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降过后，苏州真正冷了起来。清晨推开窗，能看见河面上结了一层薄冰，在初升的阳光下泛着清冷的光。田野里稻子已经收割完了，留下一排排整齐的稻茬，像大地剃短的胡须。
依萍裹紧身上的棉袄——那是婶子用旧棉絮改的，虽然不厚，但很暖和。她呵出一口白气，看着它在冷空气中消散，像一声无声的叹息。
今天要去邻村送药。老赵昨天接了一批从江北运来的药品，大多是消炎药和止痛药，珍贵得很。其中一部分要送到邻村的联络点，那里有几个从上海撤下来的伤员在养伤。
“路上小心。”老赵把一个小布包递给依萍，“这是给老李的，他腿上的伤一直不好，需要换药。”
布包很轻，但依萍知道里面的分量。在药品奇缺的沦陷区，这一小包磺胺粉，可能就关乎一个人的生死。
“我跟你一起去吧。”阿强从屋里出来，背上背篓，“正好要去那边换些盐。”
老赵想了想，点头：“也好，两个人有个照应。记住，走小路，避开大路和岗哨。”
两人出发时，天还没大亮。晨雾像乳白色的纱，笼罩着田野和村庄。小路上结着霜，踩上去咯吱咯吱响。阿强走在前面，手里拿着一根竹竿，不时拨开路边的枯草。
“陆老师，”阿强回头说，“听说您以前在上海是大歌星？”
依萍愣了一下，笑了：“算是吧。不过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我娘说，您唱的歌可好听了。”阿强有些不好意思，“可惜我没听过。”
“等不打仗了，我唱给你听。”依萍说。
“真的？”阿强的眼睛亮了，“那我等着。”
沉默地走了一段，阿强又问：“陆老师，您说……这仗什么时候能打完？”
这个问题，依萍回答不了。她知道历史，知道这场战争还要持续八年。但八年，对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来说，太漫长了。
“总会打完的。”她只能这么说，“只要我们坚持。”
“嗯！”阿强重重点头，“我爹说，咱们中国人多，地方大，耗也能把鬼子耗死。”
前方出现一条小河，河上架着一座简陋的木桥。桥头立着个草棚，里面好像有人。阿强示意依萍停下，自己先过去探路。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脸色不太好看：“是伪军，在设卡收过路费。”
“能绕过去吗？”
“绕的话得多走七八里路。”阿强看了看天色，“而且那条路靠近日本人炮楼，更危险。”
依萍沉吟片刻：“那就从桥上过。咱们是普通村民，他们应该不会为难。”
她把布包藏进怀里最贴身的地方，又往脸上抹了点土，头发弄乱些。阿强把背篓里的盐袋拿出来，在上面盖了些干草。
走到桥头，草棚里果然坐着两个伪军，正围着炭盆烤火。看见他们，其中一个懒洋洋地站起来：“干什么的？”
“老总，我们去邻村走亲戚。”阿强赔着笑，从怀里掏出几个铜板，“一点小意思，买包烟抽。”
伪军接过铜板，掂了掂，又打量依萍：“这是你什么人？”
“我表姐。”阿强说，“嫁到邻村去了，回娘家看看。”
伪军盯着依萍看了几眼，突然说：“把背篓放下，检查。”
阿强的脸色变了变，但还是放下背篓。伪军翻了翻，除了盐和一些干粮，没发现什么。他又看向依萍：“你，身上带什么东西了？”
依萍的心跳加速，但脸上保持平静：“老总，我一个女人家，能带什么？”
“搜了才知道。”伪军上前一步。
就在这时，桥那头突然传来喧哗声。几个人抬着一个担架匆匆跑来，担架上的人满脸是血，看样子伤得很重。
“让开！让开！要出人命了！”领头的人大喊。
两个伪军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阿强趁机拉起依萍：“快走！”
两人快速过桥，走进对岸的树林里。回头看去，那群人正和伪军交涉，好像是要送伤员去镇上医治。
“好险。”阿强擦了把汗，“陆老师，您没事吧？”
“没事。”依萍的手还在抖，但强作镇定，“刚才那些人是……”
“应该是游击队的人。”阿强压低声音，“这一带经常有他们活动。那个伤员，可能是战斗中负伤的。”
依萍的心沉了沉。战争不止在前线，也在这些看似平静的乡村。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邻村。这个村子比他们住的还要偏僻，藏在山坳里，只有十几户人家。联络点设在一个废弃的祠堂，外面看起来破败不堪，里面却收拾得很干净。
接待他们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中医，姓陈，大家都叫他陈先生。他接过药品，仔细清点，连连道谢：“太好了，正缺这些。有几个伤员伤口感染，再没药就麻烦了。”
“伤员情况怎么样？”依萍问。
“跟我来。”陈先生带他们去祠堂后面的厢房。
房间里躺着三个人，都缠着绷带，有的在睡觉，有的睁着眼睛看天花板。最靠里的那个，左腿裹得严严实实，脸色苍白，但眼神很亮。看见依萍，他愣了一下。
“你是……陆依萍？”
依萍也愣住了。她仔细辨认，终于认出来——是上次在陆家掩护他们撤退的赵中尉手下的一个兵，叫小吴。那天晚上，他和其他几个士兵用生命为他们争取了逃跑的时间。
“小吴？你还活着？”
“命大。”小吴苦笑，“赵长官他们……都牺牲了。我腿中了三枪，爬进下水道，被老乡救了，辗转送到这里。”
依萍走到床边，看着他空荡荡的左腿裤管——膝盖以下都没了。
“你的腿……”
“截了。”小吴很平静，“能捡条命就不错了。陆小姐，您怎么在这儿？”
