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三，婆婆突然发了高烧，三十九度四。送到医院，查了血，拍了ct，医生说是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打几天点滴就好了。可那天晚上我陪床的时候，婆婆忽然拉住我的手，她的手滚烫，力气却大得惊人。
“秀儿，”她叫我，声音不像一个高烧的病人，反而格外的清楚，“你梦到我死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是不是也梦到过我躺在一个老房子里？你是不是也梦到过有人站在我床边？”她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天花板，“你不说我也知道。因为我也梦到过。”
她说这话的时候，病房里的心电监护仪在有规律地响着，“滴——滴——滴——”，像一个倒计时。
“那个神婆的事是真的。”婆婆说，“不是我跟别人聊天说的那一回。那个神婆后来找到了我，又说过一次。她说我的命格是‘六十三归位’，阎王簿子上划了红圈的，逃不掉。”
“妈，你别听那些——”
“秀儿，你听我说完。”婆婆的手攥得更紧了，“她说的时候我不信，可这些年我自己慢慢有感觉。我活到这个岁数，就像走一坑，六十三就是那个坑。走不到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相信有那个坑，可当你走到跟前了，你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段时间。婆婆的病好了以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过日子。我也没有再提起那些梦，也没有再去找常姨，甚至尽量不去想“六十三”这三个数字。
可时间不管你想不想，它照走不误。
春天来了，婆婆六十三岁的生日越来越近了。
婆婆的生日在农历三月十八。
从过了年开始，我就像守着一根越烧越短的蜡烛，那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不是悲伤，是一种比悲伤更沉的东西，像是胸口压了一块冰，又凉又重，而你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等着它慢慢融化、慢慢渗进去。
我丈夫说我瘦了，问我是不是又减肥了。我说没有，可能是春天到了胃口不好。他没再追问，男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不是因为他傻，是因为他不想往深了想。
二月初二那天，龙抬头的日子，婆婆忽然提出要回老家看看。这一次不是“想”，是“要”。她坐在堂屋里，把那个蓝白格的荞麦皮枕头抱在怀里，说的话不像商量，更像是通知。
“我定好了下周一的车票，你们谁有空就跟我去，没空我就自己回。”
我丈夫跟她掰扯了半个小时，说什么那个村子早就不通了公路，下车还得走好几里山路，又说那个老屋多半早就塌了，去了也是白去。婆婆不听，把手机上的订票信息翻出来给他看，车次、时间、座位号，清清楚楚。
“妈，你到底回去干啥？”我丈夫被她说得没办法了，最后问了一句。
婆婆沉默了几秒钟，抬起头来，目光平静得不像一个要回阔别数十年的老屋的人，更像是一个回自己家拿东西的人：“我回去看看我娘的箱子。那个白布桌下面压着我娘给我绣的一双鞋垫，我出嫁的时候落在那了，我想拿回来。”
我丈夫觉得婆婆有病，大老远跑回去就为了一双五十多年前的鞋垫。可我知道，那不是鞋垫的事。那是一种交代，一个人在走之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归整好，哪怕是一双年轻时候落下的鞋垫，也要拿回来放在身边。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我丈夫早就打起了呼噜，我盯着天花板，忽然感觉脖子上的皮肤有一点微微的凉意，像是有人站在床边看着我。
我不敢转头去看。我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着婆婆的名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念她的名字，也许是想确认她还活着，也许是想把那个站在床边的东西引走，引到别处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而那个久违的梦，又来了。
还是那个老屋，还是那张床，可这一次婆婆不在上面。床上是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蓝白格的枕头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那两个影影绰绰的人影也不见了，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站在屋子中间，看着那个老式的木头衣柜，看着墙上发黄的照片，看着床尾那个盖着白色钩针桌布的木头箱子。然后我听到了声音——不是梦里那种模糊的、像是在水底下听到的声音，而是一个清清楚楚的、干干脆脆的老人的声音，就在我身后，近得像贴着我耳朵说话。
