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雨来了。
不是江南那种缠绵的细雨，是江北的秋雨，一场接一场，下得又急又冷。道路泥泞不堪，车辙印里积满了浑浊的水，一脚踩下去，能陷到脚踝。去县里参加汇演的计划被迫推迟——这种天气，各根据地的队伍根本聚不齐。
文工团里弥漫着焦躁的情绪。大家准备了这么久，眼看就要登台，却被一场雨拦住了路。春妮天天望着村口的方向叹气，王大爷抽旱烟抽得更凶了，连最沉稳的林雪，眉间也多了几道皱纹。
只有依萍不太着急。倒不是她不想去汇演，而是她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苏作家临走前，给她留了个任务。
“县里汇演推迟，但前线的故事不会等。”苏作家在信里写道，“我有个朋友在《新华日报》，急需战地通讯。你若有胆量，可去渡口采访。那里最近有战事，故事很多。”
渡口在三十里外，是南北交通要道，国共两军和日军都在争夺。最近刚发生过一场激战，双方伤亡都不小。去那里采访，危险不言而喻。
但依萍几乎没有犹豫。她找到周明，把信给他看。
周明看完，沉默了很久：“太危险了。渡口现在是三不管地带，鬼子、伪军、游击队都在活动，流弹不长眼。”
“我知道。”依萍说，“但故事在那里。”
“故事比命重要？”
“有些故事，需要有人去记。”依萍看着周明，“如果大家都怕危险，那这些故事就永远没人知道了。那些牺牲的战士，那些支前的群众，他们的名字和事迹，会像这场雨一样，渗进泥土里，再也找不见。”
周明叹了口气：“我跟你一起去。”
“你……”
“我是宣传干事，采访是我的工作。”周明说，“而且我会用相机。文字加上照片，故事才完整。”
两人向林雪汇报了计划。林雪一开始坚决反对，但依萍把苏作家的信给她看，又说了那句“故事在那里”。林雪最终让步了，但提了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有两个民兵护送；第二，只能在渡口外围活动，不能深入前线；第三，不管采没采访到，三天必须返回。
“三天后你们不回来，我就带人去找。”林雪说得很严肃。
出发那天，雨还在下。依萍和周明穿着蓑衣，背着简单的行李——纸笔、相机、干粮、药品。两个护送的民兵是兄弟俩，哥哥叫大柱，弟弟叫二柱，都是二十出头，黑黑壮壮，话不多但很可靠。
“陆同志，周干事，咱们走小路，避开大路和村庄。”大柱说，“鬼子经常在路上设卡。”
小路确实难走。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路，要在齐腰深的草丛里穿行。雨水顺着蓑衣的缝隙渗进来，衣服很快湿透了，贴在身上，又冷又黏。鞋里灌满了泥浆，每走一步都发出噗嗤的声音。
走了大半天，才走出十几里路。中午在一个破庙里休息，吃干粮——玉米饼子已经泡软了，咸菜疙瘩也进了水，吃起来一股怪味。但没人抱怨，都默默地吃着。
“还有多远？”依萍问。
“照这个速度，天黑前能到渡口外围。”大柱说，“但今天可能进不去了。雨太大，渡口那边情况不明，咱们得先找个地方落脚，打探清楚再说。”
下午的路更难走。雨不但没停，还起了风。风雨交加，打在脸上像刀子。依萍的蓑衣被吹开了几次，浑身湿透，冷得直打哆嗦。但她咬着牙，一声不吭地往前走。
周明几次想扶她，都被她推开：“我能行。”
她想起前世那个娇生惯养的陆依萍，那个为一点委屈就要跳苏州河的女孩。现在，她在风雨中跋涉三十里，就为了去听几个陌生人的故事。这变化有多大，她自己都感到惊讶。
但也许，这才是她本该成为的人——不是温室里的花朵，而是风雨中的野草。脆弱，但坚韧；微小，但顽强。
傍晚时分，他们到达渡口外围的一个小村庄。村庄已经半毁了，只有几户人家还亮着灯。大柱找到一户熟识的老乡，敲开了门。
开门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脸上有伤疤，缺了一只耳朵。看见大柱，他愣了一下，然后赶紧把他们让进屋。
“老赵叔，这是根据地的同志，来采访的。”大柱介绍。
老赵叔打量了依萍和周明一番，点点头：“进来吧，烤烤火。”
屋里很简陋，但生着火，暖和。老赵叔的妻子——一个瘦小的妇人——默默地给他们端来热水和烤红薯。红薯烤得焦黑，但掰开后，金黄的内瓤冒着热气，香气扑鼻。
依萍捧着热水，冻僵的手指慢慢恢复知觉。
