
饭后，依萍在院子里遇到了周明。他递给她几张照片——是下午演出时拍的观众表情。
依萍借着月光看。照片拍得很清晰：一个老大娘捂着嘴哭，一个年轻学生紧握拳头，一个国民党军官皱着眉头但眼神专注，苏作家摘下眼镜擦眼泪……
“你看，”周明指着照片，“你的故事，打动了不同的人。”
依萍一张张看着，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是欣慰，是感动，也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周明，”她抬起头，“我想把《渡口》改写成一篇战地通讯。不只是小刘的故事，还有陈连长，还有其他战士。我想让更多的人看到。”
“好主意。”周明说，“我帮你整理照片，可以配图发表。”
“发表在哪里？”
“苏作家说，可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那是咱们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报纸，影响很大。”
依萍的心跳加快了。《新华日报》，那是她前世在历史书上看到的名字。能在上面发表文章，意味着她的文字能传到更远的地方，被更多的人看到。
“但……”她有些犹豫，“国民党方面会不会阻拦？”
“可能会。”周明说，“但越是可能阻拦，越说明这篇文章有价值。苏作家说，她会帮忙斡旋。而且现在毕竟是合作时期，公开报道八路军战士的牺牲精神，国民党方面也不好明着反对。”
两人正说着，春妮跑过来，脸兴奋得通红：“陆同志！周干事！有人找！”
来的是个年轻的女孩，学生打扮，剪着齐耳短发，眼睛亮晶晶的：“请问，是陆依萍同志吗？”
“我是。”
女孩激动地握住依萍的手：“陆同志，我是县中学的学生代表。今天看了你们的演出，我们全体同学都非常感动！我们想邀请您明天去我们学校，给同学们讲讲渡口的故事，讲讲前线的情况！”
依萍有些意外，但很快点头：“好，我去。”
“太好了！”女孩高兴得跳起来，“那我们明天上午派同学来接您！”
女孩走后，依萍对周明笑了笑：“你看，故事真的会传播。”
“是啊。”周明也笑了，“从渡口的战壕，到县城的舞台，再到学校的课堂。这就是文字和艺术的力量。”
那天晚上，依萍在招待所的油灯下，开始写那篇战地通讯。她写得很慢，很认真，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
她写陈连长平静的叙述，写那些牺牲战士的名字和年龄，写战壕里的潮湿和血腥，写小刘最后的选择。她也写自己的感受——趴在泥地里的恐惧，看到小刘牺牲时的空洞，以及后来在舞台上看到观众眼泪时的震动。
她给文章起了个简单的题目：《渡口纪事》。
写到最后一段时，她停笔想了想，然后写道：
“离开渡口时，我问陈连长：‘这样的仗，还要打多久？’他望着河对岸的敌人阵地，沉默了很久，说：‘打到赢为止。’
“这话很朴素，但很重。重到需要千千万万个小刘去承担，重到需要整个民族去背负。
“但当我站在县城的舞台上，看到台下那些流泪的眼睛、紧握的拳头、专注的表情时，我知道：这重量，不是一个人在扛，是一个民族在扛。这战斗，不是一支军队在打，是整个中国在打。
“渡口还在战斗。渡口村的小刘已经长眠。但他的故事，会随着这篇文章，随着这个短剧，随着口耳相传的记忆，继续活着。
“只要故事活着，牺牲就没有白费。
“只要记忆还在，希望就不会熄灭。
“这是记录者的信念，也是这个民族在最黑暗时刻，依然能看见光的秘密。”
写完后，夜已深了。依萍吹熄油灯，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
窗外月光如水，远处传来更夫敲梆子的声音，悠长而苍凉。
她想起渡口的炮火，想起舞台的灯光，想起观众的脸，想起周明说的“等胜利了，一起办报”。
路还很长，但方向很清晰。
记录，传递，让无声者有声，让无名者有名。
这就是她的舞台。
不在聚光灯下，而在每一个需要被讲述的故事里。
而在更远的地方，在渡口，在无数个像渡口一样的地方，战斗还在继续。
小刘们还在牺牲。
陈连长们还在坚守。
而记录者们，也在各自的战场上，用笔，用歌，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为这个时代留下证据。
月光透过窗棂，照在依萍的脸上。
她的眼睛亮着，像暗夜里的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