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的余烬在夜空中飘散，像一场黑色的雪。依萍扶着小栓站在巷口，脸上映着大世界赌场方向猩红的火光，皮肤能感觉到热浪扑面而来的灼烫。怀里那些文件袋很沉，沉得她几乎抱不动，但她的手死死扣着，指甲嵌进牛皮纸里。
“依萍姐……魏老板他……”小栓声音发颤，这个十五岁的码头少年见过械斗，见过死人，但没见过这样决绝的自我毁灭。
“死了。”依萍的声音平静得可怕，“他选择了自己的结局。”
远处传来日语哨声和皮靴奔跑的声音。日本人很快就会封锁这片区域。依萍拉着小栓：“不能待在这里了，快走。”
两人钻进更深的巷弄。上海的老弄堂像迷宫，岔路连着岔路，有些窄得只能侧身通过。依萍凭着记忆，按照雪姨地图上标注的隐秘路线，往法租界方向摸去。
小栓的腿伤没好，走得很吃力，但他咬着牙一声不吭。汗水混着煤灰在脸上冲出一道道沟壑，像泪痕。
“疼吗？”依萍问。
“不疼。”小栓摇头，但苍白的脸色出卖了他。
转过一个弯时，前面突然出现一束手电筒的光。两人立刻闪到一堆破木箱后面。脚步声近了，是两个人，说着日语。
依萍屏住呼吸。她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也能感觉到怀里文件袋的棱角硌着胸口——那些证据如果被搜出来，她和魏光雄做的一切就都白费了。
手电筒的光扫过木箱，停顿了一下。依萍握紧了腰间的手枪，虽然知道开枪等于暴露，但这是最后的挣扎。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弄堂另一头突然传来猫的惨叫和瓦片落地的声音。日本兵立刻调转方向，朝声音来源追去。
依萍趁机拉着小栓从反方向溜走。跑出几十米后，她回头看了一眼——弄堂深处，一个瘦小的身影一闪而过，像只敏捷的野猫。
是杜飞安排的人？还是秦五爷的手下？她不知道，但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在这座即将沦陷的城市里，依然有人在黑暗中互相守望。
凌晨两点，他们终于摸到了法租界边界。关卡处灯火通明，法国士兵和安南巡捕端着枪，警惕地看着从闸北、虹口方向涌来的难民。铁丝网后面排着长长的队伍，哭喊声、哀求声、呵斥声混成一片。
“有通行证吗？”一个安南巡捕操着生硬的中文问。
依萍摇头。她的通行证在昨天的逃亡中丢了。
“那不能进。”巡捕冷漠地挥手，“下一个。”
“长官，我弟弟腿伤了，需要看医生。”依萍指着小栓，“求求你，通融一下。”
“每天都有受伤的，都放进去，租界早就挤爆了。”巡捕不为所动，“退后！别挡道！”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让他们进来。”
王探长从岗亭里走出来，脸色疲惫，眼睛里都是血丝。他对巡捕说了几句法语，然后打开铁丝网上的小门：“快进来。”
依萍扶着小栓挤进去。身后的难民立刻骚动起来：“为什么他们能进？”“我们也受伤了！”“不公平！”
王探长厉声喝道：“都安静！再闹全部赶出去！”他转身对依萍压低声音：“快走，别在这里停留。”
“谢谢你，王探长。”
“别谢我，要谢秦五爷。”王探长快速说，“他打了十几个电话，托了所有关系，才让我今晚在这里值班。他说无论如何要等到你。”
依萍心中一紧：“五爷他……”
“他没事，在安全屋等你。”王探长看了看她怀里鼓鼓囊囊的文件袋，“东西拿到了？”
“拿到了。”
“好。”王探长点头，“快回去吧。记住，天亮之前，这些东西必须送出去。日本人已经开始搜查租界了。”
依萍点点头，扶着小栓匆匆离开。身后，难民的哭喊声像潮水般涌来，又被铁丝网和枪口挡回去。
这个夜晚，法租界的街道也不太平。到处是搭起的简易帐篷，难民们蜷缩在一起，靠彼此的体温取暖。有些人在生火煮粥，用的是捡来的碎木和破家具。空气里弥漫着烟熏味、汗臭味，还有绝望的味道。
