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慎重的考察和试用，把帝位禅让给虞舜。虞舜继承了帝尧的良好作风，任用九官十二牧，也出现了天下太平的景象。天下事，可以只由一个人说了算，却不可能只靠一个人治理好。个人的能力再强，即使像尧、舜这样圣明的君主，也必须依靠贤臣的辅佐才能成功。后人常说尧、舜无为而天下治，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用人得当的缘故，还有许多平日根本难以理解的道理，经过杨大人的一番说教，他非但能明白，而且还有自己不错的体悟，况且杨先生模样周正，说话也风趣，教学上更是不拘一格，许多别开生面的教学风格，着实让他欢喜不易，这种教学风格比起些端着架子，板着脸，授其课来只知道一板一眼的风格，他更喜欢，也更能接受杨大人的这种教学方式，所以杨大人授课不过才几个月的功夫，竟成了太子最喜欢的先生了，即便是照顾多年的王先生也要退居第二了。这种表现平日里与王先生的交谈之中，没少提起，王振并非是个容易记仇的人，但危机感还是颇强的，他子宫入宫，摸爬滚打了多年，好不容易才有今日的地位，可以说太子是他实现自己心头抱负的最大的希望，自然不想自己的地位不如其他人了，眼看太子对于杨峥授课赞口不绝，王先生不得不在这上面花费一番心思了，通过研究，他发现杨大人的授课，其实水平并不高，且多采用故事寓人的手段，用在小孩子身上倒也没什么，但问题是这样的教学方式难免显得单薄了些，若面对寻常人家的孩子，这么做也没什么，可授课的不是王子王孙，便是太子，非富即贵，日后也是大有作为的人儿，学得的东西，自然不能太过简单了，若不然也用不着那些大学士月月来授课了，说到底还是为了在学问上给太子更深入一些，看到了这一点，王先生便开始思索了，单说学问他自比不上那些大学士，对于四书五经的理解，治国之道的经验，他都没法与大学士相比，可他也算是做过老师的人，在教学经验上，无疑要比大学士，甚至是比杨峥要高一些，他很清楚自己的学生喜欢什么，自己该说些什么，看明白了这一点，他决议改变自己的教学风格，大学士的四书五经考究个人学问的教学方式他做不了，杨大人这种以图画入手，配以故事，加上自己的个人见解，循环渐进，加以引导的教学方士，他略带不屑，思来想去这事儿还得从太子身上着手，他的教学说到底是为了太子，有了这种想法，这几个月来，他仔细琢磨，倒也想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法子来，那便是给太子传授帝王之术。
帝王之术中的那个术其实就是一个术——“心术。古往今来为了这个帝王之道，倒也有留下了不少经验，只是碍于这个多是打打杀杀，算计人的勾当，正儿八经的大学士并不愿意，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帝王之道，就是一道成为明君的大道，身处太平盛世的明君，心中应常存节俭的美德，只有这样，才不会伤财害民，坏政败国；尤其是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之后，就更应该时时事事以节俭为准绳来警戒自己，否则，国运就要衰微，社稷也必定倾覆。古代的圣王，虽然智慧高超，才能卓越，但都大智若愚，以拙藏巧。不敢因为自己身份尊贵就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也不会因为自己功德伟大就恃功傲物，不可一世。所以他们对此不屑一顾，所以历史上能传授帝王之道的多半不是有功名的人，要么是道士，要么是隐于世间的世外高人，这种人可遇不可求，往往数百年来碰不上一个，所以帝王追求的大道之术并不多，更别说有人对此传授了。发现了这一点，王先生可谓是十分欢喜，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不动神色的将这一套差不多被世人忘记的帝王之道的学问好生研究了一番，鉴于太子还年幼，太过高深的《阴符经》和《鬼谷子》他不敢说，只挑了《韩非子》与《商君书》，尤以《韩非子》为重点，一来这本书把道理都说透了，帝王之道并非玄之又玄的东西，整理起来也容易了许多，太子也容易接受，其次，《韩非子》许多道理也是针对国事，最能看出效果，与他的目的不谋而合，经过一番筹划，他自问对《韩非子》学有所得，这几日有意无意的开始授课听听反应。
一个月前，他传授的是帝王的治国之术，按照他的意思，明君治国都以平静而又谦让为珍宝。不亲自操劳事务而知道了臣子的笨拙与巧妙；不亲自谋略思考而知道臣子办事的吉凶与福祸。所以帝王不必发表意见，应让臣子很好地提出政见；不必规定事情的要求，而让臣子做出更多的功效。臣子提出主张，君主握之以契，事情做了以后，君主握之以符，像用契符一样对臣子加以验证，考核言行是否相符，，作为赏罚的根据。所以臣子向君主陈述主张，君主要根据陈述而交给适当的任务，根据交给的任务责求应有的功效。取得的功效与交给的任务相符，完成的任务与陈述的主张相合，就给予奖赏；功效与任务不合，任务与主张相声违，就予以惩罚。贤明君主的原则，不容许臣了陈述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所以贤明的君主施行奖赏的时候温润得像及时雨一样，百姓都蒙受到他的恩泽；君主施行惩罚的时候，威严的就像雷霆地一样，即使神圣之人也不逃避。所以贤明的君主不随便给人奖赏，也不任意免除刑罚。