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下旬，上海军统办事处的晨光刚漫过窗台，陈默就捧着一份厚厚的申请文件，站在了戴笠临时办公室的门口。
文件封面上“关于深入日伪残余势力调查以澄清谣言的申请”几个大字，笔锋凌厉，字字透着不容置疑的决心——这是他应对戴笠谣言试探的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借“澄清谣言”之名，跳出军统总部的监视牢笼。
戴笠刚看完陈默提交的“谣言处置总结”，见他又来，放下钢笔，语气带着一丝不耐烦：“又怎么了？谣言不是已经压下去了？”
陈默将申请文件递过去，腰杆挺得笔直：“老师，谣言虽止，但人心未稳。现在还有人私下议论，说学生没抓到通日的实据，是靠您压下去的。我申请亲自去华东地区，深入日伪残余势力的据点调查，一来能查清山本调查，一来能查清山本一郎是否有同伙藏匿，二来能收集‘我与日伪无勾结’的铁证，彻底堵住悠悠众口。”
他刻意加重“亲自调查”“铁证”几个字，眼神坚定，完全是一副“为证清白不惜冒险”的姿态。
戴笠捏着文件，指尖在纸页上划过——华东地区是日伪残余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共地下党活跃的区域，陈默主动要求去那里，既符合他“急于澄清”的心态，又能让他远离上海的舒适区，若他真有问题，在陌生的环境里更容易露出破绽。
“华东地区凶险，日伪残余手里有武器，中共地下党也在那边活动，你一个人去太危险。”戴笠语气平淡，实则在试探他的决心。
“为了党国声誉，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再危险我也不怕！”
陈默立刻接话，语气铿锵，“我可以带一个小队的特务，既能保护安全，又能协助调查。等我把日伪残余一网打尽，把他们的供词带回来，看谁还敢说我通日！”
这番话彻底打消了戴笠的顾虑。
他最欣赏“敢闯敢拼”的下属，陈默主动请缨去凶险之地，既展现了“忠诚”，又能让他脱离上海的“舒适圈”，便于后续监视。
戴笠当即在文件上签字：“准了！给你一个小队的兵力，限你一个月内查清华东日伪残余，带回来有用的情报！”
“谢局长！”陈默恭敬地接过文件，心中松了口气——他终于借“澄清谣言”的名义，争取到了离开上海的机会。
只要远离戴笠的眼皮子，不仅能摆脱无处不在的监视，还能趁机深入华东，为组织传递日军残余部署的关键情报。
出发前一天，陈默在同福商行与苏晴秘密交接。
苏晴将一份手绘的华东日伪据点分布图递给她，压低声音：“延安让你重点调查浙东、苏南的三个据点，日军残余在那里藏了大量武器，还在和国民党特务私下勾结。你这次去，既要收集他们的部署情报，也要摸清国民党与日伪勾结的证据。”
陈默接过地图，指尖划过标注“浙东余姚据点”“苏南无锡据点”的红点：“放心，我会借着‘调查日伪’的名义，实地勘察这些据点，把兵力部署、武器储备都查清楚。戴笠派来的小队都是新人，好糊弄，不会发现异常。”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我走后，上海的情报传递就靠你了。所有暗语照旧用在接收清单里，遇到紧急情况，就用‘机床故障’作为暗号，我会让地下党接应你。”
苏晴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巧的指南针，递给陈默：
“这是藏有密写药水的指南针，遇到危险，拧开底部就能取出药水，销毁情报。你一定要小心，戴笠肯定在小队里安了眼线。”
陈默接过指南针，握紧她的手：“我会活着回来的。等我查清日伪残余，带着证据回上海，就能彻底打消戴笠的怀疑，以后我们的工作会更顺利。”
第二天一早，陈默带着一支十人的特务小队，登上了前往华东的火车。
