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肖港火车站上车后，王加根发现车厢里还有不少空座位。
他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拿出从方红梅那儿带回的一本《辽宁青年》杂志，准备用看书来消磨即将开始的半小时车程。
坐在他身边的，是一群叽叽喳喳、吵吵嚷嚷、打打闹闹的少男少女，看上去年龄与他不相上下。从这些人的交谈和议论中，王加根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的身份——孝天县师范学校学生。
王加根听到他们在点名道姓地抨击学校书记张雨桓，对县师范学校的一些教师和食堂师傅评头品足。他猜测，这些师弟师妹们很有可能是回家过了周末，坐这趟火车返校的。
他们抱怨县师范学校的住宿条件太差了，宿舍里没有厕所，而校园里的公共厕所又太少。女生们晚上起来方便要跑那么远，不安全；一些男生又站在宿舍走廊上撒尿，不文明。谈起学校食堂的师傅，他们争抢着吐槽。有的说食堂师傅不讲卫生，一边抽烟，一边炒菜，烟灰都掉进了锅里面；有的说食堂师傅洗菜不仔细，敷衍了事，马马虎虎，学生们吃饭时，居然从菠菜里面挑出了卫生纸！
话题最后又转到了“迎新文艺晚会”。他们争相评价哪个班的舞蹈排得好，哪个班的合唱水平高，并且评出了他们印象中的几个好节目：二胡独奏《二泉映月》、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和男声独唱的《乌苏里船歌》……
“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吧！”一个男生突然提议道。
“唱什么呢？”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怎么样？”
“行！”
提议马上得到了大家的响应。还有人还从背包里翻出口琴，吹起了这首歌的前奏。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
师范学生们都敞开嗓门儿，声嘶力竭地吼唱着，歌声完全掩盖了列车奔驰发出的轰鸣声。
一些受到感染的其他旅客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
王加根却没有开口。他合上杂志，面带笑容地看着这群无忧无虑的歌唱者，别有一种滋味在心头。曾几何时，他也和这些师弟师妹们一样，少年不知愁滋味。可从孝天县师范学校毕业才几个月，他就时常“无言独上西楼”，喜欢“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了。
花园公社小学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特别是由大礼堂改建的职工宿舍完工后，王加根花了好几天时间，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制定未来的奋斗目标。
这是一个大课题。
王加根觉得，人生在世必须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活着，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有希望实现的。
记得他到孝天县师范学校报到时，走近校园，看到学校大门口拉着一条长长的红布横幅，横幅上醒目地书写着：欢迎你，未来的小学人民教师！
坦率地讲，他当时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横幅犹如当头一盆冷水，浇灭了他那本来就不多的热情。
学校为什么要拉这样的横幅？这不是故意给新生们添堵么？谁心甘情愿当小学人民教师啊？
当时他并不清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师范院校的定位就是这样的：本科师范大学培养高中教师，专科师范学院培养初中教师，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师。孝天县师范学校拉出这样的横幅，就是给新入校的学生们打预防针，提醒他们作好当小学人民教师的思想准备，不要好高骛远。
可是，包括王加根在内的很多中师学生都心有不甘。别说小学教师，就是中学教师，也并非他们追求的目标。他们有更远大的理想和志向，都觉得自己将来会成就非凡的事业。
那么，王加根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或者说，他这一生到底想成就什么样的事业呢？
小时候，他有过当科学家的梦想。进孝天县师范学校之后，他以“华罗庚没上过大学同样成了数学家”自勉，废寝忘食地自学《高等数学》和《数学分析原理》。后来确实没有办法学通弄懂，只好无奈地放弃了。紧接着，他又加入到文学青年的行列，跟风写起了小说，做起了作家梦。他觉得，当作家没有学历门槛儿的限制，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并且把马克西姆·高尔基作为自己学习的楷模。高尔基连小学都没有上完，却写出了《母亲》这种享誉世界的作品，成为苏联文化界的一面旗帜。