随便奖赏，群臣就会懈怠，免除刑罚，奸臣就会胡作非为。因此确实有功劳，即使是疏远卑贱之人也一定要给予奖赏；如果确实有错，即使是亲近喜爱之人也一定要严惩。这样一来，疏远卑贱之人就不致于懈怠，亲近喜爱之人就不敢骄横了。本只是试探，却不想太子听了竟十分喜欢，就连外廷的大学士偶有听闻也给予了赞扬，太子的肯定无疑给了王先生莫大的鼓舞，从此对于《韩非子》越发看重起来，记过数月的整理与推敲，他竟统筹出帝王控制统御臣一的方法有七种，君主需要明察的隐秘情况有六种。所谓七术就是七种御下的方法：一是从各人方面参验、观察；二是必须惩罚以显示君主的威严；三是对尽国效忠的人一定兑现奖赏；四是逐一听取意见，督促他们行动；五是发出可疑的诏令，诡诈地驱使臣子；六是掌握了事实反而询问臣子；七是故意说反话，做逆理的事情来刺探臣子，这七种方法是君主所需要使用的御制之术。所谓六微就是六种隐藏微妙的情况：一是君主把权势供给臣下；二是君臣利益不同而臣下供用外力谋私；三是臣下假托类似的事蒙骗君主；四是君臣利害关系彼此相反；五是等级名分上下混乱导致内部争权夺利；六是敌国设谋按他们的意图任免大臣。
七术之一参观。君主观察言行与听取意见不反复参照验证就无法了解真正情况听信某一个就会被臣子蒙蔽。让权力相当的双方臣子参政为敌。
七术之二必罚。君主太仁慈，法制就建立不起来；君主威严不足，臣下就会侵犯君主。因此刑罚不坚决执行，法律命令就不能推行。
七术之三赏誉。赏赐和荣誉轻而又不兑现，臣子就不会为为君主尽力，赏赐和荣誉重而又守信用，臣子就会为君主卖命。（人人都见利之所在，无真正意义上的勇士和忠诚）
七术之四一听。君主一一听取意见，愚蠢和聪明就不会纷乱；善于督责臣子，臣子的优劣就不会混杂不清。此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道理。
七术之五诡使。君主多次召见人臣，久待身边而不作用他们，别人会以为他接受了君主的特别旨意，奸邪的人就会像鹿受惊而逃走。派别人去查问其它的事情，臣下就不敢谋私利。
七术之六挟智。掌握了已经知道的事去问臣下，那么不知道的事也就知道了；深入地了解一件事，许多隐藏不明的事都会变得清楚明白。
七术之七倒言。用说倒话做反事来试探怀疑不决的事，奸邪的情况就可以了解到。
六微之一权借。君主的权势不能借给别人。君主失去一份权势，臣下就把它作为百倍的权势利用。所以臣下能凭借君主的权势，力量就强大；力量强大，朝廷内外就被他利用；朝廷内外被他利用，那么君主就会被他蒙蔽。
六微之二利异。君主和大臣的利益不同，所以大臣没有谁忠诚，大臣的利益得到了，君主的利益却丢失了。因此奸臣召敌国的军队除掉国内的对手，提出外交上的事来迷惑君主，如果能获取私人的利益，就不顾及国家的祸患。
六微之三似类。臣下假托类似的事来蒙蔽君主，这就是君主的诛罚不当，大臣能够谋取私利的原因。
六微之四有反。事情发生了，如果有益处，君主就应当主持它；如果有害处，一定要从反面来考察它。所以英明的君主考虑事情，对国家有害，就察言观色看谁在其中得利，臣子受害就要考察他的对立面。
六微之五参疑。被人们争夺的权势地位，是祸乱和的根源，因此英明的君主对此十分慎重。
六微之六废置。敌国努力追求的事，在于使人观察错乱办事不当；君主不仔细考察，就会按敌国的意图任免大臣。施用计谋的话就用庙攻。七术和六微法一出，便备受肯定，就连当今圣上也认为，这七术和六微法是帝王最有力的总结，并且让王先生定时给太子授课，有了这个保障，王先生的大名，才不至于那么惨淡，虽说如今在太子的心目中依旧比不上说故事的杨大人，但总算好过几位大学士，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番，今日本没有他的课，只是碍于这几个月来，名声一直在杨大人之下，或多或少有些不满，加上这几日他对《韩非子》研究越来越透彻，有意趁着几个机会卖弄一番，也好趁机搬回几分脸面，却不想被杨大人给碰上了，难免有几分尴尬。
好在杨大人也不是小气之人，虽说碰上了这等尴尬之事，杨大人却只是笑了笑，道：“公公今日的授课实在太过精彩，我实在不忍心走出来，只是我再不走出来，今日就算是旷工了，本朝当太子的老师的可不少，还没听说过有谁旷工的，我也不好坏了规矩不是？”
一番话入情入理，更是让王振惭愧不已，同时也有几分感激，要知道今日的这局面，换做是其他的大学士少不了要记恨在心，纵然有大度的也难免会讥讽一番，似这般为自己开解的，杨峥还是头一个。
这是，太子道：“杨先生也认为今日先生之课有道理么？”
此话一出，王振顿时抬起了头，一双三角眼射出期盼的光芒。
杨峥淡淡一笑，对于王振今日所说的一切，他还是赞同的，无论是宇文泰与苏大人的以反治反，还是汉武帝的外儒内法说到底都是特定的环境下，中国古代帝王所运用的一种手段而言，至于成果有好有坏，单说哪一种好，哪一种不好，其实很难说，但就以历史长河存在的长短来说，外儒内法毫无疑问延续了数千年，的确是帝王最佳的手段，但要说这手段一定适应当下，杨峥就有些不赞同了，面对着太子的疑问，王振的期待，杨大人不慌不忙的一笑，然后正色对太子道：“王公公所说帝王当以外儒内法家为根本，这话儿有些道理，自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数千年来，唐宗宋祖都延续了这法子，这说明这法子的确是帝王不二法宝！”［本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