“说来话长。”依萍坐下，从怀里掏出那个小布包，“这是给你的药。好好养伤，养好了……还要继续战斗。”
小吴接过药，手有些抖：“陆小姐，赵长官临死前说，让我们告诉活着的人——中国人，不能跪着活。我虽然腿没了，但还能做些事。陈先生说，等伤好了，教我认字，我可以在村里当老师，教孩子们。”
“好。”依萍的眼睛湿润了，“好好教，把赵长官的话传下去。”
看望完伤员，陈先生留他们吃饭。很简单的饭菜——玉米粥，咸菜，还有一小碟炒鸡蛋。陈先生把鸡蛋全推到依萍和阿强面前：“你们路上辛苦了，多吃点。”
“陈先生，您也吃……”
“我吃过了。”陈先生摆摆手，点了袋旱烟，“陆同志，老赵跟我说了你的情况。你现在在村里教识字？”
“嗯。”
“教得好啊。”陈先生吐出一口烟，“这年头，认字的不只是学问，是武器。日本人为什么怕我们办学堂、办识字班？因为他们知道，思想醒了，人就醒了；人醒了，他们就坐不稳了。”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不过，最近风声紧。镇上来了个新调来的日本顾问，叫佐藤，很厉害。他搞了个‘良民证’制度，还要各村建保甲，一家犯事，十家连坐。你们那边也要小心。”
依萍的心一紧。这种制度她知道，历史上日伪政权常用这个来控制沦陷区。
“我们村已经在弄了。”阿强说，“保长挨家挨户登记，还要照相。”
“照相？”依萍问。
“对，办良民证要照片。”陈先生冷笑，“说是方便管理，其实就是想摸清每个人的底细。你们回去告诉老赵，这段时间尽量少活动，避避风头。”
吃完饭，天色不早了。陈先生送他们到村口：“路上小心。药品的事，我替伤员们谢谢你们。”
回程的路上，两人都很沉默。路过那座木桥时，草棚里的伪军已经不见了，可能是换班了。但桥头多了一张布告，上面写着“良民证办理须知”，还有一张日本顾问佐藤的照片——四十多岁，戴眼镜，眼神阴鸷。
“就是这个佐藤。”阿强低声说，“听说心狠手辣，已经抓了好几个人了。”
依萍看着那张照片，心里涌起不祥的预感。这个人的出现，意味着日伪对沦陷区的控制要加强了。他们这些地下工作者，处境会更危险。
回到村里时，天已经黑了。老赵在村口等他们，看见他们平安回来，松了口气。
“怎么样？”
“药送到了，伤员情况稳定。”依萍说，“但是陈先生说，镇上来了个新日本顾问，叫佐藤，要搞良民证和保甲制。”
老赵的脸色凝重起来：“我也听说了。这几天镇上贴了不少布告。看来，冬天不好过了。”
晚饭时，老赵召集了几个可靠的村民开会。依萍也参加了。小屋里点着一盏油灯，光线昏暗，但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
“情况大家都知道了。”老赵开门见山，“日本人要搞良民证，还要建保甲。这是想彻底控制我们。大家说说，怎么办？”
一个中年汉子先开口：“还能怎么办？办呗。不办，就是‘不良分子’，要抓人的。”
“办是要办，但不能全按他们的来。”另一个老人说，“咱们可以拖，可以敷衍。照片嘛，就说乡下人照不起，慢慢来。”
“登记的时候，可以少报人口。”一个妇女说，“我家小子参军去了，我就不报，就说出门做工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商量着对策。依萍静静听着，心里感慨。这些普通的农民，没读过多少书，不懂什么大道理，但在生存的智慧上，比谁都强。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进行着最坚韧的抵抗。
最后，老赵总结：“大家说得都对。咱们的原则是：表面顺从，暗中抵抗。良民证要办，但慢慢办；保甲要建，但虚与委蛇。最重要的，是保护好咱们的同志，保护好药品和物资。”
散会后，依萍回到自己房间。她没有点灯，就着月光坐在窗前。窗外，夜色深沉，星光暗淡。远处的田野一片漆黑，像无边的海。
冬天真的来了。不仅是季节的冬天，也是斗争的冬天。日本人加强了控制，地下工作更难开展了。他们得像动物一样，蛰伏起来，保存实力，等待时机。
她从怀里掏出笔记本，借着月光，写下几行字：
“冬藏，不是退缩，是积蓄；不是放弃，是等待。把根扎得更深，把意志炼得更坚。在最冷的季节里，守护最热的火种。
因为春天总会来的。冰雪会融化，种子会发芽，希望会重生。
而我们，就是那深埋土中的种子，那黑暗中守护火种的人。
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写完后，她合上笔记本，抱在怀里。笔记本已经写满了大半，记录着她从上海到苏州的点点滴滴。那些文字，是她在这个时代留下的印记，是她抗争的证明。
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这些文字会留下来，告诉后人：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曾有人这样活过，这样战斗过。
这就够了。
窗外传来风声，像叹息，又像低语。依萍躺到床上，闭上眼睛。
冬天来了，但春天不会远。
而她，会在寒冬中继续蛰伏，继续积蓄，继续等待。
等待那个破土而出的日子。
等待那个光明重来的时刻。
在那之前，她要活下去，要战斗，要记录，要歌唱。
因为这是她的选择，她的使命，她在这个时代的意义。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哪怕在最冷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