“三月十八，酉时，自己走，不用人接。”
我猛地转过身去，身后什么都没有。门是关着的，窗是关着的，只有白布桌布轻轻地动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刚刚从上面坐起来。
这一次我没有被吓醒，我是被自己的尖叫声喊醒的。我丈夫被吓得从床上弹了起来，开着灯看我，脸上全是惊慌。我坐在床上，浑身发抖，嘴里反复说着一句话——“酉时是什么时辰，酉时是什么时辰？”
我丈夫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说酉时就是下午五点到七点。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凌晨三点多，那个梦醒了以后的时间。
婆婆生日那天是三月十八。
我翻遍了家里的黄历，确认了一件事——三月十八那天，酉时，是下午五点十二分开始，到七点十二分结束。那天是谷雨，农书上写着“雨生百谷”，宜嫁娶，宜入宅，忌出行。
忌出行。
春天过得很快，快到我来不及数日历上的红圈，二月的迎春花还没落尽，三月的桃花就开了。婆婆去了一趟老家，我没有跟着去，是我丈夫开车送的。她说得没错，那个老屋果然还在，虽然破败得不成样子，墙皮掉了大半，屋顶也塌了一角，但那个木头箱子还在，箱子上盖的白布桌布早就灰扑扑的了，底下压着的那双鞋垫，竟然真的还在。
鞋垫是大红色的绸面，绣着鸳鸯戏水的图案，婆婆把它捧在手心里看了很久，然后仔仔细细地包在手绢里，装进了贴身的口袋。
她回来以后把那双手套给我看，对我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秀儿，这双手套是我娘给我绣的，我出嫁那天穿的就是这双。鸳鸯戏水，白头偕老。我跟你爸没有白头偕老，他走得早，但这双鞋垫我存了这么多年，也该穿上了。”
那天晚上她穿着那双鞋垫在屋里走了两圈，然后坐在床边，把那双鞋垫脱下来，整整齐齐地放在了枕头底下。
那天是三月十二。
还有六天。
接下来的六天，我像是在看一部早就知道结局的电影，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种煎熬。我看着婆婆吃饭，看着她睡觉，看着她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她跟邻居聊天——每一个画面都可能是最后一次，每一次分离都可能是永别。
那种感觉就像你在一条河边上，对岸站着一个人，你明明看到她，可她就是要走了，而且你知道她走的方向，甚至知道她走的时间，偏偏什么都不能做，连喊她一声都不敢，怕吓着她，也怕吓着你自己。
三月十六那天，婆婆的精神好得出奇。一大早起来就把屋里的所有柜子都打开，把衣服一件一件地拿出来重新叠好，分门别类地放在不同的抽屉里。冬天的放在左边，夏天的放在右边，春秋的放在中间。她又把存折和身份证找出来，用一个塑料袋装了，放在床头柜的第一个抽屉里，上面压了一本老黄历。
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表情很平静，甚至还哼了几句歌。那是首老歌，我听过但叫不上名字，后来问了别人才知道是《天涯歌女》。
“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
三月十七，婆婆说她累了，想歇一天。她没有下床，连早饭都是在床上吃的。我给她端了一碗小米粥，一个煮鸡蛋，她吃了大半碗粥，鸡蛋只吃了一口就放下了。她说胃口不好，不饿。
她躺在床上，怀里揣着那双大红色的鞋垫，手里攥着那个蓝白格枕头的一角，眼睛半睁半闭的，像是在打盹，又像是在想什么事情。我坐在她床边，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凉凉的，指节粗大，指甲剪得齐齐的，上面还有淡淡的老年斑。
“秀儿，”她忽然睁开了眼睛，“我要是走了，那个枕头，你给我烧了。”
“妈，你说啥呢。”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你别哭，哭啥。人总要走的，我就是比人家早走了几年。”婆婆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似的，“你帮我看看那个老屋还在不在，要是在，就把我的骨灰撒在那棵槐树底下。要是不在了，就撒在那个地方就行。”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攥着她的手，用力地点头。