“老赵叔，渡口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周明问。
老赵叔抽了口旱烟，声音低沉：“三天前打了场大仗。八路军一个连在这里阻击鬼子一个中队，打了整整一天。鬼子死了几十个，咱们也牺牲了不少人。现在渡口还在咱们手里，但鬼子在对面集结，随时可能再打。”
“我们能去渡口吗？”依萍问。
“明天看情况。”老赵叔说，“今天雨太大，渡口那边戒严了，谁也进不去。明天要是雨停了，我想办法带你们去。但话说在前头——很危险。流弹不长眼，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
那天晚上，依萍睡在老赵叔家的土炕上。炕烧得热，但她的心很冷。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一种沉甸甸的预感——明天，她会看到战争最真实、最残酷的一面。
半夜，她被枪声惊醒。不是很近，但很清晰，是从渡口方向传来的。接着是爆炸声，闷闷的，像地底下传来的雷。
她坐起来，看见周明也醒了，正靠在墙上，听着外面的动静。
“交火了？”依萍轻声问。
“可能。”周明说，“听声音，规模不大，应该是小股部队的骚扰。”
枪声断断续续响了一刻钟，然后停了。夜重归寂静，只有雨声，淅淅沥沥，没完没了。
依萍再也睡不着。她拿出笔记本，就着窗外的微光，写下：
“九月初三，宿于渡口外围赵家。夜半闻枪声，远而清晰。老赵叔鼾声如雷，其妻辗转反侧。战争之于百姓，如影随形，睡梦中亦不得安宁。
“明日将赴渡口，心无惧，反有期待。非期待战争，乃期待真实——那些被硝烟遮蔽的真实，那些被数字简化的真实，那些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真实。
“苏作家言：‘战地记者之责，不在歌颂，亦不在暴露，而在见证。’明日，当见证。”
第二天，雨停了。天空还是阴沉的，但总算不再滴水。老赵叔早早起来，出去打探消息。一个时辰后回来，说：“可以去了。但只能待一个时辰，中午前必须离开。”
渡口离村庄只有三里路，但走得很慢——路上到处都是弹坑、碎砖、烧焦的木料，还有没清理干净的血迹。空气中有股奇怪的味道，混合着火药、焦土和某种甜腥气。
依萍的呼吸变得急促。这不是她第一次接近战场——扫荡时，她也见过废墟，见过死亡。但这里不同。扫荡是突发的灾难，这里是持续的交火区，死亡是日常，是常态。
终于看到了渡口。那其实不是正规的渡口，只是河面较窄、水流较缓的一段。河上原本有座木桥，现在被炸断了，只剩下几根焦黑的桥桩立在水中。两岸搭起了临时的浮桥，用木排和门板拼成，晃晃悠悠。
河这边，是八路军的阵地。战壕挖得很深，上面盖着树枝伪装。几个战士在修补工事，浑身是泥，脸上有疲惫，但眼神很锐利。看见老赵叔带着陌生人过来，一个年轻的哨兵拦住他们：“站住！什么人？”
老赵叔上前解释。哨兵打量了依萍和周明一番，转身去报告。不一会儿，来了个干部模样的人，三十多岁，满脸胡茬，左臂缠着绷带。
“我是连长，姓陈。”他的声音沙哑，“听说你们是记者？”
“是的。”周明上前，“我们是根据地的宣传干事，想采访渡口战斗的情况。”
陈连长看了看他们，又看了看大柱二柱，点点头：“时间不多，跟我来。”
他带他们进了战壕。战壕里很潮湿，积着水，角落里堆着弹药箱和急救包。几个伤员躺在担架上，卫生员正在给他们换药。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药味。
依萍强迫自己不去看那些血肉模糊的伤口，把注意力集中在陈连长身上。
“三天前的战斗，我们连负责阻击。”陈连长说话很简练，“鬼子一个中队，大约一百八十人，配有迫击炮和重机枪。我们连一百二十人，轻武器为主。从早上打到傍晚，打退敌人四次冲锋。毙敌五十余，伤敌不详。我方牺牲三十七人，伤四十二人。”
他说得很平静，像在念一份报告。但依萍注意到，当他说“牺牲三十七人”时，喉结动了一下。
“能说说具体的过程吗？”依萍问，“或者……说说那些牺牲的同志？”
陈连长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指着战壕里一个位置：“这里，是小王的位置。十九岁，河南人。鬼子第三次冲锋时，重机枪卡壳了，他站起来修，被子弹打中胸口。临死前说：‘连长，枪修好了。’”
