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结束的那天，依萍的手已经不能看了。
水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最后结了一层薄薄的茧。手指关节处有几道裂口，浸了泥土，微微发炎，一动就疼。但她没跟任何人说，只是晚上回住处后，用温水小心清洗，涂上炊事班长老赵给的一点猪油——这是根据地常用的土法子。
“陆同志，你这手……”春妮来找她学歌时看见了，眼圈一红，“该歇歇的。”
“大家都一样。”依萍把手藏进袖子里，“春妮，你手上的茧比我的厚多了。”
春妮伸出手，那是一双真正劳动人民的手，粗糙，有力，关节粗大。“我打小就干活，习惯了。可你是城里来的，是文化人……”
“在这里，没有城里人乡下人，只有同志。”依萍认真地说，“我的手拿笔拿惯了，现在学拿锄头，总要有个过程。”
她说着，拿出那本已经快写满的笔记本：“来，今天教你新歌。我根据你娘的故事改了改歌词。”
春妮眼睛亮了，挨着依萍坐下。油灯的光晕染黄了两人的脸。
依萍轻轻哼唱起来，是那首《春天的种子》，但歌词做了改动：
“春天的风吹过山岗
娘在田里播种忙
手上有茧，心中有光
种下的是种子，生长的是希望
她说，等儿子回家
要把这丰收的粮食，煮一锅香
等女儿长大
要教她识字，教她歌唱
风霜雨雪都经过
战火硝烟都见过
可娘还在等，还在唱
歌声里有破碎的河山
也有不灭的星光
春天来了又走
娘老了，但土地不会老
种子埋下，总要发芽
就像希望种下，总要开花……”
春妮听着听着，眼泪掉下来。她抓住依萍的手：“陆同志，这歌……这歌就是我娘。”
“也是千千万万个娘。”依萍轻声说，“春妮，你娘是个了不起的人。你也是。”
那天晚上，春妮学会了这首歌。她的嗓音清亮，带着泥土的质朴，唱出来的感觉和依萍不一样——更踏实，更坚韧，像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声音。
第二天，文工团排练时，春妮主动要求唱这首歌。林雪听了，沉默了很久。
“好。”她最后说，“春妮唱主调，依萍和声。这首歌唱给根据地的妇女们，唱给所有在战争中坚持的母亲们。”
排练间隙，周明来找依萍，手里拿着一封信。
“武汉来的。”他压低声音，“通过地下交通线，辗转了两个月。”
依萍的心猛地一跳。她接过信，信封已经磨损，字迹却熟悉——是文佩母亲的。
她的手有些抖，走到排练场外的老槐树下，才小心拆开。
信很长，写了四页纸。文佩的字迹依然娟秀，但能看出有些颤抖。她写武汉的情况，写疗养院的生活，写对女儿的思念。信里提到，尔豪去前线了，在国军某部当参谋；如萍在红十字会工作，最近订婚了，对方是个医生；梦萍在上海的教会学校读书，还算平安。
“依萍吾儿，”文佩在信末写道，“得知你在江北，母亲日夜悬心。但每思及你信中所述，又觉欣慰。我的女儿长大了，不再是当年那个倔强任性的孩子，而是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人。母亲以你为荣。
“战火连天，生死难料。母亲不求你平安归来——在这乱世，平安是奢望。只求你不忘初心，做你认为正确的事。若有一日……母亲也会理解。
“另，你父亲托人捎来口信，说他一切都好，让你不必挂念。我想，他心中是有你这个女儿的，只是不知如何表达。
“春深了，武汉的樱花开了又谢。想起你小时候，最爱在苏州的园林里扑蝴蝶。那些日子，恍如隔世。
“望珍重。母字。”
信纸上有几处晕开的痕迹，像是泪痕。依萍读着读着，眼泪也掉下来。
尔豪上前线了。那个曾经骄纵的少爷，如今在战场上。如萍订婚了，对方是个医生——会是杜飞吗？还是别人？梦萍在读书，总算避开了原来的悲剧轨迹。父亲……他托人捎口信，这是第一次主动表达关心。
而母亲，那个温柔脆弱的母亲，如今在信中说“平安是奢望”，说“若有一日也会理解”。
战争改变了所有人。
“家里还好吗？”周明不知什么时候走过来。
依萍擦擦眼泪，把信小心折好：“还好。母亲在武汉，哥哥上前线了，妹妹们各有各的路。”
