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暑气开始蒸腾。
江北的夏天不像江南那样黏腻，但正午的日头一样毒辣。重建后的村庄像一块新愈的伤疤——房屋修好了，但墙壁上的弹孔还没来得及完全填补；菜园绿了，但田地里还能看见烧焦的痕迹；孩子们又开始玩耍，但玩着玩着会突然停下来，望向村口的方向，仿佛在等待永远不会归来的亲人。
依萍的皮肤晒黑了不少，手上的茧更厚了。她现在除了文工团的工作和《生根报》的编写，还主动承担了帮群众写信的任务。扫荡过后，许多人想给前线的亲人写信，但大多不识字，只能找人代笔。
于是每天傍晚，总有人来找“陆同志”。有时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想给儿子捎句话；有时是年轻的媳妇，想告诉丈夫孩子会走路了；有时是半大的孩子，想问问参军的哥哥什么时候回家。
依萍从不推辞。她搬个小板凳坐在祠堂前的空地上，面前放一块石板当桌子，准备好纸笔，一个一个地听，一个一个地写。
今天第一个来的是王大爷，就是她在《生根报》上写到的那个从废墟里扒出铁锅的老人。王大爷蹲在依萍对面，抽了口旱烟，半天没说话。
“大爷，您想写什么？”依萍轻声问。
“写给我儿子。”王大爷的声音有些沙哑，“他在新四军三支队。上次扫荡前刚来的信，说打了胜仗，受了点轻伤，不碍事。现在……现在不知道咋样了。”
“您慢慢说，我记着。”
王大爷又抽了几口烟，才开口：“你就写：栓子，爹没事，房子烧了又盖起来了，锅还在，家就在。你娘也好，就是惦记你。你受了伤，要好好养着，别逞强。打鬼子重要，但命也重要。等打完了仗，回家来，爹给你炖肉吃。”
他说得很慢，每句话都要停顿很久。依萍一字一句地记下，尽量保持老人原汁原味的语气。
写完后，她念给王大爷听。老人听着听着，眼圈红了，但没让眼泪掉下来：“好，就这样。陆同志，谢谢你。”
“不用谢。信我托交通员捎出去，可能需要些时日。”
“不急，不急。”王大爷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两个煮鸡蛋，硬塞给依萍，“自家鸡下的，你拿着。”
依萍推辞不过，收下了。鸡蛋还温着，带着老人的体温。
第二个来的是冬梅。她不是给自己写信——她丈夫就在村里，用不着写信。她是替邻居孙寡妇来的。
孙寡妇三十出头，男人去年牺牲了，留下一个五岁的女儿。扫荡时，她家房子全毁了，现在暂时借住在亲戚家。她想来给男人“写封信”，虽然明知道收不到。
“孙婶子不好意思来，让我替她说。”冬梅压低声音，“她说，就写几句话，烧给她男人。”
依萍心里一紧：“你说，我写。”
冬梅转述孙寡妇的话，说得很慢，很轻：“柱子，俺和妞儿都好。房子没了，但人还在。妞儿长大了，会帮你娘干活了。你在那边别惦记，好好歇着。等妞儿长大了，俺告诉她，她爹是打鬼子死的，是英雄。”
依萍的手有些抖。她写下这些字，每一个都像有千斤重。
写完后，冬梅拿着信纸走了。依萍看着她瘦削的背影消失在巷口，许久没动。
第三个，第四个……夕阳西下时，依萍已经写了七封信。石板上摊开的信纸被晚风吹得哗哗响，像一片片白色的羽毛。
周明不知什么时候来了，在她身边坐下：“累了吧？”
“不累。”依萍收起纸笔，“就是心里……有点沉。”
“我懂。”周明沉默了一会儿，“以前在北平，我帮父亲的学生们改作文，写的是风花雪月，是远大理想。现在写的，都是最朴素的牵挂，最真实的生死。”
“哪种更有分量？”
“都重要。”周明说，“但在这个年代，后一种更贴近土地，更贴近人心。”
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祠堂前的老槐树——那棵被砍了一半的槐树——居然抽出了新枝，嫩绿的叶子在晚风中轻轻摇曳。
生命的力量，比任何破坏都顽强。
这时，春妮一瘸一拐地来了，脸上带着兴奋：“陆同志，周干事，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上级来了通知，要咱们准备节目，九月初去县里参加文艺汇演！”春妮眼睛亮晶晶的，“各根据地的文工团都去，还有大后方来的慰问团！”
