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江北的春天来得迟疑。残雪还在背阴的山坳里顽固地存着，但向阳的坡地上，已经能看见嫩绿的草芽，像大地试探着伸出的手指。风依然冷，却不再刺骨，带着泥土解冻后的湿润气息。
依萍跟着村里的妇女们去地里干活。这是根据地的规矩——除了战斗和特殊任务，所有人都要参加生产。她分到的任务是播种，把玉米种子一粒粒按进松软的土里。
“陆同志，这样。”陈大姐示范着，“间距要匀，深浅要合适。太深了苗出不来，太浅了会被鸟啄去。”
依萍学着做，动作笨拙。她的手拿过笔，拿过话筒，拿过枪，却很少拿农具。不一会儿，腰就酸了，手上也磨出了水泡。
“歇会儿吧。”旁边一个叫春妮的姑娘说，“刚开始都这样，慢慢就习惯了。”
春妮十八岁，圆圆的脸，总带着笑。她爹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去年牺牲了。春妮没哭没闹，接过爹的锄头，成了村里的劳动模范。
“我不累。”依萍咬牙继续。
她不想被特殊对待。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同志，每个人都在为根据地的生存出力。文艺兵也是兵，兵就要能文能武，能唱能种。
休息时，大家坐在田埂上喝水。春妮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炒熟的黄豆，分给每个人一把。
“陆同志，你唱歌真好听。”春妮说，“昨晚你教我们唱《二月里来》，我娘都说好听，说她年轻时也唱过。”
《二月里来》是依萍新教的歌，歌词简单，旋律优美，唱的是春耕生产。她发现，根据地的群众喜欢这样的歌——贴近生活，有泥土味，能跟着哼唱。
“你娘也会唱歌？”依萍问。
“会一点。”春妮点头，“我娘年轻时是村里唱山歌的好手。后来……后来我爹牺牲后，她就很少唱了。但昨晚她跟着你哼，哼着哼着就哭了。”
依萍的心一紧。战争夺走的不仅是生命，还有歌声，还有生活中那些简单的快乐。
“春妮，你想学新歌吗？”她问。
“想！”春妮眼睛亮了，“我想学那种……那种能让我娘再唱起来的歌。”
“好，我教你。”
下午收工后，依萍没有立刻回住处。她去了村后的山坡，那里能看到整个村庄——几十间茅屋错落有致，炊烟袅袅升起，孩子们在空地上玩耍，战士们在进行训练。
一切都那么平静，那么有生气。很难想象，几十里外就是战场，就是死亡。
她找了块平坦的石头坐下，拿出笔记本。纸张已经用了大半，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歌词，感想，故事，还有对母亲的思念。
今天她想写一首新歌，给春妮，给春妮的娘，给所有在战争中失去亲人却依然坚持生活的妇女。
笔尖在纸上停顿了很久。她想起春妮说起母亲时的眼神，想起自己病中的母亲，想起李秀英，想起婶子……千千万万的中国妇女，她们是妻子，是母亲，是女儿，是这场战争中最坚韧也最脆弱的存在。
她开始写：
“春天的风吹过山岗
吹散了硝烟，吹绿了田埂
娘在灶前煮着粥
粥里煮着等待，煮着希望
她说，等不打仗了
要给儿子做新衣裳
要给女儿梳漂亮的辫子
要等丈夫回家，补上那件破了的衣裳
可是儿子没有回来
女儿在远方，丈夫在战场
只有风还在吹，一年又一年
吹白了娘的头发，吹深了脸上的沟壑
但娘还在等，还在唱
唱着山歌，等着天亮
她说，人活着，就要有念想
就像种子埋进土里，总要发芽生长
春天来了又走
娘老了，但歌声没老
那歌声里，有破碎的河山
也有不灭的希望……”
写着写着，依萍的眼泪滴在纸上。她想起文佩母亲，那个温柔善良的女人，现在在武汉的疗养院里，是否也在等待？是否也在唱着过去的歌？
“陆同志。”