“那就好。”周明顿了顿，“其实我家里……我父亲是个教书先生，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他拒绝教日语课，被关了三个月。出来时身体垮了，去年冬天走了。母亲跟着姐姐去了四川。”
“对不起……”
“不用道歉。”周明望向远山，“这个时代，谁家没有故事？谁心里没有伤口？只是有的人说出来，有的人藏在心里。”
他转过头，看着依萍：“你的文章和歌词之所以打动人，就是因为你不回避这些伤口，但又能在伤口里找到光。这很难得。”
依萍摇摇头：“我只是写下看到的。”
“看到什么，选择写什么，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周明说，“对了，小册子的反响比我们预期的还好。其他根据地来信，希望我们继续做下去。大后方也有报纸转载，据说还引起了讨论——关于敌后根据地的真实生活状态。”
“这是好事。”
“但也要小心。”周明压低声音，“领导找我谈话了，说我们的记录工作很重要，但要注意安全。日本人可能已经注意到这本小册子，会加强对我们根据地的渗透和破坏。”
依萍的心一紧：“那我们……”
“继续做。”周明坚定地说，“但不能像上次那样冒险了。我们要改变方式，更隐蔽，更分散。另外，领导建议我们多记录普通战士和群众的故事，少提具体人物和地点，防止敌人针对性破坏。”
“我明白。”
“还有，”周明犹豫了一下，“领导说，你的文章……有些地方过于个人化，情感太细腻。建议多写集体，多写战斗，少写个人感受。”
依萍愣住了。这是批评吗？
周明看出她的困惑，解释道：“这不是否定你的写法，而是考虑宣传的需要。现在最需要的是鼓舞士气，凝聚人心。个人的伤痛和细腻情感……可能不太符合当前的主要任务。”
“我明白了。”依萍低下头。
她明白组织的要求，但心里有些难过。那些个人的故事，那些细腻的情感，在她看来正是最真实、最动人的部分。春妮娘的故事如果不写她等丈夫等儿子时的具体感受，只写她劳动积极，那还是真实的人吗？
“当然，领导也说，你的风格有独特价值。”周明补充道，“只是需要调整侧重点。你可以继续写那些故事，但发表时要有所选择。”
这天晚上，依萍失眠了。她躺在硬板床上，听着窗外虫鸣，想着母亲的信，想着领导的意见，想着那些牺牲的同志。
她来到这个世界，带着系统的任务——活下去，偿还陆家债，改变刺猬心态。现在，陆家的债还在还（每个月她都会通过地下渠道寄钱回去），但“活下去”有了新的含义——不只是肉体的生存，更是精神的存活。而“刺猬心态”，在战争和集体生活中，早已被磨平了棱角，变成了另一种坚韧。
系统很久没有发布新任务了。最后一次是“阻止梦萍悲剧”，她已经完成。之后，系统似乎进入了静默状态，只在偶尔她做出重要选择时，会有轻微的提示音。
她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没有任务，意味着更大的自由，但也意味着更多的迷茫。她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判断，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
辗转反侧到后半夜，依萍索性起身，点起油灯，拿出笔记本。她翻到空白页，开始写：
“记录的意义是什么？
“最初，是为了让外界知道这里有人在坚持。后来，是为了纪念牺牲的同志。现在，我发现记录本身就是在抵抗——抵抗遗忘，抵抗虚无，抵抗战争对人性的碾压。
“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名字，有故事，有爱有痛。如果只写‘群众’，只写‘战士’，这些名字和故事就会被淹没在宏大的叙事里。但正是这些具体的、微小的人和事，构成了历史的真实质地。
“领导说得对，当前需要鼓舞士气。但鼓舞士气不能只靠口号，更需要真实的力量——真实的人如何面对苦难，如何在苦难中依然保持希望。
“春妮娘的等待是真实的，小刘的牺牲是真实的，周明父亲的坚持是真实的，我母亲的眼泪是真实的。这些真实，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