依萍和周明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喜。
文艺汇演，这在战争年代是难得的盛事。不仅能交流经验，鼓舞士气，还能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
“具体什么要求？”周明问。
“节目要反映根据地生活，要有地方特色，要群众喜闻乐见。”春妮掰着手指头，“林团长说了，让咱们好好准备，拿出最好的节目。这可是咱们文工团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活动！”
消息很快传开了。整个文工团都兴奋起来，连夜开会讨论节目。大家七嘴八舌，提出了很多想法：有的说要排新话剧，有的说要编新歌舞，有的说要弄快板、相声。
林雪让大家安静：“想法都很好，但咱们人力物力有限，不可能都搞。我的意见是：集中力量，搞一个精品。既要好看，又要有意义。”
“演什么好呢？”有人问。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依萍——她是团里最有“文化”的，写歌写文章都在行。
依萍想了想，说：“咱们演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演扫荡前后，咱们村的重建。”
她讲了自己的构想：一个三幕短剧，第一幕是扫荡前的平静生活，第二幕是扫荡和转移，第三幕是重建和新生的希望。不用专业演员，就让群众演自己——春妮可以演她自己，王大爷可以演他自己，冬梅可以演她自己。
“这能行吗？”有人怀疑，“群众没演过戏，上台会不会紧张？”
“正因为没演过，才真实。”依萍说，“而且这不是‘演戏’，是讲自己的故事。讲自己的故事，不需要演技，只需要真心。”
林雪沉吟片刻：“可以试试。但时间紧，只有一个月。依萍，你来负责剧本和导演；周明，你负责舞台和道具；其他人各司其职，全力配合。”
任务定下来，文工团进入了紧张的筹备期。
依萍白天采访、收集素材，晚上写剧本。她决定以春妮一家的故事为主线，穿插其他群众的故事。第一幕叫《晨炊》，展现扫荡前一个普通的清晨：春妮娘在灶前做饭，春妮在院里练歌，民兵在村口巡逻，孩子们在玩耍，一切都是平静而有序的。
第二幕叫《惊雷》，扫荡来了。警报声，枪声，慌乱的人群，坚毅的民兵，老弱妇孺的转移，春妮为掩护群众受伤……
第三幕叫《新生》，废墟上的重建，识字班的重开，信件的传递，新生命的孕育（孙寡妇怀孕了，这是真实的事），以及对未来的希望。
写剧本的过程并不顺利。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平衡真实和艺术。如果完全照搬现实，会显得琐碎；如果过度艺术化，又会失去真实的力量。
依萍改了又改，有时写到深夜，油灯熏得眼睛发疼。
周明常来陪她，有时带两个烤红薯，有时端一碗热水。他不怎么说话，就安静地坐在一旁，看她写，看她改。
“这里，”有一次他指着剧本的某处，“春妮受伤那段，你写得很克制。但现实里，春妮的伤其实很重，流了很多血，差点没救过来。”
“我知道。”依萍放下笔，“但我怕写得太惨，观众会受不了。而且……这是文艺汇演，要鼓舞士气，不能太压抑。”
“但真实就是真实。”周明说，“春妮流的血是真实的，群众的恐惧是真实的，失去亲人的痛苦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只展现光明的一面，那和国民党的宣传有什么区别？”
依萍沉默了。她想起前世看过的那些抗战剧，总是英雄无敌，总是胜利在望，总是阳光灿烂。但真实的战争不是那样的——有流血，有牺牲，有恐惧，有绝望。正是从这些黑暗的缝隙里，才生长出最坚韧的希望。
“你说得对。”她拿起笔，重新改写第二幕。
这次，她不回避惨烈。她写春妮受伤后，血浸透了裤腿，卫生员撕开衣服时，伤口深可见骨。写转移途中，刘大娘喘不过气，差点死在路上。写在山洞里，婴儿的哭声被母亲死死捂住，差点窒息。
