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秀，今年三十五岁，嫁进这个家已经十二年了。
婆婆今年六十二，身体硬朗得很，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去公园打太极，一顿能吃两碗米饭，谁见了都得说一句“这老太太，看着就跟五十出头似的”。所以她从来不信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尤其不信命。
我也不信。
可有些事，由不得你信不信。
第一次梦见婆婆去世，是在上个月的十二号。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是我的结婚纪念日，晚上在婆家吃的饭，婆婆还特意给我炖了排骨。夜里回到家，我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然后那个梦就来了。
梦里没有声音。
就看见婆婆穿着她那件藏蓝色的棉布褂子，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脸朝上，眼睛闭着，嘴唇是灰紫色的。周围的摆设我从来没见过——老式的木头衣柜，墙上挂着发黄的旧照片，窗户外面是一棵很大的槐树，白色的槐花开得密密匝匝的，风一吹就往下落。
那棵树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可又怎么都想不起来。
我站在那里看着她，想走过去，脚却像钉在了地上一样。就在这个时候，婆婆突然睁开了眼睛。她看着我，嘴一张一合地想说什么，可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然后她的眼睛就慢慢黯下去了，像一盏灯被拧灭了一样。
我一下就吓醒了，浑身的汗把睡衣都湿透了，心跳得像打鼓。
看了一眼手机，凌晨两点四十三分。
我翻了个身，告诉自己这只是个梦，强迫自己再次入睡。我记得我还特意换了个姿势，脸朝着窗帘的方向，把被子拉到下巴底下，在心里默念了几遍“南无阿弥陀佛”。
然后我又梦到了。
还是那张床，还是那个房间，只是这一次婆婆坐了起来。她看起来气色好一些了，甚至还冲我笑了笑。我想说话，想喊她一声“妈”，可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一个字都吐不出来。婆婆就那样笑着看着我，然后慢慢地、慢慢地往后仰，重新倒在了枕头上。她倒下的时候，窗外的槐树忽然剧烈地摇晃起来，槐花像雪一样纷纷扬扬地飘落。
我又醒了。
还是两点四十三分，连秒钟都没差，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数字，手指开始发抖。我使劲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疼的，这是现实。可那疼痛没有让我觉得踏实，反而让我更害怕了——因为我知道我会再睡着，然后那个梦会再来。
果然。
第三次，第四次。
同一个房间，同一张床，同一个结局。只是每一次醒来再睡去，那个房间就会变得清晰一点。第一次我没看到门在哪里，第四次的时候我已经能把整个房间的布局看得清清楚楚了——衣柜在左边，窗户在右边，床尾放着一个老式的木头箱子，箱子上盖着一块白色的钩针桌布。
最让我心惊的是那个枕头。婆婆的头下面垫着的那个枕头，是荞麦皮的，蓝白格的枕套，枕套的一个角上有一块暗红色的污渍——像是什么东西洗了很多遍也没洗掉的痕迹。
那个枕头我认识。
那是婆婆的枕头。不是梦里的，是她现在每天睡觉枕的那个。
那天晚上我没再睡。我坐在客厅里把所有灯都打开了，一直坐到天亮。我不敢合眼，因为我怕我一闭上眼睛，就会第五次看到婆婆那双慢慢熄灭的眼睛。
第二天一早我就给婆婆打了电话。
“妈，你最近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没有啊，好得很。你怎么了？声音怎么这么哑？”
“没、没事，就是昨晚没睡好。”
“那你今天早点睡，回头我给你熬点百合莲子汤，安神的。”
她说完就要挂电话，我赶紧问了句：“妈，你是不是有一个蓝白格的荞麦皮枕头？角落里有一块洗不掉的印子？”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钟，婆婆的语气变了：“你怎么知道的？那个枕头是你爸在世的时候用的，他走了以后我就一直留着。那个印子是他咳血的时候沾上的，怎么洗都洗不掉……我没跟你提过这个啊。”
我把手机从耳朵边拿开，用力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吐出来。
“妈，”我说，“你信不信梦？”
婆婆没回答。过了好半天，她问了一句让我脊背发凉的话：“你梦到我死了？”
