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的提问。”韩振宇的嘴角弯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很轻，像风吹过湖面，荡起一圈圈细小的涟漪，“你问得很好。关于你提到的那些所谓的‘证据’，我想说三点。第一，dNA鉴定报告是可以造假的。我不知道爆料人从哪里弄来的那份报告，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那份报告是假的。我已经委托律师联系了相关医院，医院方面表示，他们没有出具过这份报告。第二，聊天记录截图是可以pS的。现在的技术很发达，随便一个懂点电脑的人都能做出以假乱真的截图。我们不能看到一张截图就相信它是真的。第三，视频是可以剪辑的。一个完整的视频，被剪辑成几秒钟的片段，就完全改变了它的含义。爆料人提供的那段视频，就是被人恶意剪辑过的。原版视频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到时候大家就能看到真相。”
他说完这段话，端起水杯，又喝了一口水。他的动作还是那么自然，那么从容，像一个演员在舞台上喝水，喝完了，杯子里还有水，观众不会注意到他喝了多少，因为他们在看他的脸，不是在看杯子。
台下有人在小声议论。听不清在说什么，但从他们的表情能看出——有人信了，有人没信，有人在犹豫，有人在等着看后续的发展。
提问继续。
第二个记者站起来，是一个网站的记者，年轻的小伙子，二十七八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像刚入行不久。他的问题更尖锐——“韩董，您和叶如娇女士的婚姻，外界一直有很多猜测。有人说你娶叶如娇是因为商业利益，有人说您和她在一起是因为她怀孕了。请问您对这些说法有什么回应？”
韩振宇的脸上闪过一丝什么——不是愤怒，不是难过，而是一种很微妙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一片云飘过天空，遮住了太阳，天暗了一下，然后云飘走了，天又亮了。那个东西在他的脸上只停留了零点几秒，就消失了。
“我和如娇的婚姻，”他说，声音低了一些，像一个人在说一件很私密的事，“是基于感情的。我们相识、相知、相爱，然后结婚生子。与商业利益毫无关系，更不是因为孩子才在一起的。我爱她，她爱我。这就够了。至于别人怎么猜测，那是别人的事。我不在乎。”
台下有人在点头，有人在摇头，有人在记录，有人在发呆。
第三个人问了一个关于叶如娇死因的问题——“您刚才说叶如娇女士的去世是个意外，但爆料人说她死前曾遭受精神控制和情感虐待。您对此有何回应？”
韩振宇的眉头皱了一下。这一次，那个表情停留的时间更长了一些，长到台下的人都能看出来——他不高兴了。
不是那种“你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所以我不高兴”的不高兴，而是那种“你触到了我的底线所以我不高兴”的不高兴。他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下巴的肌肉绷得很紧，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我不想谈这个话题”的气场。
但他还是回答了。
“如娇的去世，”他说，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是一个意外。那天她去了结婚前的房子取东西。后来发生的事情，谁都不愿意看到。警方已经结案了，结论是——意外坠楼。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把一个意外，编造成一个阴谋？为什么有人要在一个已经去世的人身上做文章？为什么有人要在一个失去妻子的男人伤口上撒盐？”
他的声音在最后一句的时候，有些激动了。不是那种故意装出来的激动，是真的激动——声音高了半个调，语速快了一些，呼吸重了一些。
他的眼眶红了，这一次是真的红了，不是那种“我控制一下就能红”的红，是那种“我控制不住了”的红。泪水在里面打转，但没有掉下来。他忍住了。
台下安静了。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举手。没有人提问。
多功能厅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的风声——呼呼呼的，像一个人在叹气。安静得能听见摄像机的马达声——嗡嗡嗡的，像一群蜜蜂在飞。安静得能听见有人翻页的声音——“哗啦”一声，像秋天的树叶被风吹落在地上。
主持人见没有人提问，接过话筒。
“各位媒体朋友，”他说，“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到来。”