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坐在路边，怀里抱着一个破布娃娃，眼神空洞。她的父母可能死了，也可能失散了。依萍经过时，小女孩抬起头，用稚嫩的声音问：“阿姨，天什么时候亮？”
依萍喉咙发紧，说不出话。她只能摸摸小女孩的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用油纸包着的饼干——那是她昨天留下的干粮。
小女孩接过饼干，没有立刻吃，而是小心地掰成两半，把其中一半递给身边一个更小的男孩。
火种还在。
在最深的黑暗里，人性的微光依然闪烁。
回到安全屋时，秦五爷正在门口焦急地踱步。看见依萍，他立刻冲上来：“你没事吧？我听说大世界爆炸了……”
“我没事。”依萍把文件袋递给他，“东西拿到了。魏光雄……死了。”
秦五爷接过文件袋，手有些抖。他快速翻看几页，脸色越来越凝重：“这些……这些是……”
“毒气实验的原始记录，参与者名单，还有样本。”依萍说，“王探长说天亮之前必须送出去。”
“对，必须送出去。”秦五爷深吸一口气，“杜飞已经联系上了国际记者团，他们明天一早就离开上海去香港。这些证据可以让他们带去英国、美国，在国际上曝光。”
“来得及吗？”
“来得及。”秦五爷看了看墙上的钟，“现在是凌晨三点。四点半，杜飞会带记者团的人来这里取东西。五点半，他们出发去码头。六点，第一班船离港。”
还有三个小时。
依萍这才感觉到极度的疲惫，腿一软，差点摔倒。秦五爷扶住她：“你先去休息，我来安排。”
“小栓的腿……”
“我已经叫了医生，马上就到。”秦五爷说，“你去洗把脸，换身衣服。明天……明天还有重要的事。”
明天晚上七点，外滩公园，最后一场演出。
依萍回到自己的房间。脱下沾满煤灰和血污的外套时，她才发现手臂上有一道划伤，不深，但一直在渗血。可能是逃跑时被什么东西刮到的。
她简单清洗了伤口，涂上红药水。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圈发黑，但眼神依然清亮。
换好衣服后，她走到窗前。法租界的街道上，难民越来越多，像不断上涨的潮水。有些人试图翻越铁丝网，被巡捕用警棍打回去。哭喊声、咒骂声、警笛声，把这个夜晚搅得支离破碎。
远处，闸北方向的炮火稀疏了些，但火光更亮了——那是建筑在燃烧。整个上海北区，可能已经化为焦土。
门轻轻敲响。依萍开门，是秦五爷。
“医生来了，在看小栓的腿。”他说，“杜飞那边传来消息，记者团的人很愿意帮忙。但有个条件——他们要见你。”
“见我？”
“对。他们说，要听你亲口说说这些证据的来历，还有……魏光雄的事。”秦五爷顿了顿，“依萍，如果你不愿意，我可以替你……”
“不，我去。”依萍打断他，“他们有权知道真相。”
凌晨四点半，安全屋的地下室里，几盏应急灯发出惨白的光。房间里坐着五个人：杜飞拄着拐杖，眼圈发黑但精神亢奋；三个外国人——两男一女，分别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约翰、英国路透社的记者汤姆森，还有法国《费加罗报》的女记者露易丝；最后一个是中国翻译，年轻瘦削，戴眼镜，紧张地搓着手。
依萍走进来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她把那些文件袋放在桌上，打开，一份份摊开。
“这些，”她用英语说，虽然不流利，但每个字都清晰，“是日本军队在上海进行毒气实验的证据。包括实验记录、受害者名单、实验员签名，还有……毒气样本。”
三个外国记者立刻凑过来。露易丝拿起一份实验记录，快速浏览，脸色越来越白：“我的上帝……他们用战俘做活体实验……”
汤姆森在拍照，闪光灯在昏暗的地下室里一次次亮起。约翰则拿起那些玻璃瓶，对着灯光仔细看：“这些样本……需要专业检测，但如果真的是毒气……”
“是真的。”依萍说，“提供这些证据的人，昨晚已经死了。他叫魏光雄，是帮日本人做事的汉奸。但临死前，他选择了把这些交出来。”
“为什么？”约翰问，“他为什么要背叛日本人？”
“因为良心。”依萍轻声说，“虽然来得太迟，但终究来了。”