“你怎么知道？！”
“做儿女的梦到长辈死，是给长辈添寿。红白喜事里的白事，梦到了反而是好事。”婆婆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不像是在安慰我，更像是在背诵一段早就烂熟于心的台词。
后来我跟丈夫说了这件事，他皱着眉想了半天，说他大姑会看这些，不如打电话问问。电话接通以后，大姑问得很细——做了什么梦、梦到了几次、醒来是什么时辰、家里有没有供奉过什么。我一五一十地说了，她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句：“你们找个当地的人给看看吧。”
丈夫嫌我大惊小怪的，说大姑的意思就是让找个庙里上上香就行了，没有必要去找那些看事儿的，都是骗钱的。可我不行，我受不了这个折磨，当天下午我就找到了一个人。
是我们镇上一个看事儿的，姓常，大家都叫她常姨。五十多岁的女人，圆圆脸，说话慢悠悠的，看着不像有神通的样子，倒更像是菜市场里卖菜的。什么人都能去找她，递上一包点心或者塞个五十块钱的红包，她就能给你看。
我什么都没说，坐下来就说了一句“常姨，我最近老是做噩梦”。
她看了我一眼，然后闭上了眼睛。
过了大概一两分钟，她睁开眼睛看着我说：“你不是普通做噩梦。你家里有东西在跟你说话。”
“什么东西？”
“家仙。”常姨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们家里供过什么没有？”
我摇头。我婆婆不信这些，家里从来不烧香不供佛不供祖宗，就连公公的遗像都收在柜子里，逢年过节也不摆出来。
“那也有可能不是供的，是跟着的。”常姨把茶杯放下，又闭上了眼睛。这一次她闭了很久，长到我都以为她睡着了。我刚要开口叫她，她忽然猛地睁开眼，把我吓了一跳。
“梦到几次？”
“四次。”
“同一个内容？”
我点头。
常姨看着我的表情变了，那是一种我无法形容的神情——不是同情，不是惋惜，更像是一种很确认的、了然的、甚至带着一丝无奈的笃定。
“你婆婆今年六十二？”
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我从头到尾没有提到我婆婆，连“婆婆”这两个字都没说过。我只说了我做了噩梦。
常姨没有等我回答，自顾自地说了下去：“家仙们在点化你。你婆婆的寿限到了，明年，六十三。”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太平常了，就像在说今天下午会下雨一样，不带任何情感色彩。可我的脑子里忽然炸开了一样，因为我想起了一件事——
大概十多年前，我婆婆有一次跟邻居聊天的时候说起过，说那时候我还是个还没过门的新媳妇，她提着菜篮子在菜市场碰到一个神婆，那个神婆拦住了她，上下瞅了她两眼，说了一句话：“大姐，你这个人仗义，能活，就是寿限短，六十三。”
当时我婆婆当笑话说的，说那个神婆瞎了眼，自己身体这么好，怎么看也不像六十三就死的人。邻居也跟着笑，说这些江湖骗子就是吓唬人好要钱。
可那个神婆没要她的钱。
也没卖给她任何东西。
说完那句话就走了。
这件事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没有任何人再提起过，我自己都快忘了。可现在，常姨坐在我对面，闭着眼睛，说出了一模一样的数字，连问都没问我一句。
我坐在常姨家那张老旧的藤椅上，手心里全是汗。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阴了天，屋子里暗下来，常姨没有开灯，她的脸半明半暗地对着我，嘴唇上沾着茶水的光泽。
“她说得对。”常姨忽然又开口了。
“谁？”
“你婆婆遇到的那个神婆。她说的没错，你婆婆就是六十三的寿限，阎王簿子上写着的，改不了。”常姨说这话的时候睁开了眼睛，看着我的表情大概不太好看，又补了一句，“你也别太难过，人的命数都是定好了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常姨家走出来的。我站在巷口，手里捏着手机，想给婆婆打个电话，又想给丈夫打个电话，最后谁也没打。我把手机放回兜里，站在秋天的风里，忽然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这就是我经历的事情。打那以后，我每天晚上都会在婆婆睡前去看看她，帮她关好窗户，倒好温水，摆好那个蓝白格的老枕头。她的手还是暖的，她的胃口还是好的，她骂起人来中气还是那么足。
可她明年就六十三了。
接下来的事，是从一碗饺子开始的。
那天是冬至。婆婆打电话让我过去吃饺子，韭菜鸡蛋馅的，我进门的时候她正在厨房里忙活，满屋子都是热气。
“秀儿来了？快洗手，饺子马上好。”