他又指另一个位置：“这里，是老李。三十八岁，老红军。爆破手，抱着炸药包炸鬼子坦克，同归于尽。家里有老婆，三个孩子。”
“这里，是小赵，通讯员。十七岁，送信时被炮弹炸断腿，流血过多死的。死前一直喊娘。”
他一连说了七八个位置，七八个人。每个人只有短短几句话，但拼凑起来，是一幅完整的战斗图景——有英勇，有恐惧，有绝望，有坚持。
依萍记着，手有些抖。这些名字，这些年龄，这些简单的遗言，比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更有力量。
周明拿出相机，想拍照，但陈连长摆摆手：“别拍伤员，别拍具体工事。可以拍远一点的场景。”
周明明白了。他爬到战壕边，对着河对岸拍了几张——对岸的鬼子阵地隐约可见，有工事，有岗哨，有膏药旗在阴沉的天空下飘着。
依萍继续采访。她问了一个问题：“陈连长，打这样的仗，你们怕吗？”
陈连长看了她一眼：“怕。谁不怕死？但怕没用。鬼子打来了，你不打他，他就杀你全家。就这么简单。”
“那……支撑你们打下去的是什么？”
“很多。”陈连长想了想，“一开始是报仇，我爹被鬼子杀了。后来是责任，我是连长，得带弟兄们活下去。现在……现在就是觉得，这场仗必须赢。不赢，中国就没了。”
他说得很朴素，但依萍听懂了。这不是口号式的爱国主义，是最朴素的生存逻辑——你不打，你就活不下去；你退了，你的家园就没了。
这时，对岸突然响起枪声。不是朝这边打，是朝天空放的。
陈连长脸色一变：“是信号！鬼子要进攻了！你们快走！”
他叫来一个战士：“小刘，带他们从后路撤！快！”
小刘是个瘦小的年轻人，背着一支比他高的步枪：“跟我来！”
依萍和周明跟着小刘往后方撤。刚走出战壕，就听见对岸传来炮弹的呼啸声。
“卧倒！”小刘大喊。
三人扑倒在地。炮弹在附近爆炸，泥土和碎石雨点般砸下来。依萍的耳朵嗡嗡作响，嘴里全是土腥味。
“快起来！继续跑！”小刘拉起他们。
他们沿着一条干涸的水沟往后方跑。炮弹在身后不断爆炸，每一次爆炸，大地都颤抖一下。依萍的心跳得像要炸开，但她强迫自己跑，一步，两步，三步……
突然，跑在前面的小刘停住了。他转过头，脸色煞白：“坏了！”
“怎么了？”
“前面有鬼子！一小股，从侧面摸上来了！”
依萍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果然，几十米外，十几个日本兵正端着枪往这边来。距离太近，已经能看清他们的脸。
“往回跑！”小刘当机立断。
但后面是炮火覆盖区，往前是鬼子。他们被困在中间了。
小刘迅速观察地形，指着水沟的一个拐弯处：“那里！躲进去！”
三人连滚带爬地躲进水沟拐弯处。这里是个死角，暂时安全，但被发现了就是死路一条。
小刘端起枪，声音发颤：“我……我掩护你们。你们找机会往右跑，那边有片树林，进了林子就有机会。”
“不行！”周明说，“要走一起走！”
“一起走谁都走不了！”小刘的眼睛红了，“我答应连长，要把你们安全送出去。陆同志，周干事，你们是文化人，活着比我有用。我……”
他的话没说完，因为鬼子已经发现他们了。日语喊声响起，子弹打在水沟边缘，激起一串尘土。
小刘深吸一口气，突然站起来，对着鬼子方向开了一枪，然后转身往左跑——那是相反的方向，是为了引开敌人。
“小刘！”依萍想拉住他，但没拉住。
鬼子果然被吸引了，大部分朝小刘追去。只有两三个继续往这边搜索。
周明拉着依萍：“快走！”
他们往右跑，拼命跑。身后的枪声很密，有鬼子的三八大盖，有小刘的步枪。跑出几十米后，依萍回头看了一眼——小刘已经倒在了一片灌木丛边，一动不动。
她的心像被掏空了。但她不能停，只能继续跑。
终于跑进了树林。树林很密，暂时安全了。两人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依萍的肺像要炸开，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
“小刘他……”她说不下去了。
周明的脸色也很难看：“他……他是为了救我们。”
沉默。只有喘息声，和远处隐约的枪炮声。
不知过了多久，枪声渐渐稀疏，最后停了。战斗结束了，不知道谁赢了。
又过了一会儿，大柱二柱找来了。他们满脸是汗，看见依萍和周明安然无恙，才松了口气。
“可找到你们了！”大柱说，“快走，这里不能久留！”
四人迅速撤离。回去的路走得更快，因为恐惧给了他们力量。下午时分，他们回到了老赵叔家。
