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工作这几个月来，王加根感觉自己如同坐过山车一样。有时激情高涨、热血沸腾，有时又郁郁寡欢、悲观失望。
一起工作和生活的“十大金刚”里面，他的思想起伏和情绪变化很大，表现明显与众不同。
经过与校长陆定国的多次交涉，争取到与民办教师同住一间宿舍之后，“十大金刚”中的好几个人都开始了独占房间行动。他们把自己的弟妹或者侄子外甥等亲戚带到身边读书，睡在另一张为民办教师准备的单人床上。
他们与陆定国谈判时，扯的理由是一人单独居住方便谈朋友，好找对象，其实，很多人都是为了带弟妹或者亲戚上学。这些从农村考出来的娃娃，家境都不是很好。父母含辛茹苦地把他们抚养成人，供他们读书考学，参加工作之后，自然到了他们回报家庭、承担责任、为老人减轻负担的时候。家人、亲戚和他们本人都觉得，小孩子由自家人教育放心些，多少还能得到一些特权和关照。
涂勇带的是他哥嫂的儿子——也就是他侄儿。
他专门买了一个煤油炉，添置了锅碗瓢盆等炊具，率先在宿舍里开火。每天早上和中午，他把大米洗干净，装在铝盒子里，送到学校食堂蒸成饭，菜则自己在家里炒。
学校食堂为教师和学生蒸饭是免费的。教师们在食堂就餐，则按就餐的次数交钱和粮票。无论是荤菜还是素菜，每餐的价格都一样。涂勇精于算计，特别爱占小便宜。逢到食堂供应鱼肉这些荤菜时，哪怕他已经在家里炒了菜，也要去学校食堂去打一份。学校食堂的饭菜是按计划供应的，前一天报了多少人，第二天就准备几个人的饭菜。涂勇事前没报餐，看到有好菜又强行来打，搞得炊事员没得吃的。炊事员是从农村请来了，老实巴交，又不敢说什么，总是窝着一肚子火。
还有一件事涂勇做得也很不象话，那就是每个月交团费。
共青团组织对团员交纳团费没有数额规定，特别是对学生团员，一般都是根据实际情况自觉自愿交纳。通常情况下，中小学教师中的团员每月交两角钱，中学生团员交五分钱。
涂勇从上班到现在，每个月的团费总是交纳两分钱！比学生团员交得还要少。除了不愿意多交团费，他对团的工作也不热心，很少参加团的活动，而把主要精力用于组织他的文学辅助会。
前不久，他宣告文学辅助会正式成立，创始会员有二十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孝天县师范学校的校友。
这些人每个周末或者节假日不上班的日子都会聚到涂勇的宿舍里。他们谈古论今，针砭时弊，卖弄风骚，相互推荐书籍和作品，显得热闹非凡。有时，因为观点和看法不一样，他们会面红耳赤地辩论起来。争吵的声音在大礼堂里回响，每个房间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身为文学辅助会会长的涂勇，好胜心强，尤其喜欢夸夸其谈。当他自认为有理，或者找到了别人的破绽和漏洞的时候，他就越说越有劲，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大，语速越来越快，让对手完全没有插言反驳的机会。慷慨陈词的时候，他的整个身体不停地晃动，时而前仰，时而后俯，右手挥舞，打着幅度很大的手势。
王加根一直没有加入这个热闹火红的组织，也从不参与他们的高谈阔论，因此显得格格不入。他一直认为，作品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空谈除了浪费时间、消耗精力以外，对创作没有实质性帮助。自古文人多寂寞。文学创作就是一项默默无闻、单打独斗的工作。作者必须安静下来，用心体验和观察生活，从看似平凡的日常琐事和身边普通人物身上，寻找出非凡的东西，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闪光点。独到的眼光、深入的思考和超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才是造就作家必须具备的条件。
“十大金刚”里面有三人参加了文学辅助会，其他几个人和王加根一样，各有各的梦想。有的想专心复习，重新参加高考；有的想认真教书，通过勤奋努力的工作得到领导重用，进而得到提拔；有的想托关系、找路子调往条件更好的学校；还有的安于现状、按部就班，想尽快谈个女朋友，娶妻生子，过上安宁稳定生活。
与方湾中学那些求偶无门的青年教师相比，“十大金刚”要幸运得多。毕竟这里临近花园镇，方便接触有工作或者有城镇户口的未婚女青年，选择的余地比较大。
每隔一段时间，“十大金刚”中就有人带回一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引起一阵骚乱、躁动和热议。大家互相转告，某某的女朋友来了！于是所有人都来看稀奇、看热闹，如同选美比赛的评委一般，对来人评头品足。从外貌、身材、气质、言谈举止、着装打扮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按百分制评分。由于审美观不同和评价标准不一样，得出的分数往往会出现较大的差异，结果就会导致唾沫四溅的争论，脸红脖子粗的争吵……