我洗了手，习惯性地往厨房看了一眼，然后整个人就钉在了厨房门口。婆婆站在灶台前，穿着那件藏蓝色的棉布褂子，一手拿着漏勺，一手扶着锅沿。锅里白胖的饺子翻滚着，灶台上方的灯照着她的后脑勺，我觉得这个画面在哪里见过。
不是见过。
是梦见过。那个画面和我在梦里的视角一模一样——从厨房门口看进去，婆婆站在锅前面，白气模糊了她的脸。
唯一不同的是，梦里她穿的不是蓝褂子，而是一件我没见过的暗红色棉袄。
我不知道那个梦到底要给我看多少东西。每一次我以为我已经消化了所有恐惧的时候，就有新的细节跳出来，像一个我从来没读过的剧本，可翻到下一页才发现，每一页我其实早就读过了，只是当时没有读懂。
冬至过后的第三天，婆婆查出高血压。
不是什么要命的病，高压一百五，低压九十五，大夫说老年人常见的很，开了降压药，嘱咐她按时吃。婆婆不当回事，说自己的身体自己有数，吃药不吃药的感觉也没什么区别。
可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变了。
她开始掉头发。不太多，每次梳头掉个十几根，可之前她几乎不掉头发的。她开始记不清事情，前天跟她说好的事，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净。她开始说一些奇怪的话，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她忽然说：“秀儿，我想把咱们那张全家福洗一张大的，挂在堂屋。”
我说好，我去洗。
她说：“不用了，我自己去吧。以后你们想我了，有个照片看看。”
这句话她说得很轻，很快，像是不经意间顺嘴说的。可我攥着手机站在办公室的隔间里，浑身发冷，因为我清楚听到了那个“以后”后面的意味。
我跟我丈夫商量，想带婆婆去大医院做个全面检查，丈夫说我太敏感了，六十二岁，掉几根头发不是很正常吗？记性差一点不是很正常吗？老年人不都这样吗？
“你就因为一个梦，因为一个看事儿的胡说八道，就把我妈当病人看？”他皱着眉头看着我，眼神里满是不耐烦，“林秀，你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要不要我陪你去看看心理医生？”
我张了张嘴，想跟他说那个梦后来又来了。从常姨家回来以后的那个晚上，我又梦到了那个房间。可这一次不一样了——我看到有人了。梦里那个老旧的房间里不只是婆婆一个人，床边还站着两个影影绰绰的人影。
看不清脸，分不清男女，就那样站着，低头看着床上的婆婆。
像是在等她。
可我没有跟我丈夫说。因为我说不出来，这话说出来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可它就是真的——每次我想开口说这件事，我的喉咙就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样，声音发不出来，只能从嗓子里挤出一声干哑的气音。
我试了三次，都这样。
元旦那天，婆婆忽然提起来一件事。她说她想回老家看看。她说的老家是她六十年前住的那个村子，她十几岁就跟着家人搬到城里来了，之后几乎没回去过。
“我梦见那个地方了。”婆婆说这话的时候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她没看，“梦见村口那棵大槐树，开满了白花，好看得很。”
大槐树。白花。
我手里的杯子差点没端住。
“妈，你说的大槐树，是不是窗户外面有一棵很大的槐树？长在一个老房子旁边？”
婆婆转过头看着我：“你怎么知道？”
我该怎么说？我该说我梦里的那扇窗户外面就有一棵大槐树，槐花开得密密匝匝，风一吹就往下落？
我没说。我只是问她那个屋子是不是有一个老式的木头衣柜，墙上是不是挂着发黄的旧照片，床尾是不是放着一个木头箱子，箱子上是不是盖着一块白色的钩针桌布。
婆婆的脸色一点一点地变了，从疑惑到惊讶，从惊讶到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木然的表情。她盯着我看了很久，电视里在放着春节联欢晚会的重播，笑声一阵一阵地传过来，可我们婆媳两个就那样沉默地对坐着，像两个在黑暗里看见了同一盏灯的人。
“那是我娘家的老屋。”婆婆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我就是在那个屋子里出生的。你说的那个箱子，是我娘的陪嫁。那棵槐树，是我爹亲手种下的。”
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不是那种突然跳出来吓你一跳的恐惧，而是那种慢慢的、一点一点漫上来的、像水一样无孔不入的恐惧。
我没去过那个村子。我嫁进来十二年，婆婆从来没有带我去过她的娘家，因为她的爹娘早就过世了，老屋也早就没人住了，垮没垮都不一定。
可我在梦里把那个房间的每一个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