“所以我要继续记录。但会更小心，更智慧。既要传递真实，也要保护同志。
“这条路很难，但值得。”
写完后，依萍长舒一口气。她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
第二天，她找到林雪和周明，提出了一个新想法：在文工团的演出中，加入更多基于真实故事改编的小节目——不一定是歌曲，也可以是短剧、快板、朗诵。
“让群众演群众自己的故事。”依萍说，“春妮可以唱她娘的故事，李大爷可以讲他如何掩护伤员，小战士可以演他们班的战斗经历。这样既真实生动，又不会暴露具体信息，因为每个故事都可以说是‘根据多个真实故事改编’。”
林雪眼睛亮了：“这个想法好！既安全，又有感染力。”
周明也点头：“我负责收集故事，依萍负责改编，文工团负责排练演出。咱们还可以到各个村子巡演，让更多群众看到自己的故事被搬上舞台。”
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
接下来的日子，依萍更忙了。白天她要参加文工团的正常工作，晚上要采访、整理故事、改编剧本。手上的茧越来越厚，笔记本一本接一本写完。
她采访了很多人。
李秀英，那个曾经想用婚姻换取安全的姑娘，现在是妇女识字班的积极分子。她说：“我以前觉得，女人这辈子就是找个依靠。现在明白了，最大的依靠是自己。识字了，有工作了，能养活自己了，腰杆就硬了。”
王铁柱，一个老兵，身上有七处伤疤。他说：“我这条命是战友们换来的。每次冲锋，都有人倒下。我活下来了，就要替他们活着，替他们看着胜利的那天。”
赵大娘，村里最老的老人，九十岁了。她说：“我见过清朝，见过民国，现在见日本人。朝代换了一个又一个，但老百姓的日子，说到底就是春种秋收，生儿育女。日本人能占城，能杀人，但占不了土地的心，杀不绝种地的人。”
每个故事都让依萍感动，也让她更坚定。她把这些故事改编成短小的剧目，配上简单的曲调，由文工团的同志们排练。
春妮主演的第一个短剧《播种》大获成功。在村口的打谷场上，当春妮唱起“娘在田里播种忙，手上有茧心中有光”时，台下的妇女们都在抹眼泪。当剧情演到鬼子来扫荡，毁坏庄稼，春妮饰演的娘说“毁得了庄稼，毁不了种地的本事”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演出结束，一个老大娘颤巍巍地走上台，握住春妮的手：“闺女，你演的……就是我啊。”
春妮哭了，依萍也哭了。
这就是记录的力量，艺术的力量——让每一个普通人看到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四月，根据地的桃花开了。粉白的花瓣在春风中飘落，落在新翻的泥土上，落在战士们的枪杆上，落在孩子们的笑脸上。
依萍站在桃花树下，看着这战火中的春天，心里充满一种沉静的力量。
周明走过来，手里拿着相机：“拍张照吧？纪念这个春天。”
“好。”
依萍整理了一下军装，站在桃花树下。阳光透过花枝，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微笑着，眼神坚定。
快门按下，定格了这个瞬间。
很多年后，这张照片会被陈列在纪念馆里，下面的说明写着：“陆依萍，文艺战士，在江北根据地。摄于1941年春。”
但此刻，她只是一个记录者，一个播种者，在战火中播种希望，在苦难中记录微光。
春风吹过，花瓣如雨。
而土地之下，种子正在发芽。
终有一天，会破土而出，会长成森林，会覆盖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
依萍相信这一点。
就像相信春天总会到来，就像相信黑夜之后总有黎明。
这是她的信仰，在这个没有系统的世界里，自己找到的信仰。
扎根，生长，开花。
为了那些已经倒下的人，也为了那些将要站起来的人。
她转身，走向排练场。那里，春妮的歌声正传来，清亮而坚定：
“种子埋下，总要发芽
就像希望种下，总要开花……”
春天，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