他王加根是农民王厚义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就不受欢迎，又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单亲家庭里长大。上小学时基本上是半工半读，没学到多少文化知识。上初中时，他只能王李村小学“戴帽初中班”接受民办教师的教育。后来考上高中，才第一次接触到有商品粮户口的公办教师。雄心勃勃地参加高考，却马失前蹄，最后被他父亲王厚义“绑架”，万不得已地上了孝天县师范学校。
学历仅为中专，起点如此之低，他还能希望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成为怎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呢？
人应该有自知之明。
以教书为职业，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争取写出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他觉得，自己的一生能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并最终实现理想，就算是成功的人生。
王加根还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周游世界，看看自己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到底是什么样儿，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要实现这个梦想，他觉得至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人身自由，不受束缚，想去哪儿，就能够去哪儿。二是要有足够的钱，没有钱肯定寸步难行。三是要懂外语，至少能够用英语与别人交流。而他觉得自己通过努力，是完全能够达到这三个条件的。
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保证衣食无忧，他就能够全力追逐“成为一名作家或者自由撰稿人”的梦想。
他清理了自己现有的书籍，有两百多本，逐一登记造册。整理了近几年剪报收集的资料，重新分门别类。制定了个人《作息时间表》，规范每天的日程安排。在备课、上课、改作业、做好班级管理工作的同时，他又多出了读书和写作这些自我加压的任务。
和方红梅一样，他每天早晨也是五点半起床，开始早锻炼。与方红梅不同的是，他跑步不是在校园里面，而是在通往花园镇的柏油马路上。跑到花园大桥头再往回跑，往返三公里的样子。
回宿舍刷完牙洗过脸之后，喝一杯白开水，拿上英语广播教材和小收音机，到学校周边的田埂上去听英语广播讲座，或者朗读英语课文。接下来是早餐、上班和午餐。中午小憩一会儿，就在宿舍里看文学书。下班之后晚餐，再就开始写作。直到困到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才上床睡觉。偶尔，他还会和同事们一起去花园镇看场电影。
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平静如水。
为了能够多读书，扩大自己的知识面，王加根到花园镇文化馆图书室办了张《借书证》，开启了八小时之外的阅读生活。他借阅的主要是中外文学名着，尤其喜欢俄国、法国和英国一些近现代作家的作品。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等等。中国的四大文学名着中他只喜欢《红楼梦》，对《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没多大兴趣。
每次去花园镇文化馆，他还会到报刊阅览室转一转，浏览近期发行的报纸和杂志。翻报刊，他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搜集“征文”“约稿”之类的信息和编辑部地址。有了这些信息和地址，他就能够把自己苦心孤诣写出来的东西投寄出去。
投稿和等待编辑的回信，是他追求作家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篇稿子写完之后，他就用方格稿纸工工整整地誊抄下来，装进牛皮信封。写好收件人地址及姓名，同时在信封右上角写上“邮资总付”四个字，然后用剪刀把封好的信封剪去一个角。这样，他就无须粘贴邮票了，邮资由编辑部支付了。
与工作日相比，周末显得有点儿混乱。
王加根得忙着赶车去方湾中学，或者到花园火车站接方红梅，有时还要回王李村，或者接待来访的不速之客。
近段日子，他父亲王厚义来过两次，红梅的大弟敬文来过一次，同村的二瘌痢——就是小时候跟他抢牛屎、脑袋上挨过加枝一粪耙的那位小伙伴，居然也来找过他一次。此外，就是如走马灯一样的孝天县师范学校毕业生，以及仍然在校学习的师弟师妹。
王厚义第一次来花园公社小学，是因为家里种麦子要下底肥，没钱买化肥，来寻求支援。第二次来这里，是去胡月娥的娘家送礼，顺路来看看儿子。
敬文是打着帮方红梅买手表的旗号来的。
他说，大姐想买一块“上海牌”手表，在孝天城的大小商店里都找过了，没有买到。他特意来花园镇看看，兴许在这里能够找到。