但她也写：春妮咬着布条不喊疼，卫生员用最后一点药给她止血；刘大娘说“别管我，你们走”，但大家轮流背着她；母亲捂住孩子的嘴，眼泪掉在孩子脸上，但孩子奇迹般地安静了。
黑暗与光明交织，绝望与希望并存。这才是真实的战争，真实的人性。
剧本改好后，开始选角排练。春妮演自己，起初很害羞，总笑场。但当她真正进入角色，回忆扫荡那天的情景时，眼泪自然就流下来了。
“我当时就想，不能怕，怕了鬼子就更猖狂。”排练间隙，春妮对依萍说，“现在演出来，好像又经历了一遍。但这次我知道结局——我活下来了，咱们村活下来了。”
王大爷演自己，更是不自然。他站在“舞台”（其实就是打谷场）上，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依萍不要求他背台词，就让他说自己的话，说那天从废墟里扒出铁锅时的心情。
“我就想啊，锅在，家就在。”王大爷说着说着，忘了是在演戏，“人在，啥都能有。”
这话比任何编剧写的台词都有力量。
冬梅演识字班重开那场戏，当她站在“黑板”（门板）前，写下“生、存、望”三个字时，台下的群众演员——都是真正的识字班妇女——齐声跟读。那不是表演，那是真实的生活。
排练过程中，依萍发现了戏剧的魔力。当真实的故事被搬上舞台，被赋予形式，被众人观看时，它产生了奇妙的升华。演员和观众之间，建立了一种无声的共鸣——这不是“演”给别人看的故事，这是我们共同经历、共同记忆的故事。
八月中旬，剧本基本成型，进入联排阶段。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人来到了根据地。
那天下午，依萍正在帮春妮调整一个动作，周明急匆匆跑来：“依萍，快，有客人！”
“什么客人？”
“大后方来的慰问团提前到了！带队的是一位女作家，姓苏，说是专门来看咱们文工团的！”
依萍心里一动。姓苏的女作家？她前世读过的抗战文学里，好像有一位姓苏的女作家，以写战地通讯闻名。
当她见到苏作家时，还是吃了一惊。那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短发，戴眼镜，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列宁装，风尘仆仆但精神矍铄。她正和林雪说话，看见依萍，微笑着伸出手：“你就是陆依萍同志？我读过你写的《春天的种子》。”
依萍有些意外：“您怎么……”
“通过地下交通线传到大后方的。”苏作家握了握依萍的手，“写得好，有温度，有血肉。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
她说话很直接，眼神锐利但不刺人。依萍能感觉到，这是一位真正有见识、有情怀的知识分子。
接下来的几天，苏作家就住在村里。她不摆架子，和群众同吃同住，白天跟着下地，晚上参加识字班，有空就和依萍聊天。
“你的文章让我想起萧红的《生死场》。”有一次，苏作家对依萍说，“都是写最底层的民众，写他们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但你的更温暖些——萧红笔下是麻木的挣扎，你笔下是清醒的坚韧。”
依萍有些不好意思：“我写得还浅。”
“不浅。”苏作家摇头，“真实的东西，永远不会浅。你知道现在大后方的文艺界在争论什么吗？争论抗战文艺应该是‘歌颂’还是‘暴露’，应该是‘英雄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我看你的文章，两者都有——既暴露苦难，又歌颂坚韧；既有英雄，又有普通人。这才是完整的真实。”
她顿了顿：“我看了你们排练的短剧，很好。但有一个建议。”
“您说。”
“第三幕《新生》，最后那个场景——孙寡妇发现自己怀孕，既喜又悲。这个处理很好，但可以再深一层。”苏作家说，“新生命的孕育，在战争年代有特别的意义。它不仅是个人血脉的延续，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象征。可以加一段：孙寡妇摸着肚子，对死去的丈夫说：‘柱子，你有后了。等孩子长大了，我告诉他，他爹是为什么死的，他该为什么活。’”