依萍抬头，是周明。他不知什么时候来了，站在不远处，手里拿着相机——那是根据地的宝贝，缴获的日本货，只有重要活动时才用。
“周干事。”依萍擦擦眼泪。
“打扰你创作了。”周明走过来，在她旁边的石头上坐下，“写新歌？”
“嗯，写给妇女们的。”
周明看了看歌词，沉默片刻：“写得好。有具体的人，有具体的情，比口号式的宣传更有力量。”
“我只是把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依萍说，“这里的每个人，都有故事。”
“是啊。”周明望向村庄，“我采访过很多人。有战士，有群众，有老人，有孩子。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在坚持，都在相信，相信这场战争会赢，相信好日子会来。”
他顿了顿：“有时候我也会怀疑。看着牺牲的同志，看着被毁的村庄，会想：我们真的能赢吗？但听到群众的歌声，看到孩子们的笑容，我又觉得，一定能赢。因为这个民族，这群人，有一种打不垮的东西。”
“什么东西？”依萍问。
“说不上来。”周明想了想，“也许是韧性，也许是希望，也许就是最简单的生活本能——要活下去，要活得更好。日本人可以用刺刀占领土地，但占领不了这种本能。”
依萍深有感触。在根据地这些日子，她看到了太多的苦难，也看到了太多的坚韧。缺衣少食，但大家互相帮助；随时面临扫荡，但生活秩序井然；失去亲人，但依然相信未来。
这就是希望，在最黑暗的土壤里，倔强生长。
“周干事，你能帮我个忙吗？”她突然问。
“你说。”
“我想把这里的真实生活记录下来——不只是战斗，不只是牺牲，还有日常的劳作，学习，歌唱。写成文章，配上照片，让外面的人知道，在沦陷区，在根据地，有这样一群人在坚持，在生活。”
周明的眼睛亮了：“这个想法好！我早就想做了。咱们根据地的印刷条件有限，但可以做成小册子，传到其他根据地去，甚至可以想办法送到大后方。”
“那我们一起做。”依萍说，“我写文字，你拍照片。”
“一言为定！”
从那天起，依萍和周明开始了他们的“记录工程”。每天除了正常工作，他们就四处走访，记录根据地的生活。
他们去识字班，拍下老大娘笨拙地写字的场景；去医疗站，记录伤员们互相帮助的故事；去田地，拍下军民一起春耕的画面；去文工团排练场，记录那些年轻的面孔和嘹亮的歌声。
依萍的文字很朴实，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是如实记录。她写春妮教她播种，写陈大姐如何分配有限的物资，写小战士给家里写信时的羞涩，写老大娘在灶前哼唱山歌时的眼神。
每一篇文章都很短，但每一篇都有温度。
周明的照片也很朴实。没有专业的技巧，只是捕捉真实的瞬间。一张照片里，几个孩子围着一本破旧的书，眼神如饥似渴；另一张里，战士们在休息时下象棋，笑容灿烂；还有一张，是依萍在教妇女们唱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亮每一张专注的脸。
“这些照片，将来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周明小心地冲洗着胶片——根据地没有暗房，他们用被子蒙住窗户，自制了简易的冲洗设备。
“希望将来的人们能看到。”依萍说，“看到在这个时代，有这样一群人，这样生活过，战斗过。”
整理材料时，依萍发现了一个问题：根据地的纸张太紧缺了。印刷传单、教材已经捉襟见肘，要做这样一本图文并茂的小册子，需要不少纸。
“我去想办法。”周明说。
几天后，他兴冲冲地回来：“有办法了！镇上有个开纸铺的老板，是咱们的统战对象。他愿意偷偷卖给我们一批纸，但要咱们自己去取。”
“取？怎么取？”
“趁夜去，悄悄运回来。”周明说，“镇上有日军岗哨，很危险。但这是唯一的机会。”
依萍没有犹豫：“我去。”
“你？”