王加根当时就有点儿纳闷儿：方红梅买手表怎么不对他讲呢？她完全可以让他在花园镇购买呀，还用得着敬文专门来跑一趟？再说，孝天城都买不到的“上海牌”手表，花园镇这种小地方怎么会有呢？
他带着敬文在花园镇为数不多的几个卖手表的地方找了找，自然都没有“上海牌”手表。送敬文去花园火车站搭车的路上，这家伙才道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敬文十五岁生日快到了，想请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聚餐庆祝，手上没有钱。
王加根只得把身上仅有的十五元钱给了未来的小舅子……
二瘌痢来到花园公社小学，出现在王加根寝室门口时，着实让他大吃了一惊。二瘌痢身穿翻毛领棕色皮茄克，紧身牛仔裤，脚上是锃光发亮的方头牛皮鞋，完全是一副港商的模样儿。
这“小恶霸”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二瘌痢比王加根大两岁，从小就调皮吊蛋，是王李村出了名的“恶霸”。他读书拿锥子都钻不进，打起架来一向不要命。他头上的黄癣老早就好了，满头的黑发比一般人还要浓密。不过，被加枝拿粪耙挖破的地方，再也没有长出头发来，成了永久的空白。
二瘌痢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父母让他投奔广州的一个远房亲戚，学开汽车。因为没有办法在广州落户，两年之后又回来了。
书是读不进了，又不愿意在家里种田，于是就外出跑生意。
他在花园镇的农贸市场上收购乌龟、脚鱼、黄鳝之类的水产品，贩运到广州出售。再从广州带回尼龙伞、牛仔裤、夹克衫和各种布料等洋玩意儿，卖给花园镇的小商店和居民。一年上头来来往往地跑，赚取两地之间的差价，据说收入相当可观。
前些年，二瘌痢的这种投机倒把行为是被禁止和严厉打击的，他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无论是在大街小巷兜售，还是在火车上贩运，他总是提心吊胆，做贼一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看到或者听说市场管理人员来了，他就如同受惊的兔子，时刻准备抱头鼠窜。也有多次被抓了现行，东西被没收，处以罚款，甚至人被关押，受了些皮肉之苦。
改革开放之后，对这种买卖管得松了一些。二瘌痢认为到了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南来北往的频率明显提高，贩运东西的品种和数量也不断增多。他这次来找王加根，主要是想借点儿做生意的本钱，顺便推销他的“广州货”和“香港货”。
王加根一贫如洗，自然没有钱借给他。
二瘌痢有些失望，但并不气馁。他把自己带来的帆布提包的拉链拉开，从里面拿出花花绿绿的折叠伞、布料和衣服，丢在王加根的床上，任他挑选。
“这种天蓝色的涤纶布特别好，特厚涤纶，是从香港进口的，十一块钱一公尺。”他重点向王加根推荐布料。
东西都是些好东西，问题是王加根没有钱。
“暂时不付钱也可以。”二瘌痢非常大度地说，“东西先给你留下，你下个月发了工资再给我。”
王加根月工资三十二元，交纳十五元的互助金，就剩十七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往返于花园镇与方湾公社之间的路费、人来客往的招待费和不可预见的零花钱，都指望着这十七块钱。
他哪儿还敢买什么东西呢？
没钱借给别人，又不买别人的东西，王加根觉得面子上实在过意不去。他只得把住在学校里的青年教师都喊过来，希望这些同事们能够照顾一下二瘌痢的生意。
遗憾的是，最终只有宋双清买了一把折叠伞。
王加根把二瘌痢带到花园砖瓦厂食堂吃晚餐。运气还不错，食堂卖的热菜是土豆炒肉片。他买了三份，装在一个大碗里，又到小卖部买了皮蛋、咸鸭蛋、油炸花生米和兰花豆，打了半斤散白酒。
两人边吃、边喝、边聊。
二瘌痢叹息王加根的生活太清苦，并且说，没有想到他考上了学，也只混得这个样儿。人活一生，就是个碰运气的玩头。安分守己地呆在家里受穷受苦，不如出去冒几次险。运气好的话，就能发个横财。运气不好被逮住了，至多拘留几天，罚几个钱，也算不了什么。
王加根被二瘌痢的高谈阔论惊得目瞪口呆。
二瘌痢说，中央刚刚召开了会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力争到本世纪末，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报纸上也发了文章，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像他这种全国各地到处跑、低进高出做买卖的，不再定性为投机倒把犯罪，是促进商品流通的合法行为。
“花园镇那些租门面卖鞋、卖衣服的，还有十字街那些摆地摊卖书、卖皮带和小玩意儿的，工商人员根本就不管。生意做得好的还得表扬呢！国家现在大力提倡繁荣经济。”二瘌痢越说越兴奋，已经有点儿炫耀的意味，“他们的好多货都是我从广州弄回的。我看你挺喜欢看书，以后要什么书就给我讲。我从广州给你带回来，保证比新华书店便宜一半儿！”
二瘌痢的这次造访，让王加根的心情好些天都难以平静。
他和二瘌痢年龄相仿，人生规划却完全不一样。孰对孰错，谁是谁非？将来，谁又会拥有更成功的人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