依萍眼睛亮了：“这个好！”
“还有，”苏作家继续说，“结尾不要用口号式的‘胜利在望’，就用最朴素的场景——清晨，炊烟又升起，孩子们又去上学，民兵又去巡逻，春妮又站在村口唱歌。生活继续，这就是最有力的宣言。”
依萍深受启发。她连夜修改剧本，把苏作家的建议融进去。
苏作家在村里待了十天。临走前，她送给依萍一本书——是她自己的战地通讯集，扉页上写着：“给陆依萍同志：记录即抵抗，真实即力量。苏文。”
她还留下了一句话：“九月的汇演，我会在台下看。期待你们的演出。”
苏作家走后，文工团的排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大家练得更刻苦了，因为知道这次演出不光是给县里的领导和各根据地代表看，还可能被大后方的文艺界看到。
八月下旬，最后一次联排。这次，林雪请来了村里所有的群众当观众。
傍晚，打谷场上点起了火把。临时搭的舞台很简陋，但铺了红布（是从被烧毁的祠堂里抢救出来的幔帐），显得庄重。
演员们都很紧张。春妮的手心全是汗，王大爷一直在抖，冬梅差点忘了台词。但当音乐响起——是依萍用二胡拉的简单旋律——所有人都进入了状态。
第一幕《晨炊》，平静而温馨。台下的大娘大婶们看得直点头：“就是这样，扫荡前咱们村就是这样。”
第二幕《惊雷》，紧张而惨烈。当“鬼子”冲上舞台（演员是民兵扮的），烧杀抢掠时，台下有孩子吓哭了。当春妮“受伤”倒地，血红的颜料染红裤腿时，许多妇女抹起了眼泪。
第三幕《新生》，缓慢而坚定。废墟上的重建，识字班的重开，信件的传递……当演到孙寡妇（由李秀英扮演）发现自己怀孕，摸着肚子对亡夫说话时，台下鸦雀无声。
最后，清晨再次来临。“春妮”站在村口，唱起依萍新写的歌：
“炊烟又升起
在这被火烧过的土地
孩子又奔跑
在这被血浸过的田地
死去的人躺在山里
活着的人站在风里
但种子已经埋下
在每一个黎明
在每一次呼吸
等待春天的
不止是土地
还有人心里的
那一点绿意
相信吧，相信
黑夜再长，总会过去
苦难再深，总会结痂
而希望
像炊烟一样
断了，还会再起”
歌唱完，舞台上的所有演员站成一排，面向观众。台下一片寂静，然后，掌声响起来。先是零星的，然后连成一片，最后变成雷鸣。
许多人一边鼓掌，一边流泪。
那不是悲伤的泪，是释放的泪，是理解的泪，是看到自己的苦难被尊重、被呈现、被升华时的泪。
演出结束后，群众久久不愿散去。王大爷拉着扮他的演员（就是他本家的侄子）说：“演得像，真像。”春妮娘抱着春妮哭：“我的儿啊，你可受苦了。”冬梅的丈夫王大山也来了，看完后对冬梅说：“你们演得好。识字班……该上。”
最让依萍触动的是孙寡妇。她看完演出后，找到依萍，深深鞠了一躬：“陆同志，谢谢你。把我家柱子……演活了。”
“是你们的故事打动人。”依萍说。
“不，是你们让这些故事……有了声音。”孙寡妇摸着已经微微隆起的肚子，“等孩子长大了，我要带他来看戏，告诉他：这就是你爹活过的年代。”
那天晚上，依萍在笔记本上写下：
“八月廿五，短剧初演。群众观之，或泣或默。戏剧之魔力，在于将个体之痛，升华为集体之记忆；将琐碎之日常，凝聚为时代之缩影。今见之，信然。
“苏作家言：‘记录即抵抗，真实即力量。’今更深悟：艺术亦抵抗，呈现亦力量。当春妮之血、王大爷之锅、孙寡妇之孕被置于舞台之上，被光所照，被众所见，其意义已超越个体，成为民族生存之隐喻。
“汇演在即，心忽平静。因知我等所做，非为评奖，非为荣誉，乃为发声——为千千万万无声者发声，为这片土地发声。
“此声或微，然群山必有回声。”
写完后，她吹熄油灯。月光从窗棂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远处传来狗吠声，几声之后，复归寂静。
村庄睡了，但有一种东西醒着——那是被唤醒的记忆，被点亮的希望，被连接起来的人心。
依萍闭上眼睛。
她知道，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
而他们的声音，会随着太阳一起，传到更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