“我也是根据地的一员。”依萍说，“而且，我看起来不像战士，更像普通百姓，不容易引起怀疑。”
周明想了想，同意了：“那好，我跟你一起去。再叫上两个同志，有个照应。”
行动定在三天后的夜晚。这三天，依萍抓紧时间完成了所有的文字稿。最后一篇，她写的是春耕：
“三月，土地解冻。战士们放下枪，拿起锄头；妇女们走出家门，走进田地。种子一粒粒埋进土里，像希望埋进心里。
也许明天，日军就会来扫荡，庄稼会被毁，汗水会白流。但今天，他们依然在播种。因为播种本身就是抵抗——对荒芜的抵抗，对绝望的抵抗。
一个老农对我说：‘土地是最实在的。你对它好，它就对你笑。种下去的是种子，长出来的是粮食，养活的是人。鬼子能抢走粮食，但抢不走咱们种地的本事。只要人还在，地还在，春天来了就继续种。’
这就是根据地的春天。不是风花雪月，是泥土和汗水；不是诗歌和远方，是生存和希望。
而希望，就像这春天的种子，一旦埋下，就一定会发芽。
无论风雨，无论战火。”
写完最后一个字，依萍长舒一口气。她看着窗外的星空，想起江南的春天，想起苏州的田野，想起那些已经远去的人和事。
但此刻，她在这里，在江北，在属于她的战场上。
三天后的夜晚，行动开始。依萍、周明，还有两个战士，换上便装，悄悄离开根据地。他们走小路，穿树林，避开大路和村庄。
镇子离根据地有二十多里路，他们走了三个小时才到。远远地，能看见镇口的炮楼，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中扫来扫去。
“从这边绕过去。”一个战士低声说，“纸铺在后街，有个后门。”
他们贴着墙根，像影子一样移动。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偶尔传来的狗吠声，和炮楼上日本兵的咳嗽声。
终于到了纸铺后门。周明有节奏地敲了三下门。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紧张的脸。
“快进来。”
四人迅速闪进门内。纸铺里堆满了各种纸张，空气中有股淡淡的霉味。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瘦小男人，看见他们，连连作揖：“各位同志，可算来了。纸我都准备好了，在后院。”
后院停着一辆板车，上面堆着几十捆纸，用油布盖着。
“这么多？”周明惊讶。
“听说你们要做宣传册，我把库存的都拿出来了。”老板低声说，“鬼子查得严，这些纸本来是要上缴的。你们赶紧运走，我也好交代。”
“谢谢老板。”周明掏出钱。
老板推回去：“不要钱。我儿子在新四军，这些纸，就当是我为抗战出力了。只求你们……如果见到我儿子，告诉他，爹在家等他。”
依萍的心一热。在这场战争中，有多少这样的父亲，多少这样的等待。
装车很快完成。四个人推着板车，准备离开。就在这时，前街突然传来喧哗声和日语喊声。
“不好，巡逻队！”老板脸色煞白，“快，从这边走！”
他打开另一扇小门，通向一条更窄的小巷。板车太大，过不去。
“分两路！”周明当机立断，“你们两个同志推车走大路，我和陆同志走小路，引开敌人。”
“不行，太危险了！”
“别争了，快！”
两个战士推着板车冲出去。周明拉着依萍钻进小巷。果然，日本兵听到动静，朝板车方向追去。
“咱们往这边！”周明带着依萍在迷宫般的小巷里穿梭。
枪声响了，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依萍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她跟着周明拼命跑，肺像要炸开，但脚步不敢停。
转过一个弯，前面突然出现一堵墙——死胡同。
“糟了！”周明脸色一变。
身后传来皮靴声和日语喊声，越来越近。依萍的手摸向怀里的枪，但周明按住她：“别开枪，开枪就暴露了。”
