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一，天刚蒙蒙亮，鞭炮声就断断续续响起来。不像往年那么密集，那么欢腾，更像是一种试探——试探这沦陷区的年能不能过，试探日本人的容忍度有多高。
依萍被鞭炮声惊醒。她躺在床上，听着那零星的噼啪声，想起在上海时过年的情景。那时陆家大宅张灯结彩，佣人们忙进忙出，厨房里飘出各种香气。她和文佩母亲虽然不受待见，但也能分到新衣和压岁钱。梦萍会拉着她放烟花，如萍会偷偷塞给她糖果，尔豪……那时的尔豪还只会嘲笑她们。
都过去了。
她坐起来，穿上棉袄。推开门，冷空气扑面而来，带着硝烟和雪的味道。院子里，老赵已经在扫雪了。扫帚划过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在清晨的寂静里格外清晰。
“赵叔，新年好。”依萍说。
老赵抬起头，笑了：“新年好。怎么起这么早？”
“睡不着。”
“我也是。”老赵继续扫雪，“年纪大了，觉少。”
其实都知道，不是觉少，是心事重。过了年，日本人就要来“慰问”了，伤员要转移，药品要藏好，依萍也要决定去留。每一件都是大事，压在心上，沉甸甸的。
扫完雪，婶子也起来了。她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虽然旧，但洗得很干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脑后挽了个髻。
“来，吃早饭。”她端出几碗汤圆，每人三个，小小的，白白的，浮在清汤里。
“还有汤圆？”依萍惊讶。
“昨天偷偷做的。”婶子笑得有些得意，“糯米是秋收时藏起来的，芝麻是自己种的。虽然不多，但过年总要吃点甜的。”
三个人坐下来吃汤圆。很甜，芝麻馅流出来，香得让人想哭。依萍吃得很慢，一个汤圆分三口吃，想把这份甜味留得久一点。
“要是阿强在就好了。”婶子又说了一句，但这次没哭，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正吃着，门外传来小孩的声音：“赵爷爷，赵奶奶，新年好！”
是小翠，还有几个村里的孩子。他们穿着补丁衣服，但脸洗得很干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每人手里拿着个小布袋，是来拜年要糖果的。
“新年好，新年好。”婶子笑着，从屋里拿出一个小罐子，里面是炒熟的花生和瓜子，还有几块麦芽糖——是昨天用最后一点麦芽熬的。
孩子们欢呼着，每人分到一小把。他们小心地装进布袋，舍不得立刻吃。
“陆老师，新年好。”小翠跑到依萍面前，“我给您拜年了。”
说着，她规规矩矩地鞠了个躬。
依萍摸摸她的头：“新年好。小翠又长高了。”
“陆老师，我娘说，过了年，我就能上学了。”小翠的眼睛亮晶晶的，“到时候，您还教我认字吗？”
依萍的心一紧。过了年，她还在这里吗？还能教小翠认字吗？
“教的。”她听见自己说，“一定教。”
孩子们蹦蹦跳跳地走了。院子里又安静下来。阳光出来了，照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今天不能出门。”老赵说，“按规矩，初一要在家里，不能串门。”
“为什么？”依萍问。
“日本人定的规矩。”老赵冷笑，“说是防止‘不良分子’趁机串联。其实是想把人都困在家里，方便他们搜查。”
原来连过年的习俗，都要被管制。依萍想起在上海时，初一这天最热闹，大家互相拜年，街上人来人往，笑声不断。
现在，连笑都要小心。
一整天，三人都待在家里。婶子做些针线活，老赵修理农具，依萍坐在窗前看书——是陈先生上次带来的一本《唐诗三百首》，书页都黄了，但字迹还清晰。
她翻到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读着读着，眼眶就湿了。一千多年前的诗，写的是安史之乱，但放在今天，一字一句都像是为这个时代写的。
“陆老师，”老赵突然说，“你会背岳飞的《满江红》吗？”
“会。”
“背来听听。”
依萍放下书，清了清嗓子，轻声背诵：“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她背得很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老赵闭着眼睛听，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打着拍子。婶子停下针线，也静静地听着。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最后一个字落下，屋里一片寂静。许久，老赵睁开眼睛，长长吐出一口气：“好。背得好。”
“现在背这个，要是被日本人听到……”婶子小声说。
“在自己家里背，怕什么。”老赵站起来，“陆老师，你知道吗，我爹以前是私塾先生。我小时候，他教我背《满江红》，说这是中国人的骨气。他说，人可以穷，可以死，但不能没骨气。”
他看着窗外：“我爹死得早，没看到日本人来。要是他看到现在的样子，不知道会怎么想。”