她简单讲述了魏光雄的故事，从码头苦力到汉奸头目，再到最后的自我毁灭。没有美化，也没有刻意煽情，只是平静地叙述。但就是这种平静，反而更震撼。
讲完后，地下室里安静了很久。只有照相机的快门声，和远处隐约的炮声。
“陆小姐，”露易丝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这些证据……我们会带出去。我发誓，我会让全世界都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谢谢。”依萍说，“但请你们记住——这些不是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事。那些死去的人，他们有名字，有家人，有梦想。他们不应该被忘记。”
“我们不会忘记。”汤姆森郑重地说，“我以记者的职业荣誉发誓。”
凌晨五点，证据交接完毕。三个记者把文件小心翼翼地装进防水公文包，玻璃瓶用特制的海绵包裹好。他们要在六点前赶到码头，搭乘英国邮轮“伊丽莎白号”离开上海。
临走时，约翰握住依萍的手：“陆小姐，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不走。”依萍摇头，“我还有事要做。”
“可是上海马上就要沦陷了！”露易丝急道，“日本人不会放过你这样的人！”
“我知道。”依萍笑了，笑容里有种奇异的平静，“但我答应了很多人，要留下来。答应了那些死去的人，要替他们看着这座城市。答应了活着的人，要给他们希望。”
三个记者沉默了。许久，汤姆森摘下自己的记者证，递给依萍：“这个给你。虽然不一定有用，但……也许关键时刻能帮你。”
那是一张路透社的记者证，照片上的汤姆森还很年轻。依萍接过，郑重地收好：“谢谢。”
送走记者团，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杜飞没有跟去码头，他的脚伤不允许他长途奔波。
“依萍，”他拄着拐杖站在门口，眼神复杂，“明天晚上的演出……你真的要去吗？”
“要去。”依萍点头，“杜飞，如果……如果我回不来……”
“别说这种话！”杜飞打断她，“你必须回来！上海需要你，我们都需要你！”
“我只是说如果。”依萍轻声说，“如果我回不来，你答应我一件事——继续写，继续报道真相。用你的笔，记录这个时代，记录那些不该被忘记的人和事。”
杜飞的眼睛红了：“我答应你。但你也答应我——一定要回来。”
“我答应。”
晨曦中，两人相视而笑。笑容里有悲伤，有决绝，也有不灭的希望。
上午八点，秦五爷召集了所有愿意参加今晚演出的人。除了大上海的老班底，还有几个新面孔——是红十字会介绍来的志愿者，有学生，有教师，有职员。一共二十三个人。
“各位，”秦五爷站在房间中央，“今晚七点，外滩公园。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上海公开演出。没有舞台，没有灯光，没有报酬，可能……也没有观众。但我们还是要唱，要跳，要让这座城市知道——上海还没有倒下。”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愿意去的，现在还可以退出。我绝不怪你们。”
没有人动。
“好。”秦五爷擦擦眼角，“那我们商量一下节目单。依萍，你来定。”
依萍走到前面，手里拿着几张纸：“第一首歌，《长城谣》，全体合唱。第二首，《毕业歌》，学生志愿者唱。第三首，《夜上海》——不是原来的版本，我改了歌词。第四首，新歌《未央》，我独唱。最后……《义勇军进行曲》，全体合唱。”
节目单简单，但每一首都经过深思熟虑。《长城谣》是唤醒民族记忆，《毕业歌》是年轻人的呐喊，《夜上海》是这座城市的挽歌，《未央》是黑暗中的希望，《义勇军进行曲》是永不屈服。
“乐器怎么办？”乐队的老陈问，“钢琴肯定搬不过去。”
“我带手风琴。”一个年轻的志愿者举手，“我还会吹口琴。”
“我带了笛子。”
“我有把二胡，虽然旧了点……”