那天夜里我没有走，我睡在婆婆脚头，给她盖了两层被子，她还是说冷。三月的天不冷了，可她的身上确实在发凉，那种凉不是表面的凉，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凉。
我搂着她的脚，想给她捂热，可她怎么也捂不热。
我一遍一遍地看手机上的时间，从晚上十点看到凌晨一点，从凌晨一点看到凌晨三点。天亮了吗？天快亮了。三月十八到了。
我起来给婆婆熬了一锅鸡汤，她闻着味道说香，喝了两口就又放下了。她靠坐在床头，头发散着，脸色苍白，嘴唇上几乎没有血色。可她的眼睛格外亮，亮得不像一个垂暮之人。
她让我把窗户打开，说要透透气。我打开了窗户，三月的风吹进来，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还有远处传来的布谷鸟的叫声。
婆婆听着那个声音笑了。
“秀儿，”她说，“你记不记得常姨说的话？”
我心里一紧：“妈，你别——”
“她没说错。我也知道她没说错。从我六十二岁生日那天起，我就知道了。就像有人在你身上拴了根绳子，一寸一寸地往回拉，你不管怎么走，走得多慢多快，最后都得到那个点上去。”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递给我。是一个红纸包，拆开来，里面是一对银镯子，很细很细的那种，上面刻着莲花的花纹。
“这是我娘给我打的，说留着给儿媳妇。现在我给你。”她把镯子塞进我手里，手指冰凉的，“你别嫌旧，戴着吧。以后每年清明你给我坟上烧几张纸就行。别烧太多，烧多了那边也花不完。”
我拿着那对镯子，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像断了线一样往下掉。
婆婆没有劝我别哭，她只是伸手把我脸上的眼泪擦了擦，然后靠回枕头上，闭上了眼睛。
下午。
我从早上开始就守在婆婆床前，一步都没有离开。我丈夫请了假回来，我小姑子也从外地赶回来了。婆婆看着儿女都到齐了，眼神里有一种很满足的光，她挨个看了看，想说点什么，可嘴张了张，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
她的嘴唇从灰色变成了紫色，和我在梦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的心跳得很快，快到我觉得它要从喉咙里跳出来。我看了一眼手机，下午四点四十分。酉时还没到。
四点五十。
五点。
五点十分。
婆婆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慢。我握着她的手，那双手已经凉透了，可她的眼睛还是睁着的，看着天花板，看着我们，看着窗外的天空。
五点十二分。
酉时到了。
我是看着时间到的。五点十二分整，手机上的数字从11跳到12的那一瞬间，婆婆的眼睛忽然转向了我。她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太多东西了，有感谢，有抱歉，有不舍，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终于到站的轻松。
然后她的眼睛就慢慢暗下去了。
像一盏灯被拧灭了一样。和我在梦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屋里安静了大概有几秒钟，然后是我小姑子的哭声先响起来的，接着是我丈夫的，接着是我的。我哭得最厉害，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一种巨大的、无法形容的恐惧——那个梦，它把所有的事情都提前告诉了我，每一个细节都对得上，分毫不差。
槐树。白花。荞麦皮枕头。藏蓝色的褂子。酉时。
全对上了。
我婆婆走后的第三天，我回了那个老屋一次——那个我在梦里去过无数次的地方。我一个人去的，没有让我丈夫陪着。我站在那棵大槐树下面，三月的槐树还没开花，枝丫光秃秃的，树皮黝黑，像一个沉默的老人。
我蹲在树根底下，把婆婆的枕头烧了。蓝白格的棉布在火里卷曲、发黑、化成灰，然后被风吹起来，纷纷扬扬地飘到半空中，像是另一场槐花雨。
我摸着手腕上那对银镯子，冰凉的金属贴着皮肤，没有体温。
忽然间，我听到一个声音。不是风，不是树枝，是一个老人干干脆脆的声音，和我梦里那个声音一模一样，就贴着我耳朵说的，近得像她从来没有离开过。
“你是个好媳妇。东西你收好，我走了。”
我猛地回头。
身后什么都没有。只有风，只有灰烬，只有那棵还没有开花的、沉默的老槐树。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梦到过婆婆。
可从那以后，每年三月，槐花开的季节，我总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走在路上，坐在窗前，或者在厨房里煮饭的时候——忽然闻到一股淡淡的槐花香。
明明方圆几里，一棵槐树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