依萍没说话。她能想象，那些老一辈的读书人，看到山河破碎，文化被摧残，该是多么痛心。
初二，按规矩可以出门了。但村里依然冷清，很少有人走动。偶有见面，也只是点点头，匆匆走过，不敢多说话。
依萍去看望小吴。祠堂里，伤员们聚在一起，也在过年。没什么好吃的，就是些粗粮饼子，咸菜，还有一小壶米酒——是乡亲们凑的。
“陆老师来了！”小吴拄着拐杖迎上来，“新年好！”
“新年好。”依萍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这个给你。”
布包里是几块麦芽糖，还有一双新袜子——是婶子用旧布做的，虽然粗糙，但厚实。
“谢谢陆老师！”小吴高兴地接过去，“您坐，我给您倒水。”
“不用忙。”依萍坐下，“你们怎么样？伤都好些了吗？”
“好多了。”另一个伤员说，“多亏了陈先生的药，还有乡亲们的照顾。陆老师，过了年，我们就能走了。”
“走去哪？”
“回部队。”小吴的眼睛亮起来，“虽然腿没了，但还能做后勤，还能教新兵。总不能一直在这里待着，给乡亲们添麻烦。”
依萍的心一热。这些人，受了这么重的伤，想的还是回前线，还是战斗。
“路上危险。”她说。
“知道。”小吴笑了，“但哪不危险呢？留在村里，日本人来了更危险。还不如出去，继续打鬼子。”
这就是中国军人。依萍想起赵中尉，想起那些用生命掩护他们撤退的士兵。他们可能没读过多少书，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有一种最朴素、最坚定的信念——保家卫国。
从祠堂出来，依萍在村口遇到了钱保长。他穿着新做的棉袍，戴着瓜皮帽，看起来比平时精神些。看见依萍，他点点头：“陆老师，过年好。”
“钱保长，过年好。”
两人站着，一时无话。雪又开始下了，细密的雪花落在肩头，很快就化了。
“陆老师，”钱保长突然开口，“过了十五，我可能要调走了。”
“调走？去哪？”
“镇上。”钱保长苦笑，“佐藤顾问让我去当助理，说是‘协助皇军管理地方’。”
这是升官，但钱保长的脸上没有喜色，只有苦涩。
“那恭喜了。”依萍淡淡地说。
“恭喜什么。”钱保长摇头，“陆老师，你是明白人，知道这是什么差事。说是助理，其实就是汉奸，就是帮日本人欺负自己人。”
他说得很直接，让依萍有些意外。
“那为什么还要去？”
“不去，就是死。”钱保长看着她，“我死了不要紧，但我一家老小怎么办？我娘七十多了，儿子才八岁。陆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依萍回答不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自己的选择。她没有资格评判。
“钱保长，”她轻声说，“人在做，天在看。问心无愧就好。”
“问心无愧……”钱保长喃喃重复，突然笑了，笑得很惨，“我早就没资格说这个词了。陆老师，我只求你一件事——如果有一天，我遭了报应，你能不能……帮我照顾我儿子？”
依萍的心一紧。这话说得像遗言。
“钱保长，你……”
“我没别的意思。”钱保长摆摆手，“就是……就是总觉得，会有那么一天。陆老师，你是个好人，我看得出来。我儿子叫小安，在镇上小学读书。如果……如果他成了孤儿，你能不能教他认字，教他做个好人？别像他爹一样。”
雪花落在他的脸上，融化了，像眼泪。
“我答应你。”依萍说。
“谢谢。”钱保长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雪中显得格外孤单，像一棵被雪压弯的树。
初三、初四、初五……日子一天天过去，年味越来越淡。村里开始有人准备春耕了——虽然还不知道春天能不能平安到来，但地总要种，庄稼总要长。
初六这天，老赵从镇上回来，带回来一个消息：佐藤顾问生病了，重感冒，发烧，躺在床上起不来。
“活该。”婶子说，“恶人有恶报。”
“先别高兴。”老赵说，“他病了，搜查的事可能会推迟。但病好了，还是会来。而且，听说他从上海调了帮手来，是个更厉害的角色。”
“什么角色？”
“不清楚。”老赵摇头，“只知道姓藤原，是日本贵族出身，在东北待过，对付抗联很有经验。”
东北，抗联。这两个词让依萍的心沉了下去。能在东北那种严酷环境下和抗联周旋的人，绝对不是善茬。
“那我们……”
“按原计划。”老赵说，“伤员初十转移，药品藏进地窖。陆老师，你……”
“我过了十五走。”依萍终于做了决定。
老赵看着她，许久，点点头：“好。我给你准备路费和干粮。去江北的路不好走，可能要半个月。”
“我知道。”
决定做出来了，心反而安定了。依萍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其实没什么可整理的——几件衣服，那本笔记本，那支钢笔，秦五爷的怀表，还有那张翻拍的照片。
她把照片拿出来，又看了一遍。舞台上的自己，那么年轻，那么自信。而现在，她要去更远的地方，面对更未知的危险。
但不怕了。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走下去。
初八，伤员开始陆续转移。小吴是最后一个走的。临走前，他拉着依萍的手：“陆老师，谢谢您。等我回了部队，一定多杀鬼子，给您报仇。”
