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初年，唐玄宗在朝中“首置玄学博士”，每年都像科举中的明经科一样考试，推崇以老子《道德经》为宗首的道家学说。唐玄宗把《道德经》列入科举考试，并注释推广《道德经》，应该是务实之举，以提高治国水平。唐玄宗也曾说注疏《道德经》的宗旨是“取之于真，不崇其教，理国之要，可不然乎”。很少玄理的探讨，更少宗教性的词语，从务实主义出发，着重阐述的是治国理身的理论。
李唐一朝，“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成为国家政治基石。因此，唐朝在大尊道教的同时，也大力倡导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术，注重德治，一边轻徭薄赋，一边垂拱而治，所以造成了唐初天下大治，边地蛮夷都来归服的局面，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常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调要轻徭薄赋。唐太宗曾在《贞观政要》中，如此叙述了他治国的深切体会：“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唐太宗还在诏令中曾说：“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百官“各当其任，则无为而治矣”。唐太宗甚至关心起老百姓的婚配问题，据《新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元年，“下令老百姓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以上者没有配偶的，由州县政府以礼为他们聘娶；因家庭贫困而没有经济能力婚配者，乡里的富人以及亲戚共同出资操办”。唐玄宗李隆基也竭力推崇道家思想，在其亲撰《御注道德真经》和《御注道德真经疏》中，他写道：“顺天之时，顺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则群臣辐凑，贤与不肖各尽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国无为之道也。”宋代因为没能统一，在选择路子上，采用了儒家治国，最终亡于儒家之上，登到大明的时候，朱元璋治国的路子又重新走回了汉武帝定下的路子。
在开国初期，朱元璋深知民苦之源，力推“休养生息”政策，并亲自注解《道德经》并在《御注道德经》序中说，自己即位以来，迫切了解前代圣人的治国哲理，“自即位以来，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昼遑遑，虑穹苍之切”。于是问道多人，终于发现《道德经》，认为此书“尽皆明理，其文浅而意奥”。他反复体会，想试注释，“用神盘桓其书久之，以一己之见，似乎颇识，意欲试注，以遗方来。恐今后人笑，于是弗果”。他认为此书价值重大，因此注之，“朕虽菲材，惟知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之术也。故悉朕之丹衷，尽其智虑，意利后人，是特注耳。“朱元璋早期的无为而治，使得大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文化相对繁荣，国力强盛，为日后的永宣盛世奠定了基础。朱棣以藩王之位取得天下，在遵循祖宗制度上多有突破，但早年朱元璋定下的路子，却没有多大的改变，基本上延续了初期的路子，后来的帝王多有改变，但这个路子基本上没有改变，前期以无为治天下，到后期则实现儒家人治，走上维护皇权的路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外儒内法剂之以道的治国路子是演化了宇文泰与苏大人的以反治反的加强版，正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必然产物。使得从西汉后的法律都披上了一层“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伦理依托。翻开历朝历代的律书，可以发现，开头都冠冕堂皇地戴着一顶仁德的伦理样式的帽子。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犯罪留下后路，又为法律向每个社会细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门。只要是统治者不愿惩罚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轻松地“宥”之，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么做，不仅不会有“枉法”的责任，反而显示出统治者的宽厚仁慈，体恤下情。而当作为社会细胞的家族出现罪犯时，统治者又可以将某个家族成员的罪刑放大为整个家族的罪刑：族内未能很好地执行礼教，以致出此败类！于是灭九族、连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用上。“满门抄斩”就是以此为依据得以执行起来的。与此同时，这种儒法结合的统治方式，还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会的每个细胞组织之中，特别是封建集权统治的后期，国家将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长有权采取法律的手段惩罚族人，而法律这时保护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稳定：只要族长认为有错，就可以到宗祠里对族人实施惩处。私设公堂在封建社会里之所以不被看出犯罪，原因正在于此。但不可否认，这法子却是比名目张胆的苏大人以反治反要高明了许多，只因在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接下来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王振这一番话说给外面的那些大臣听，自然算不上如何高明，可对于太子与二皇子来说，这些话儿就是至理名言了，果然这次看到了非但是太子一脸的崇拜，就连二皇子眼里也是满满的星星。
