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这天，雪停了。天空是那种干净的铅灰色，像一块磨得很薄的砚台。村庄静得出奇，连狗叫声都听不见，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爆竹声——零星的，怯怯的，像试探着什么。
依萍帮婶子准备年夜饭。其实没什么可准备的，还是那些东西：米，面，咸菜，还有那块肉。但今天要把它们做得像样些，毕竟是一年一度的团圆夜。
肉切成薄片，和白菜一起炖，就算是“全家福”了。面粉蒸成馒头，每个馒头上用筷子头点个红点，算是有个喜庆的样子。咸菜切得细细的，用香油拌了——香油是婶子珍藏了半年的，只有一小瓶底。
“够了。”婶子看着桌上的几样菜，自言自语，“总比没有强。”
中午时分，老赵从外面回来，脸色比早晨出去时更凝重。他没说话，只是坐在门槛上抽旱烟，一口接一口，烟雾在冷空气中缭绕，久久不散。
“怎么了？”婶子问。
“镇上出事了。”老赵的声音很沉，“日本顾问佐藤抓了一批人，说是‘反日分子’。里面有私塾先生，有店铺掌柜，还有……两个唱评弹的。”
“唱评弹的？”依萍的心一紧。
“对。”老赵点头，“说他们唱的词里有‘反日内容’。其实哪有，就是《三国》《水浒》里的段子。但佐藤说，讲忠义就是反日，讲抗敌就是反日。”
空气仿佛凝固了。连评弹都不能唱了，连《三国》《水浒》都不能讲了。日本人这是要把中国的文化根子都刨掉。
“那两个人呢？”婶子颤声问。
“不知道。”老赵摇头，“抓进去就没消息了。听说佐藤搞了个‘思想矫正所’，抓进去的人，要么死，要么疯。”
依萍的手在抖。她想起上海，想起大上海歌舞厅，想起自己唱的那些歌。如果她在上海，可能早就被抓了。不，不是可能，是一定。
“咱们村里……”婶子问。
“暂时没事。”老赵说，“但过了年，可能要来查。钱保长今天找我，暗示我‘安分点’。”
“他怎么说的？”
“他说，‘老赵啊，过年了，好好过年。过了年，皇军可能要来村里‘慰问’。到时候，该收的东西收一收，该藏的人藏一藏。’”
这话说得很明白了。过了年，日本人要来“慰问”，其实就是搜查。地下印刷点，药品，伤员，还有依萍这样的“外来人口”，都要藏好。
“那就藏吧。”婶子说，“地窖早就挖好了，粮食能藏，药能藏，人……也能藏。”
“嗯。”老赵把烟袋磕了磕，“过了初五，就让小吴他们转移。陆老师……”
他看向依萍：“你也得准备准备。万一有事，得有个去处。”
“去哪儿？”
“江北。”老赵说，“阿强在那边，有同志接应。虽然远，但安全些。”
依萍沉默了。去江北，意味着离母亲更远，离上海更远，离她熟悉的一切更远。但留在这里，可能更危险——不仅自己危险，还会连累老赵一家，连累整个村子。
“让我想想。”她说。
年夜饭在压抑的气氛中开始。菜摆上桌，四个人围坐，却没人动筷子。窗外，夜色渐浓，远处有零星的鞭炮声，更衬得屋里死寂。
“吃吧。”老赵终于开口，“过年了，总要吃点好的。”
他夹了一片肉，放在婶子碗里。婶子夹了一片，放在依萍碗里。依萍夹了一片，想放回老赵碗里，老赵挡住了：“你吃，你瘦。”
就这么一片肉，在几个碗间推来推去，最后还是依萍吃了。肉很薄，几乎没什么味道，但她吃得很慢，像在品尝什么珍馐。
吃到一半，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
四个人同时僵住。老赵示意大家别动，自己走到门后：“谁？”
“我，老陈。”
是邻村的陈先生。老赵松了口气，打开门。陈先生进来，肩上背着一个布袋，上面落满了雪。
“你怎么来了？”老赵问。
“送点东西。”陈先生把布袋放下，“药品，还有些吃的。伤员们托我带来的，说谢谢你们的照顾。”
布袋打开，里面有几盒消炎药，一小袋白糖，还有一包红枣——在战时，这些都是珍贵的东西。
“太谢谢了。”婶子眼圈红了，“你们也不容易……”
“都不容易。”陈先生坐下，自己倒了杯热水，“但再不容易，年也得过。老赵，有件事得告诉你。”
“你说。”
“上海那边传来消息，你送出去的那些文章——李秀英的那篇，引起了很大反响。”陈先生压低声音，“租界里的报纸转载了，外国记者也报道了。日本人很恼火，正在追查作者。”
依萍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作者……”老赵看了依萍一眼，“不是已经离开上海了吗？”
“是这么说。”陈先生点头，“但日本人怀疑作者还在江南一带。佐藤接到的命令，就是彻查这件事。过了年，他可能会大规模搜捕。”
屋里一片死寂。只能听见炉火噼啪的声音，和远处隐约的鞭炮声。
“还有，”陈先生继续说，“咱们的地下印刷点，可能暴露了。昨天有同志被捕，虽然没招供，但印刷点得转移。接下来的宣传材料，可能要断一段时间。”
这又是一个坏消息。印刷点被破坏，意味着他们传递信息的渠道又少了一个。
“那怎么办？”婶子问。
“等。”陈先生说，“等风头过去，再想办法。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同志。”
他喝了口水，看向依萍：“陆同志，你的处境最危险。日本人如果知道文章是你写的，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知道。”依萍说。