“别说报仇。”依萍说，“好好活着，就是最好的报仇。”
“嗯！”小吴重重点头，“陆老师，您也保重。等胜利了，我去找您，听您唱歌。”
“好，我等你。”
伤员们都走了，祠堂又空了下来。依萍去打扫，看见墙上还贴着他们画的画——有的是战场，有的是家乡，有的是想象中的胜利场景。虽然画得幼稚，但每一笔都透着希望。
她把画小心地揭下来，折好，收起来。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要好好保存。
初十，药品也藏好了。地窖在祠堂后面，很隐蔽，入口用柴草盖着。老赵说，除非日本人把整个村子翻过来，否则找不到。
正月十一，雪化了。阳光很好，照得人暖洋洋的。依萍去各家告别——不能明说，只说可能要出趟远门，去探亲。
到了李寡妇家，门依然锁着。邻居说，还是没消息。依萍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把李秀英的那对银耳环和照片，埋在了门前的枣树下。
如果她回不来，至少这些东西还在家乡。
正月十二，依萍开始教小翠最后一课。不是识字，是折纸。她教小翠折了一只又一只纸鹤，串成一串，挂在窗前。
“小翠，老师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她说，“你要好好认字，好好长大。等老师回来，检查你的功课。”
“您要去哪？”小翠问。
“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依萍摸摸她的头，“但老师会想你的。”
“那您什么时候回来？”
“等不打仗了，就回来。”
正月十三，老赵给依萍准备好了路费——几块银元，还有一些零散的铜板。干粮是炒米和烙饼，能保存很久。
“路上小心。”老赵一遍遍嘱咐，“遇到检查，就说去江北找丈夫。丈夫在那边做小生意。这是路引，我托人办的，应该能用。”
路引是一张纸，盖着伪政府的章。依萍接过来，小心地收好。
正月十四，元宵节前一天。村里开始有人准备元宵了——还是那些东西，糯米粉，芝麻馅，但大家都做得很认真。
婶子也做了元宵，比初一的汤圆大些。她说：“明天才是真正的团圆夜。可惜……”
可惜阿强不在，可惜依萍要走，可惜这个年过得提心吊胆。
晚上，依萍坐在灯下，给母亲写信。这是她离开上海后，第一次给母亲写信。写得很长，把这段时间的经历都写了——当然，隐去了危险的部分，只说在乡下教书，过得很好。
“母亲，女儿不孝，不能在您身边尽孝。但女儿在做有意义的事，在教孩子们认字，在传递希望。等战争结束了，女儿一定回到您身边，好好照顾您。
请您一定保重身体，按时吃药。钱我已经托人带去了，不够再跟我说。
女儿很想您。每天晚上，都会梦见您，梦见小时候您教我唱歌的情景。
等胜利了，女儿再唱给您听。
永远爱您的女儿：依萍”
写完后，她把信折好，装进信封。明天托陈先生带出去，希望母亲能收到。
正月十五，元宵节。
雪又下了，但不大，细细的，像糖霜。村里比前几天热闹些，孩子们提着自制的灯笼——有的是纸糊的，有的是萝卜挖的，里面点着小蜡烛，在雪地里走来走去，像移动的星星。
晚饭是元宵。每人五个，象征五福临门。依萍吃得很慢，想把这一刻留得久一点。
饭后，老赵拿出一个灯笼：“走，我们也去走走。”
三个人提着灯笼，在村里慢慢走。雪地里，灯笼的光晕开一圈圈温暖的光。偶尔遇到其他村民，互相点点头，说声“元宵快乐”。
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依萍停下来。树上挂满了冰凌，在灯笼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像挂满了水晶。
“真美。”她说。
“是啊。”老赵也抬头看，“我小时候，这树就这么大了。我爹说，它见证了这个村子几百年的历史。现在，它又见证着这场战争。”
树不会说话，但记得一切。记得欢笑，记得泪水，记得离别，记得等待。
远处传来锣鼓声——是村里几个老人在敲，虽然不成调，但很用力。他们在用这种方式，庆祝这个不圆满的团圆节。
“该回去了。”婶子说，“明天还要早起。”
回到住处，依萍收拾好最后的行李。一个小包袱，很轻，但装着她在这个时代的一切。
她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雪声，很久很久，才睡着。
梦里，她看见一片麦田，金黄金黄的，在阳光下摇曳。麦浪中，很多人向她走来——秦五爷，雪姨，赵中尉，李秀英，小吴，阿强……他们都在笑，都在招手。
她说：“等我，我来了。”
然后她醒了。天还没亮，但东方已经泛白。
新的一天，新的旅程。
而旧的一年，真的过去了。
带着雪，带着泪，带着希望。
她背起包袱，推开房门。
门外，老赵和婶子已经在等她了。
“走吧。”老赵说，“我送你到村口。”
雪停了。天地一片洁白，像一张崭新的纸。
而她，要在上面写下新的篇章。
走向远方，走向未知，走向那个等待破晓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