“够了。”依萍说，“音乐不在乐器，在心里。”
接下来是分工。阿勇负责带人在公园布置——其实没什么可布置的，找一块相对平坦的空地，清理一下碎石和垃圾。老陈负责协调乐器。小红带着几个舞女简单排练。秦五爷则去疏通关系——虽然说是公开演出，但租界当局未必允许。
中午时分，尔豪突然来了。他浑身尘土，脸上有擦伤，但眼睛亮得惊人。
“依萍！我听说你们要办演出？”他一进门就问。
“对，今晚七点，外滩公园。”依萍看着他，“你怎么来了？伤员那边……”
“伤员大部分已经转移了。”尔豪说，“最后一批，今天下午就走。我……我想参加演出。”
“你会什么？”
“我会唱歌。”尔豪认真地说，“虽然唱得不好，但我想唱。为那些死去的弟兄唱，为那些还在战斗的人唱。”
依萍看着他，这个曾经让她厌恶的哥哥，如今眼中只有真诚和担当。
“好。”她说，“你唱《松花江上》。”
“《松花江上》？”尔豪一愣，“那是东北的……”
“对。”依萍点头，“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上海，还有东北，还有华北，还有那么多沦陷的土地。我们要记住每一寸山河。”
尔豪重重点头：“我明白了。我去练。”
下午三点，依萍开始准备自己的部分。《未央》这首歌是她昨晚写的，词曲都很简单，但每一个字都像从心里挖出来的：
“长夜未央，烽火照残妆
血染罗衣，泪湿旧诗行
但请你看，那天边的光
最深的黑暗里，有人在守望……”
她坐在钢琴前——安全屋有一架旧钢琴，音不准，但还能弹。手指落在琴键上，旋律流淌出来，像呜咽，又像低语。
弹到一半时，她听见轻轻的啜泣声。回头，看见梦萍站在门口。
“梦萍？你怎么……”依萍站起来。
“船……没开成。”梦萍扑进她怀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码头被日本人炸了，‘维多利亚号’开不出去……爸爸带我们回来了……”
依萍的心一沉。陆振华、如萍、梦萍，又回到了这座即将沉没的城市。
“爸爸呢？”
“在楼下，和秦五爷说话。”梦萍擦擦眼泪，“依萍姐，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和你一起唱歌。”
“不行！”依萍断然拒绝，“太危险了！”
“哪里不危险？”梦萍看着她，眼神坚定，“香港就安全吗？重庆就安全吗？这个国家都在打仗，哪里还有安全的地方？依萍姐，让我留下来吧。我想……我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像你一样。”
依萍看着她，这个曾经骄纵任性的妹妹，在经历了生死之后，眼中多了一种沉静的力量。
许久，她叹了口气：“好。但你要答应我，任何时候都要跟紧我，不能单独行动。”
“我答应！”
下午五点，秦五爷带来一个坏消息：租界当局不允许公开集会，特别是这种“可能引发骚乱”的演出。法国领事亲自下了命令，外滩公园今晚七点后清场。
“那怎么办？”小红急了，“我们都准备好了！”
“换个地方。”依萍说，“不在公园，就在……街上。”
“街上？”
“对。”依萍站起来，“就在法租界最繁华的街上，就在所有人眼皮底下唱。他们要清场，就连整条街一起清吧。”
这个决定很大胆，也很危险。但没有人反对。
傍晚六点，天色渐暗。二十三个人聚集在安全屋门口，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简单的乐器或道具。秦五爷最后检查了一遍：“记住，七点整开始，七点半结束。不管发生什么，到时间就撤，不要纠缠。”
“五爷，您不跟我们去？”阿勇问。
“我去给你们开路。”秦五爷笑了，“我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总还有些老朋友。放心吧，七点到七点半，那几条街不会有巡捕。”
依萍知道，秦五爷这是要用自己最后的人情，为他们争取这宝贵的半小时。
六点半，队伍出发。没有浩浩荡荡，三三两两，像普通的行人。依萍和梦萍走在一起，尔豪和几个学生志愿者一起，小红和老陈他们分散在人群中。