咸吃萝卜淡操心，其实这事与他们屁不相干！
大家说好说坏，评分高或者评分低，对当事人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鞋的人自己知道。他们喜欢的，就会继续交往下去；他们不喜欢的，很快就会分手，重新再找。
不过，恋爱这种事情，如果动了心思，又被拒绝或者遭到抛弃，总是一件让人不愉快的事情。素养高一点儿、心理承受能力强一点儿的，可能会友好地分手，但也有不少姑娘胡搅蛮缠，在学校里闹得前后左右不得安宁。
她们骂这些受人尊敬的男教师是披着羊皮的狼，是臭流氓，玩弄她们的感情。不就是个穷教书的么？有什么了不起！
“十大金刚”中挨骂最多的当数宋双清。
短短三个月，他就换了六个女朋友。有的是他自己挑的，有的是别人介绍的，其中两个姑娘还是花园公社小学同事的亲戚。没办法，有钱就是任性。他也不在乎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飞短流长，骂他是“花心萝卜”。
在谈恋爱方面受非难最少的自然是王加根。
他与方红梅爱得死去活来。心里有了自己的女神，就很少正眼看其他女孩儿。再说，他也没有时间。
又是工作，又是英语，又是写作，周末还要舟车劳顿地往方湾公社跑，或者一天几趟地去花园镇接车。正事都忙不过来，哪儿有闲工夫参与同伴们的胡闹？更别说到外面去沾花惹草了。
王加根有时也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着急。
不过，他着急的事情主要是班级和学生管理。戴帽儿初中班调皮捣蛋的学生太多了，三天两头给他惹麻烦。
眼看冬天就要来了，而花园公社小学所有的教室窗户都是敞开的，看不到一块玻璃。窗框也都烂了，或者被拆下来扔了。学校前期想方设法筹措资金，把各教室的门换了，但换窗户却无能为力。
陆定国往花园公社文教组跑了好多次，文教组干事刘福民才勉强答应，等春节过后——也就是下学期再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应对即将来临的寒潮，让学生们免遭寒风冷冻之苦，学校就买了一些塑料薄膜和炕席片，把所有的窗户都封了起来。冬天多半吹的是北风，所以，靠北的窗户钉的是炕席片，而把塑料薄膜蒙在靠南的窗户上。这样既能有效抗击雨雪风霜的袭击，也不至于教室里的光线太暗淡。
学校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教师和学生们特别感动，有的抵着陆定国的面恭维，有的在写作文时唱赞歌。偏偏戴帽儿初中班的学生不领情，他们班的窗户封了没几天，靠北窗户上的炕席片就被撕烂了！上课时，呼呼的北风直往教室里面灌。
陆定国非常生气，责成班主任好好查一查，看是哪个小混蛋在搞破坏。
王加根明查暗访了好几天，也没有把肇事者揪出来。
这事尚未查个水落石出，陆定国又来找王加根。说他们班的学生上体育课时把学校的羽毛球拍子打断了，说他们班迟到的学生总是比其他班上多，说他们班总有几个女生不做课间操，说他们班清洁大扫除投机取巧，没有其他班搞得干净……
校长毫不留情的批评，让王加根觉得很没面子。
虽然他的语文教得不错，学生的汉语基础知识和写作水平有明显提高，但班级管理如此糟糕，还是说明他的工作没有做好。
毕竟，他不只是一个语文教师，还是戴帽儿初中班的班主任。
王加根于是把戴帽儿初中班的另外两个任课教师宋双清和董志芳召集到一块儿，从期中考试质量分析入手，结合平时掌握的情况，挑出了十个表现最好和十个表现最差的学生，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然后，利用下班后的休息时间，逐家逐户地去学生家里走访。王加根的意图很明确，就是通过学校和家长的共同努力，让表现好的学生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成为全班学生的榜样和标杆；让表现差的学生迅速进步，迎头赶上，让处于中游的学生产生危机感。
这一策略在教育学上叫做“抓两头，促中间”，很多知名教师都这么搞过，据说效果还不错。
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走进那些农村学生的家庭，王加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同时也有一点儿小紧张。
学生家长对他都很热情。无论条件好坏，都把家里好吃的东西拿出来，要他品尝。他们把家里的凳子抹了又抹，让王加根坐下，然后拉着他的手，不厌其烦地叨叨起孩子们的事情。