老赵叔听说小刘牺牲了，沉默了很久，然后说：“那孩子……是渡口村的。爹娘都被鬼子杀了，参军报仇。才十八岁。”
依萍的眼泪又掉下来。十八岁，和她穿越时的依萍一样大。本该上学的年纪，却死在战场上，为了救两个陌生人。
那天晚上，依萍写下了渡口之行的全部经历。她写陈连长平静的叙述，写那些牺牲战士的名字和遗言，写小刘最后的选择。她写得很详细，每一个细节都力求真实。
写到小刘时，她停笔了很久。最后她写道：
“小刘，十八岁，渡口村人。父母双亡，参军一年。今日为掩护我等，引敌而去，中弹牺牲。临终何言，未知。只知其背向敌人，面朝家乡。其牺牲也，非为宏愿，非为功名，只为一句承诺：‘我送你们出去。’
“战争中有多少这样的小刘？无墓无碑，无传无记，如秋叶飘零，归于尘土。然每一片落叶，皆曾青翠；每一个无名者，皆曾有生。记录之责，即在于此——让落叶有痕，让无名者有名。
“今执笔，手犹颤。非惧也，乃重也。一字一句，皆负人命，皆承鲜血。不敢轻，不敢怠。
“夜深，雨复起。想渡口战场，血水混入雨水，渗入大地。来年春，或有野花开放，红如血，艳如霞。那是战士们的魂，在说：我们活过，我们战斗过，我们不曾白死。”
写完后，她合上笔记本。窗外雨声淅沥，如泣如诉。
周明推门进来，端着一碗姜汤：“喝点，驱寒。”
依萍接过碗，手还是抖的。
“还在想小刘？”周明在她对面坐下。
“嗯。”依萍喝了口姜汤，辣的，暖的，“我在想，如果我们今天死在那里，会有人记得我们吗？会有人为我们写点什么吗？”
“会。”周明说，“只要我们活着，就会记住死去的人。只要有人记住，他们就没有白死。”
“那你呢？”依萍突然问，“如果你死了，希望被记住吗？”
周明沉默了很久：“我希望……被记住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做过的事。比如，我拍的那些照片，我写的那些文章。那些东西如果能留下来，能让人看到这个时代的真实，那我就没白活。”
依萍点点头。她也是这么想的。
雨下了一夜。第二天清晨，雨停了，天空放晴。阳光从云缝里射出来，照亮湿漉漉的大地。
老赵叔带来消息：昨晚渡口又打了一仗，鬼子被击退了，渡口还在咱们手里。
“小刘的遗体找到了。”老赵叔说，“已经埋了。就在渡口边的山坡上，和他牺牲的战友们埋在一起。”
依萍和周明去看了那个山坡。那是一片新坟，几十个土堆，没有墓碑，只有木牌，上面用炭写着名字。小刘的坟在最边上，木牌上的字很新：“刘小栓，十八岁，渡口村人，民国三十年九月初四牺牲。”
依萍在坟前站了很久，然后蹲下来，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了几句话，折成一只纸鹤，放在坟头。
纸上写的是：“小刘同志：你送我们出来了。谢谢你。我们会记住你，会写下你的故事。愿你在另一个世界，有学可上，有家可归，有和平可享。陆依萍敬挽。”
风起，纸鹤的翅膀微微颤动，像要飞起来。
回根据地的路上，依萍一直沉默。她在想很多事：战争的残酷，生命的脆弱，记录的重量，责任的担当。
快到村口时，她突然问周明：“你说，咱们的文艺汇演，还有必要去吗？”
“为什么这么问？”
“和前线比起来，舞台上的表演……是不是太轻了？”
周明想了想：“轻重不在形式，在心。如果咱们的演出，能让后方的人了解前线的真实，能鼓舞更多的人支援前线，那就不轻。而且——”他顿了顿，“艺术本身也是一种力量。它能凝聚人心，能传递希望，能让人在黑暗中看到光。”
依萍懂了。前线和后方，战场和舞台，都是抗战的一部分。记录战争是责任，用艺术鼓舞人也是责任。
回到村里，林雪看到他们平安归来，松了口气。听说小刘的事后，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们要把他的故事演出来。在文艺汇演上。”
“可是汇演推迟了……”
“雨停了，路通了。”林雪说，“刚接到通知，汇演改到九月十五，在县里举行。我们还有十天时间准备。”
十天。依萍知道该做什么了。她要写一个新剧本，关于渡口，关于小刘，关于那些无名的牺牲者。
这可能是她写过的最难的剧本，但也是最重要的。
因为有些故事，必须被讲述。
有些名字，必须被记住。
有些光，必须在黑暗中亮起。
而她，是那个执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