他快速扫视四周，发现墙角有个狗洞，被杂草掩着。
“钻进去！”
两人先后钻过狗洞。外面是另一条巷子，更黑，更窄。他们继续跑，不知跑了多久，终于跑出了镇子，跑进了田野。
身后没有追兵了。两人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
“板车……同志们……”依萍担心地问。
“他们会没事的。”周明虽然这么说，但眼神里满是担忧。
休息了几分钟，他们继续往根据地走。天快亮时，终于看到了熟悉的村庄。
村口，林雪在等他们，脸色凝重。
“回来了？”她问。
“回来了。”周明喘着气，“纸……纸运回来了吗？”
林雪点点头：“运回来了。但两个同志……一个轻伤，一个牺牲了。”
依萍的心猛地一沉。牺牲了。又一个同志，为了这些纸，为了那些文字和照片，付出了生命。
“谁？”周明声音颤抖。
“小刘。”林雪轻声说，“为了掩护板车，引开敌人，中弹了。”
小刘，那个总是笑呵呵的年轻战士，才十九岁。昨天还跟依萍说，等小册子印出来，要寄一本给家里的妹妹。
依萍的眼泪掉下来。不是第一次面对死亡，但每一次，都像刀子在心上割。
“小刘的遗体已经运回来了。”林雪说，“我们去看看他。”
小刘躺在祠堂里，身上盖着白布。他的脸很平静，像睡着了。依萍走过去，轻轻掀开白布一角。小刘的胸口有个弹孔，血已经凝固了。
她想起小刘说过的话：“陆同志，我不识字，但我知道，识字很重要。等我妹妹长大了，我要送她上学，让她读书，写字，做个有文化的人。”
现在，他永远等不到那一天了。
依萍跪下来，握住小刘冰冷的手：“小刘，你放心。你妹妹一定会读书，一定会识字。我们的小册子，一定会印出来，让千千万万像你妹妹一样的孩子看到。”
她站起来，擦干眼泪，对林雪说：“林团长，我想在小册子里加一页，纪念小刘，纪念所有为这本小册子付出的人。”
“好。”林雪点头，“应该的。”
三天后，小册子印出来了。纸张粗糙，印刷模糊，但每一页都凝聚着心血。封面是周明拍的照片——春耕的田野，标题是依萍写的：《春天的种子》。
第一页就是纪念页，上面有小刘的名字，还有短短几句话：
“纪念所有为这本书付出生命的同志。你们种下了种子，我们负责让它发芽、生长、开花。直到胜利的那一天，直到所有人都能在阳光下自由阅读的那一天。”
小册子很快在根据地传开。战士们传阅着，群众们传阅着，识字的人读给不识字的人听。很多人哭了，很多人握紧了拳头。
春妮拿着小册子，找到依萍：“陆同志，这篇文章……写的是我娘？”
“是。”依萍点头，“但也不只是你娘，是所有像你娘一样的妇女。”
春妮的眼眶红了：“我娘看了，哭了。但她说，哭完了，还要继续生活，继续等。她说，等胜利了，她要亲自谢谢写这篇文章的人。”
依萍抱住春妮：“告诉你娘，应该谢谢的是她，是千千万万像她一样坚韧的母亲。”
小册子通过地下交通线，传到了其他根据地，传到了大后方。据说，重庆的报纸转载了其中的文章，很多人读了，才知道在沦陷区，有这样一群人在坚持，在生活，在战斗。
这就是文字的力量，照片的力量，记录的力量。
而依萍，找到了她在这个时代最合适的位置——不是舞台上的歌星，不是深闺中的小姐，也不是单纯的战士。她是一个记录者，一个传递者，一个用笔和歌连接人心的人。
春天真的来了。田野里，玉米苗破土而出，嫩绿嫩绿的，在阳光下舒展着叶片。
希望，就像这些幼苗，在最贫瘠的土地上，倔强生长。
而播种的人，无论是否能看到丰收，都在这春天里，留下了不灭的痕迹。
依萍站在田埂上，看着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心里涌起一股坚定的力量。
扎根，生长，开花，结果。
这就是她的选择，她的路。
而这条路，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