小队里有个叫苟凯的年轻特务，眼神总是不自觉地瞟向陈默的公文包，行为举止格外谨慎——陈默一眼就看出，他是戴笠安插的眼线。
一路上，陈默故意让苟凯跟着自己，吃饭、休息都不避讳他，甚至主动和他聊“调查计划”：“到了余姚，我们先去伪政府旧址，找当地保长打听日伪残余的下落，再突袭据点，抓几个俘虏回来审讯。”
苟凯将他的话一一记在本子上，每天准时向戴笠发报汇报“陈默行程正常，无异常接触”。陈默看在眼里，心中冷笑——这正是他要的效果，用“公开的调查计划”麻痹眼线，为私下接触地下党创造机会。
抵达余姚后，陈默按计划带着小队勘察伪政府旧址。
趁苟凯忙着记录地形，他假装系鞋带，快速将写有“余姚据点日军约50人，配备机枪3挺，请求清剿”的密写纸条，塞进墙角的砖缝里——这是他和当地地下党约定的交接点。
当天晚上，地下党就传来消息：“情报已收到，新四军游击队将在三天后突袭余姚据点。请配合制造混乱，吸引日军注意力。”
陈默立刻制定“配合计划”。
第二天，他以“勘察据点周边地形”为由，带着小队靠近余姚据点，故意让特务开枪试探：“里面有没有人？出来投降！”
枪声惊动了据点里的日军，他们以为是军统主力来袭，立刻架起机枪反击。
陈默趁机让小队“撤退”，实则为新四军游击队的突袭创造了时机。
三天后，新四军成功突袭余姚据点，击毙日军20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50支。
陈默带着小队“赶到”时，只看到一片狼藉的据点和几个俘虏。
苟凯对着俘虏怒吼：“是谁让你们藏在这里的？是不是和陈默有勾结？”
俘虏们吓得连连摇头：“我们只听山本一郎的命令，和陈组长没关系！”
这番话被周凯一字不落记下来，当成“陈默与日伪无勾结”的证据，发给了戴笠。
接下来的半个月，陈默用同样的方法，先后“调查”了苏南无锡、常州的日伪据点，一边借着“勘察”“试探”的名义，将据点情报传递给地下党，协助新四军清剿；
一边让周凯记录下“陈默积极剿匪、俘虏证明其清白”的证据，不断向戴笠传递“无异常”的信号。
戴笠收到苟凯的汇报后，对陈默的怀疑渐渐消散。
他不仅“查清”了日伪残余，还协助新四军清剿（戴笠以为是军统单独行动），带回了俘虏的“清白证词”，完全符合“急于澄清谣言”的忠臣形象。
一个月后，陈默带着俘虏和“调查成果”回到上海。
戴笠亲自到车站迎接，拍着他的肩膀，笑容里终于有了真心：“好样的！没让我失望！华东的日伪残余被你清剿大半，还彻底澄清了谣言，以后谁再敢说你闲话，我第一个不放过他！”
陈默恭敬地递上“调查总结报告”，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个据点的清剿过程、俘虏供词，甚至附上了新四军（被他写成“军统小队”）缴获的武器清单。
“都是局长领导得好，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
回到办事处，陈默关上门，从指南针里取出剩余的密写药水，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
这次借“澄清谣言”的机会，他不仅彻底打消了戴笠的怀疑，还协助组织清剿了华东的日伪残余，传递了十多份关键情报。这场“过关”之战，他赢了。
苏晴送来庆功的茶水，轻声说：“延安来电，表扬你这次的工作，说你既完成了任务，又没暴露身份，是隐蔽战线的典范。”
陈默接过茶杯，望着窗外的上海夜景，心中充满了坚定：“这只是开始。戴笠虽然暂时信任我了，但只要还潜伏在军统，就不能放松。以后我们还要借着‘接收’‘调查’的名义，为组织传递更多情报，直到抗战胜利的最终时刻。”
夜色渐深，办事处的灯光依旧明亮。陈默知道，这场隐蔽战线的战争还未结束，但他已做好准备——用智慧和勇气，在黑暗中坚守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