目的地是霞飞路和亚尔培路交叉口，那里是法租界最繁华的地段，咖啡馆、西餐厅、百货公司林立。虽然战火临近，但这里依然灯火辉煌，衣冠楚楚的男女出入其间，仿佛外面的世界与他们无关。
六点五十五分，所有人就位。
依萍站在路口中央，深深吸了一口气。她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也能听见这座城市最后的呼吸。
七点整，她举起手。
老陈拉响了手风琴的第一个音符。
《长城谣》的旋律，在1937年8月7日傍晚七点的上海街头，响了起来。
起初只有几个人在唱，声音有些怯。但很快，更多人加入。学生、舞女、乐手、路人……声音越来越大，汇成洪流：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
行人停下脚步，咖啡馆里的人探出头，楼上的窗户一扇扇打开。有人皱眉，有人惊讶，有人……开始跟着哼唱。
第二首《毕业歌》响起时，几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走到依萍身边，放开嗓子唱：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歌声清亮，带着年轻人的热血和悲愤。一个路过的中年男人突然摘掉礼帽，跟着唱起来。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第三首是改编的《夜上海》。依萍开口时，声音有些哑，但每个字都清晰：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
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谁知那，炮火中，多少血泪淌
谁知那，废墟下，多少梦不成……”
这不是靡靡之音，是挽歌，是控诉，是这座城市最后的自白。
唱到一半时，远处响起了警笛声。巡捕房的车来了。
但没有人停。歌声继续，更大声，更坚定。
第四首，《未央》。依萍走到路中央，月光照在她身上，素白的旗袍像一朵在夜色中绽放的花。
“长夜未央，烽火照残妆
血染罗衣，泪湿旧诗行
但请你看，那天边的光
最深的黑暗里，有人在守望……”
她的声音清越而悲凉，像一根针，刺进每个听者的心里。有人开始抹眼泪，有人握紧了拳头。
警车越来越近，能看到车灯刺眼的光。秦五爷安排的“老朋友”果然起作用了——几辆黄包车突然横在路中间，挡住了警车的去路。双方争执起来。
七点二十五分，最后一首，《义勇军进行曲》。
这一次，不是几个人在唱，是整条街的人都在唱。穿西装的绅士，穿旗袍的太太，拉黄包车的苦力，卖报纸的小孩……所有人站起来，挺直腰板，放开喉咙：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歌声震天，几乎要掀翻上海的天空。警车被堵在远处，巡捕们面面相觑，不敢上前。
七点三十分，最后一节唱完。
依萍深深鞠躬。
没有掌声，只有沉默。但沉默里有一种力量，比掌声更震撼。
然后，人群像潮水般散去，迅速消失在街巷中。依萍拉着梦萍，转身离开。身后，警车终于突破阻碍，但已经找不到唱歌的人了。
他们消失在夜色中，像从未出现过。
但歌声留下来了。
在这个寒夜里，在上海最后的夜晚里，那歌声像火种，在无数人心中点燃。
而握火种的人知道，黎明虽然遥远，但终将到来。
因为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唱，上海就没有沦陷。
只要还有一个人在抵抗，中国就没有亡。
这是1937年8月7日的夜晚。
距离上海全面沦陷，还有四天。
但希望，已经种下。
在血与火中，在歌与泪中，在这座伤痕累累的城市里。
希望，终将破土而出。
在未来的某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