“所以我的建议是，过了年，马上转移。”陈先生很认真，“去江北，或者去更远的地方。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依萍没说话。她想起母亲，想起自己许下的诺言——等战争结束，一定回到母亲身边。但如果现在去江北，离母亲就更远了。而且，路上危险重重，能不能安全到达都是问题。
“让我再想想。”她重复这句话。
陈先生也没勉强，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临走前，他拿出一张折叠得很小的纸：“这个给你。”
依萍接过，打开，是一张照片的翻拍——很模糊，但能看出是大上海歌舞厅的舞台，她站在上面唱歌，台下座无虚席。
“这是……”她愣住了。
“上海同志托我带的。”陈先生说，“他们说，很想念你的歌声。等胜利了，一定要再听你唱歌。”
依萍握着那张照片，手指微微颤抖。照片上的自己，那么年轻，那么自信，站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上，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脚下。而现在，她躲在江南乡下，连大声说话都不敢。
“谢谢。”她把照片小心地收好。
陈先生走了。屋里又剩下四个人。年夜饭已经凉了，但没人有胃口再吃。
“收拾了吧。”老赵说。
婶子默默收拾碗筷。依萍要帮忙，被老赵叫住了：“陆老师，你跟我来。”
两人走到院子里。雪又下起来了，细密的雪粒子打在脸上，冰凉。老赵点了袋烟，沉默地抽着。
“陆老师，”他终于开口，“我知道你担心母亲，舍不得离开。但有些话，我不得不说——留在这里，你可能会死。不是吓你，是事实。日本人抓到你，不会手软。”
依萍看着漫天飞雪，不说话。
“我不是赶你走。”老赵的声音有些哽咽，“你来了这么久，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舍不得你走，婶子也舍不得。但正因为舍不得，才要让你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我虽不是你亲爹，但……”
他说不下去了，狠狠抽了口烟。
“老赵，”依萍轻声说，“我明白。但我真的需要时间想想。不仅仅是为了母亲，也为了……为了那些相信我的人，那些等我回去的人。”
“包括那些读者？”
“包括那些读者。”依萍点头，“如果我走了，他们可能会失望。他们会想，那个写文章呼吁坚持的人，自己却逃走了。”
“这不是逃走，是转移。”老赵说，“活着，才能继续写，继续唱。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话很实在，也很残酷。依萍知道他说得对。但她心里还有别的牵挂——那些她教过的孩子，那些她帮助过的伤员，那些把她当亲人看待的乡亲。
“过了十五。”她说，“过了元宵节，我再决定。”
老赵看着她，许久，点点头：“好，就过十五。”
回到屋里，婶子已经烧好了热水。依萍洗漱完，回到自己房间。她没有点灯，就着窗外雪地的反光，看着那张翻拍的照片。
照片很模糊，但舞台上的灯光，观众席上的面孔，还有自己唱歌时的神情，都依稀可辨。那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自己。
她把照片贴在胸口，闭上眼睛。
上海，大上海，那些灯火辉煌的夜晚，那些掌声雷动的时刻，那些相信歌声可以改变世界的日子……
都过去了。
但真的过去了吗？
歌声还在，文字还在，希望还在。
她睁开眼睛，走到桌边，点起油灯。摊开笔记本，拿起那支旧钢笔。
笔尖在纸上划过，写下四个字：围炉夜话。
然后她开始写：
“除夕夜，雪落无声。四人围炉，食不知味。炉火映着四张脸，每张脸上都写着不同的忧虑，但每双眼睛里，都有同样的坚持。
老赵忧心同志安危，婶子牵挂远方儿子，陈先生传递危险消息，我思念病中母亲。各有各的苦，各有各的难。
但炉火还在燃烧，年夜饭还在桌上，年还要过。
因为这就是生活——在苦难中寻找甜蜜，在黑暗中守护光明。围炉的意义，不只是取暖，更是相聚；不只是吃饭，更是相互支撑。
炉火虽小，能驱寒；希望虽微，能暖心。
今夜，我们围炉。明日，我们可能各奔东西。但炉火会记得，这个除夕夜，有四个人坐在这里，互相鼓励，互相取暖。
而这样的围炉，在这个国家的千千万万个家庭里，正在上演。有的完整，有的残缺；有的丰盛，有的寒酸。但炉火是一样的，希望是一样的，对春天的期盼是一样的。
雪终会停，春终会来。
而我们，会一直围炉，一直等待。
等到真正的团圆夜，等到真正的太平年。
那时，炉火会更旺，饭菜会更香，笑容会更甜。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我坚信。”
写完后，她合上笔记本。窗外，雪越下越大，把整个世界都染白了。
远处，终于有大胆的人家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亮。
新的一年，来了。
带着雪，带着寒，也带着微弱的希望。
而她，会继续围炉，继续等待，继续写。
直到炉火成炬，照亮整个黑夜。
直到春天真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