太子道：“先生之言与帝王而言，是难得好东西，可与百姓而言，怕是欺人的？”
“好家伙。”站在花丛后的杨大人恨不得为这句话儿叫声好，如太子所言，所谓的外儒内法，实则是历代帝王挂羊头卖狗肉为实现自己的权势的手段而已，说得好听点，这叫帝王之道，说得不好听那就是皇帝在骗人，非但皇帝在骗人，全国的上上下下的文武官员都跟着骗人了。
面对这样的尖锐的问题，不要说杨峥这个拥有二十一世纪不该如何做答，就是本朝最博学多才的翰林学院的学士未必能解答地了。
杨大人将目光看向了王先生，事实上这会儿不光光是他，太子，二皇子以及几位听得津津有味的王侯公孙也将目光看向了王振。
王先生神情不变，隔着花丛杨大人甚至能感受到王先生浑身散发的某种自信，明知道太子的这个问题有些尖锐，可杨大人仍能感觉得出来，这问题王先生一定能给出答案来。
果然，王先生对着太子颔了颔首，神情之中多了几分欣慰，似是对太子今日的表现十分的满意，略一沉吟道：“奴婢问太子，何为王道，何为霸道？”
太子一愣，显然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做答，倒是一旁的二皇子反应快，道：“这个我知道，杨先生说了，所谓王道，便是先王治天下之道。”
王先生点了点头，道：“二皇子果然聪颖，奴婢斗胆再问一句，何为霸道？”
这下太子算是回过神来了，兴奋的举起小手道：“这个孤知道，荀子曰，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敌之道，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霸道者也。是这个意思么？”
王先生道：“不错，便是这个道理！”顿了顿王振继续说道：“王道是先王治天下之道，霸道则是天下无王霸主，奴婢斗胆敢问太子，若是你选，你当选何道？”
太子淡淡一笑，道：“孤是大明的太子，日后继承的祖宗江山，所行的是先王的治天下之道，选的自然是王道！”
王振大声道：“说得好，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这便是天底下最大的王道与霸道了，方才殿下说以外儒内法是欺骗，这个奴婢不否认，可千百年来，自汉武帝开始，帝王治国，那个不是讲究个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以及仁、义、理、智的四端道德。殿下想想若是这天下的百姓，能真正掌握天理，恪守三纲，并拥有“五常”，在人们的生活中，都能有恻隐之心、行恭敬、知羞耻、辨是非、守忠信，殿下的江山必将会安定和谐，既如此，又何必在乎这是不是欺骗百姓的伎俩，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这便是王道的作用了，太子是大明储君，将来坐了天下，还得讲究刑名、术数，注重实效的法家思想，才能使自己拥有绝对权力，有效地驾驭臣下，至于百姓，儒家的那一套规矩足够他们安分守己！至于两者如何使用，那就看太子殿下对权势的把握了！”
太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却是没啃声，一旁的二皇子则仰着一张小脸问道：“先生，是不是学会了外儒内法就能当一个好皇帝？”
王振以无比自信的口吻道：“当然！你看明君如汉武帝，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还有本朝的太祖、成祖以及当今圣上，那个不是用的这种手段，只要手段高明就能做明君？”
“是这样么？”二皇子嘀咕了声，忽的将脸面看向了花丛道：“杨先生你说呢？”
王振真自鸣得意，听得脚步声才知有人来，一听杨先生，王振的脸顿时涨得通红，要知道今日这课程根本不是他来上的，可他趁着杨峥来晚了便坏了规矩，本想趁着杨大人尚未来之前，自己卖弄完了，好溜之大吉，纵然杨峥问起来，也可以你来晚了这个理由搪塞过去，以两人的交情，他相信杨峥不太会计较，可当面抓住就不一样了，一来，这表明人家根本就没来晚，二来，自己此举有砸人饭碗的意思，以王振的厚脸皮，此时此刻一张老脸也涨得通红。
对于王振这一番心思，杨峥心知肚明，太监的权势大半是来自皇帝的，但凡有点野心的太监没有不在巴结上花点心思的，太子是未来的皇帝，作为有理想，有野心的王先生没有道理不巴结，况且太子年幼，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是平日里的老师，可以说能否在太子心里多拥有一点地位，就看各位老师平日里的表现了，要说以王振多年陪伴太子的情谊，满朝文武百官无人能及，若是放在往日，王先生倒也不必如此，可近日情况却有些不同了，自从听了杨峥的一次讲课后，太子便对这位年轻的老师多了几分赞扬，尤其是前几日，朝廷奉杨大人之命，将其编写的《帝鉴图说》印制成册，送到了太子府，由于内容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溯唐虞以迄汉、唐、宋理乱兴衰、得失可为劝戒者，条其事百余，各因事绘图，系之说，将《资治通鉴》上面故事，画成一幅幅图画，然后给太子看，太子方在冲龄，语取易晓，对这些读物自然十分喜欢，加上杨大人有意教导，每日先给太子说一个故事，然后加上自己的理解，让太子自己去理解古人的对错得失，最后将古往今来的帝王的道理给说了出来，单说资质而言，太子读书并不聪颖，许多方面反而不如二皇子来的快，那些文武大臣平日里授的四书五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根本听不明白，有些纵然勉强明白了，也是一知半解，并不能深入，可杨峥通过这一幅幅的字画，把历代为君者的道德，道理，治国的本事用最浅显生动的语言，给讲解了出来，那些平日里不能理解的道理，太子竟一下子明白了，就比如说，这第一篇《任贤图治》就让他明白了，身为帝王的尧，把自己信得过的得力助手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等人派到各地指导农业生产，还亲自走访五岳，寻找德才兼备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