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东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下午三点十八分。
他在想——晚上跟她回家，她会怎么“奖励”他？她说的“奖励”，是真的奖励，还是只是说说？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不管她说什么，他都会听着，然后照做。因为他是她的骑士。骑士的职责就是服从。不管是对是错，不管有没有道理，不管他愿不愿意——他服从。因为他相信她。因为她值得。
滨海，城东，一栋老旧居民楼里。
阿金坐在一张折叠椅上，面前是一张不大的桌子，桌上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两个手机、一个保温杯。
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亮着，上面是几个数据监控平台的页面，红色的线条在屏幕上起起伏伏，像心电图。
他戴着耳机，耳机连接着一部手机，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正在通话”几个字，时间一分一秒地增加着。
“怎么样？”袁丽的声音从耳机里传出来，开门见山，没有寒暄，没有废话，像一个在战场上向指挥官汇报战况的士兵。
“只能说，”阿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像一个人在冰面上走路，每一步都要确认冰够不够厚、会不会碎，“韩振宇的新闻发布会很成功。已经退出热搜榜了。主流媒体基本都收了，大平台也控制住了。数据下降得很快。”
他停顿了一下，手指在笔记本电脑的触控板上划了一下，放大了其中一张图表。图表上有一条红色的曲线，在下午两点左右开始急剧下降，像一个人从悬崖上跳了下去，没有降落伞，没有缓冲，直直地往下掉。
“不过，”他说，“好像还有继续深挖的。而且不止一波。”
“落井下石的人很多。”袁丽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带着一种见怪不怪的冷静，像一个人在说一件她早就预料到的事，“韩振邦那边的人，韩振轩那边的人，还有那些想从这件事里捞好处的人。他们不会停下来。他们会继续挖，继续爆，继续把水搅浑。因为他们觉得，浑水才好摸鱼。”
“但这些人该帮忙的时候做的不错，不过现在可是在帮倒忙。”阿金说。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着——嗒嗒嗒，嗒嗒嗒，像一个人在思考的时候会做的小动作。
“不能让他们坏事。”袁丽的声音笃定得像在说一个不需要证明的事实，“必须拦截。一定要把假象做得逼真。这样才有过山车的感觉。让他先觉得自己赢了，然后才能感受到输的滋味。”
阿金的嘴角弯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我明白了”的确认。
“明白，”他说，“已经安排人在洗白了。不能让那些帮咱们的人弄巧成拙。现在韩振宇以为他控制住了局面，他放松了，他觉得自己安全了。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把假象做足，他就不会放松到底。他放松得不彻底，后面的打击就不够重。”
“对。”袁丽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满意的味道，“过山车的感觉，就是先把你送到最高点，让你看着远处的风景，觉得一切都很好，然后突然急转直下，把你甩到最低点。落差越大，刺激越大。”
两个人都沉默了两秒钟。
阿金的视线从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移开，看着窗外的天空。天色已经有些暗了，秋天的傍晚来得早，太阳已经偏西了，在云层后面发出橘红色的光，像一盏快要熄灭的灯。
那些云被夕阳染成了各种颜色——橘红的、粉红的、淡紫的、灰蓝的——像一幅巨大的水彩画，颜料还没干，还在往下淌。
“下午张怀仁的发布会如期进行吗？”阿金问。
他把手机从左手换到了右手，换手的时候，他的眼睛还盯着屏幕，看那根红色的曲线在继续下降。下降的速度比刚才慢了一些，但还在降，没有反弹的迹象。
袁丽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那个沉默很短，不到一秒，但阿金感觉到了——她在思考。她不是一个会犹豫的人，她做决定很快，但不草率。
她会在做决定之前把所有可能的情况都想一遍，把所有的后果都评估一遍，然后做出最正确、最有效、最不会出错的选择。
她的果断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在战场上，一个犹豫就是一条命。她见过太多因为犹豫而死的人。她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你觉得呢？”袁丽反问了一句。这是她的习惯——在做决定之前，先听别人的意见。不是因为她不相信自己，是因为她想确认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一个人的想法再周全，也可能有盲区。多一个人看，就多一双眼睛，少一个盲区。
阿金想了想。他知道袁丽在等他给出一个真实的意见，不是奉承，不是迎合，是真实的、经过思考的、说出来之后他会承担责任的、像战友之间才会给对方的意见。
“要我说嘛，”他开口了，语速不快不慢，像一个人在走路，每一步都踩得很稳，“今天开的话有点急。韩振宇刚开完发布会，刚觉得局面稳住了，我们立刻给他第二波冲击，他会警惕。他会觉得——‘不对，事情没有结束，有人在针对我。’有了警惕，他就会提前做准备。提前做准备了，后面的冲击效果就会打折扣。”
他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笔记本电脑屏幕上那根还在下降的曲线。
“明日下午更好，”他说，“让他睡一觉，让他觉得自己赢了，让他把警惕放下，让他回到‘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错觉里。然后我们再给他第二波冲击——这一锤，会比第一锤更重，因为他没有准备。没有准备的打击，才是最痛的。”
袁丽在电话那头笑了。那个笑声很短，很轻，像一个人在冬夜里呼出一口白气，白气在空气中飘了一会儿就散了，但你能感觉到它的温度，暖暖的，带着一种“我找到了一个同路人”的欣慰。