从孩子小时候说起，不放过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些孩子由于智商高低、成绩优劣、表现好坏有差别，王加根对他们有的喜欢，有的厌烦，认为他们有的前途远大，有的是无法雕琢的朽木。但是，家长的看法却不一样。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们都对自己的孩子充满信心，无一例外寄予莫大的希望。
这一点，对王加根的触动很大。
十几岁的小孩，可塑性是很大的。作为教师，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理由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他在内心里这样告诫自己。
家长们对花园公社小学允许路远的学生在学校食堂搭伙蒸饭的做法大加赞赏，同时又道出了另一件比较为难的事情。那就是，学生们带到学校的大米和咸菜没有地方存放。
王加根马上想到，可以把自己宿舍里的那张空床腾出来，让学生把东西放在他那里。
还有家长提出，他们家孩子坐的桌子和凳子比较矮小，座位又在教室的后面，被前面的学生挡住了，看不见黑板。
这事宋双清也反映过，但王加根考虑到调整座位比较麻烦，动一发而牵全身，担心引起混乱，就决定暂时不动。现在家长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看来不解决是不行了。
花园公社小学没有公用的课桌和凳子，学生都是自己从家里带桌椅板凳来上学。所以，走进每一个教室，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桌子大的大，小的小，高的高，低的低。桌面有的是长方形，有的是正方形，还有的是圆形。屁股下坐的凳子也不一样：有长条板凳，有单人方凳或圆凳，还有靠背椅。
戴帽儿初中班教室里，没有两张完全相同的桌子，也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凳子。桌椅板凳是学生自己带的，位子也是各人抢占的。先报名、先到校的，就可以抢到比较靠前又居中的位置；后报名、后到校的，就只能坐在教室的后面和两边儿。
这是原襄花小学多年形成的不成文规矩。
以前也有学生和家长提出类似的问题，但班主任们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所有调整座位的要求，一概置之不理。王加根觉得，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有失公平，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表现，决定趟一趟这潭浑水。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不考虑学生的成绩、表现、身高、家庭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因素，只根据班上现有桌椅板凳的高低大小情况，尽可能摆放得合理和整齐一些。
抽了个下午放学后的休息时间，趁教室里没有学生的时候，他亲自动手，和宋双清一起忙碌了大半天，把班上的桌椅板凳重新摆放了一遍。比较矮小的放在前面，比较高大的搬到后面，基本上能够保证所有的学生都能够看见黑板。
他对调整后的座位非常满意，一种勇于变革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可是，让王加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改革举措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第二天早晨，戴帽儿初中班教室里乱糟糟的。学生们哭的哭，骂的骂，吵的吵，闹的闹，如同一锅烧沸的开水。矛头自然都指向他们的王加根。有的说他不会当班主任；有的说他家访时吃了别人的鸡蛋，就把别人家的小孩安排坐在好地方；甚至有学生咒他不得好死……
这些话被宋双清听到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赶紧去找王加根，笑容满面地转达了学生们的反应，丝毫也不掩饰他在幸灾乐祸。
王加根非常惊讶，当然也很生气。
不过，他还是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没有马上去找那几个骂他的学生。他问心无愧，就不惧怕别人说三道四。至于那几个无理取闹的捣蛋鬼和调皮精，他相信自己能够把他们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