“英雄所见略同。”她说。
两个人都笑了。那个笑声不高，不大，不张扬，像两个人在一个很安静的咖啡馆里，说了一个只有彼此听得懂的笑话，然后同时笑了一下。
笑声在空气中飘了一会儿，就像那口白气一样，散了。但留下的暖意还在。
“我这就通知场地方，”阿金说，他的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把场地改成明天下午三点。就说设备故障，需要调试。让韩振宇彻底放松警惕，再给他第二波冲击。”
“好。”袁丽的声音恢复了一本正经的冷静，像一个指挥官在确认最后一个细节，“但是，张怀仁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他是我们最重要的证人。如果他在发布会之前出任何事，我们的计划就全完了。”
“放心，”阿金的语气笃定得像在说一个不需要质疑的事实，“韩振宇一定找不到他。他现在不在任何他能找到的地方。他住的地方是安全的，有人二十四小时守着。他的一切活动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他安全，我们就安全。”
“那就好。”袁丽的声音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像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的味道。那块石头在她的心里压了很久了，从计划开始的第一天就压在那里，压得她有时候喘不过气来。
现在，它终于落了地，砸出一个坑，扬起的灰尘在空气中飘着。她不需要再担心它了。它可以放在那里，等她计划完成了再处理。
“小阳那边呢？”她问，声音变了一下——从刚才那种指挥官的冷静，变成了一种带着温度的东西。很细微，像风吹过湖面，你看到了涟漪，但你不确定风是从哪个方向吹来的。
“急不可耐。”阿金的声音里带着一种笑意，不是嘲笑，是那种“年轻人就是年轻人”的、带着一点点无奈的、又带着一点点欣赏的笑，“他每天问我三遍——‘什么时候可以出场？’我都快被他问烦了。但我知道他为什么急。他等了太久了。他觉得自己已经等了几个世纪了，再等下去，他怕自己会疯掉。”
“难为他了。”袁丽说，声音低了一些，像一个人在说一句只能让自己听见的话。她想起了陈小阳——那个她第一次见到时才十几岁的男孩，瘦瘦的，黑黑的，眼睛里有一种她从未在其他人身上见过的东西。
不是恐惧，不是悲伤，不是绝望，是一种“我知道我活下来了”的庆幸。从那天起，他就认定她了。
从少年到青年，从战士到间谍，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他把自己变成了她需要的样子，因为他想还她。因为他记得她救了他。
因为他觉得，他的命是她的。她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看到一个被拐卖的孩子，可怜，想帮他。但她帮了他之后，他就认定她了。认定了一辈子。
当然，袁丽当时告诉陈小阳的名字是“翁兰”，所以陈小阳心中那个她不是她。
“你也要小心，”她恢复了刚才的冷静，“有事发微信。”
“丽姐也小心。”阿金说。
挂了。
阿金把耳机从耳朵上取下来，放在桌上。他拿起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了，但他不在乎。
他的视线回到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那根红色的曲线还在下降，下降的速度越来越慢了，像一个跑累了的人，在慢慢地停下来。
他点开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有几份文件——一份是场地租赁合同，一份是发言稿，一份是新闻发布会流程表。
他打开了场地租赁合同，把日期从“今天下午两点”改成了“明天下午两点”，然后保存，关闭。
他打开了发言稿，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张怀仁的发言稿不长，不到两千字，但每一个字都经过精心打磨——什么时候该停顿，什么时候该提高音量，什么时候该降低声音，什么时候该看镜头，什么时候该看稿子，什么时候该把稿子放下，什么时候该拿起水杯喝水。每一个细节都有标注，像一个剧本。
他合上笔记本电脑，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的天色更暗了。夕阳已经沉到了地平线以下，只剩下最后一抹橘红色的光，在天边顽强地亮着，像一个不肯认输的人，在最后一刻还在挣扎。
远处的高楼开始亮灯了，一盏，两盏，三盏，像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从东到西，从近到远，整座城市正在从白天的灰色变成夜晚的金色。
阿金站在窗前，看着这座城市。
他在想——明天下午，一切都会不一样。
他转过身，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喂，是我。”他说，“场地方那边，改到明天下午两点。理由就是设备故障，需要调试。其他的不变。”
电话那头应了一声——“明白。”
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放进口袋。然后他走进里屋，敲了敲门。
门开了。张怀仁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色的t恤和黑色的运动裤，头发有些乱，眼睛下面有很重的黑眼圈，像一个好几天没睡好觉的人。
他的表情很平静——那种平静不是“我不在乎”的平静，是“我已经接受了”的平静。像一个被判了刑的人，知道了自己的刑期，知道了自己要坐多久的牢，知道了自己出狱之后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
他接受了。不接受又能怎么样？反抗？逃跑？求饶？都没有用。不如接受。接受了，至少还能睡个好觉。
“张院长，”阿金说，“今天的发布会改到明天下午了。发言稿再看两遍，别紧张。到时候会有摄像机对着你，记者的提问范围我们都掌握，不会出意外。你只需要把稿子念好，回答几个准备好的问题，然后就可以走了。
机票已经订好了，发布会结束之后，有人送你去机场。你到了韩国之后，会有人接你。你老婆孩子在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