他站起来，鞠了一躬。
韩振宇站起来，鞠了一躬。
张如娇站起来，鞠了一躬。
闪光灯又亮了，“咔嚓”“咔嚓”“咔嚓”，像几百只鸟在叫，叽叽喳喳的，吵得人耳朵疼。摄像机的红色指示灯还在亮着，像一只只睁大了的眼睛，盯着台上的人，不眨，不闭，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韩振宇转身，从侧门离开了多功能厅。他的步伐很快，不是那种“我有很多事要忙”的快，是那种“我不想在这里多待一秒”的快。
他的背还是那么直，肩膀还是那么展，头还是那么微微扬起，但他的脚步出卖了他——他在逃。不是在跑，是在走，但走得很快，快到像在跑。
多功能厅的二层，贵宾房。
这个房间不大，装修却很讲究。地板是实木的，深棕色，踩上去会发出轻微的“咚咚”声，像在弹奏一首简单的曲子。
墙壁上贴着米白色的壁纸，壁纸上有暗纹，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柔和的光。窗户很大，整面墙都是玻璃，透过玻璃窗，能清楚地看到楼下多功能厅的全貌——主席台、背景板、观众席、记者们、摄像师们、灯光师们。
韩父站在窗前，双手背在身后，看着楼下。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的，头发花白，但梳得整整齐齐的，用发胶固定住，一丝不苟。
他的背微微有些驼，不是老了的驼，是那种长期伏案工作、长期低头看文件、长期弯腰签字造成的驼。
他的脸上的皱纹很深，像刀刻的一样，每一道皱纹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岁月。
韩母站在他旁边，手扶着窗台，身体微微前倾，好像在努力看清楼下的每一个人。她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旗袍，旗袍的领口有一颗盘扣，扣子是翡翠的，绿得发亮。
头发盘起来，用一根玉簪别着，耳朵上戴着一对珍珠耳环，珍珠圆润饱满，在灯光下闪着柔和的光。她的脸上化了淡妆，但遮不住眼角的皱纹和眼底的疲惫。
她看起来很紧张——不是那种“我很害怕”的紧张，是那种“我在等一个结果”的紧张。像一个母亲在医院的手术室外面等她的儿子做手术，手术灯还亮着，门还关着，她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她只能等。
韩振邦站在韩父身后，离他大概两步的距离。他双手垂在身体两侧，站得很直，像一个士兵在等待命令。
他的表情是那种刻意控制的、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平静的、但眼底却翻涌着不甘和鄙视的表情。他的嘴角微微往下撇着，不是在不高兴，是在忍耐——忍耐着不要笑出来，忍耐着不要说出心里的话，忍耐着不要把那种“我就知道你会这样”的得意表现出来。
韩父没有看他，但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三个人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韩振宇讲话。
韩振宇站在聚光灯下，面对着几十台摄像机，几百只眼睛，几千个问题。他的声音通过音响系统传到二楼，有些失真，像隔着一堵墙在听，听不太清，但能听到他的语气——从容的、沉稳的、像一个好人一样的语气。
他说那些消息是假的，他说他是被冤枉的，他说他失去了妻子，他说他很痛苦。
韩母的手紧紧地攥着窗台的边缘，指节发白。她的眼眶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掉下来。她的嘴唇在抖，不是那种剧烈的抖，是那种微微的、像蝴蝶翅膀扇动一样的抖。
她在心疼——心疼她的儿子站在风口浪尖上，被那么多人攻击、质疑、嘲笑。她想冲下去，站在他旁边，对那些记者说——“我的儿子不是那样的人，你们不要冤枉他。”
但她没有。她忍住了。因为她知道，她下去只会添乱，不会帮忙。
韩父的脸上露出欣慰和肯定的微笑。
那个微笑很小，很淡，像冬天的阳光，不热烈，但很暖。他的嘴角弯了一下，眼角出现了几道鱼尾纹，那些纹路在灯光下显得很深，像用刀刻的一样。
他看着楼下的韩振宇，心里在想——“这小子，有我当年的风范。临危不乱，处变不惊，面对那么多记者，那么多问题，那么多镜头，他还能说得这么好。不错，不错。”
韩母悬着的一颗心也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回到了她原有的位置。她的眉头松开了，嘴角弯了，手指不再攥得那么紧，呼吸也变得均匀了。她侧过头，看了韩父一眼，韩父微微点了点头，好像在说——“没事了，放心吧。”
她心里那块压了很久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不重，但也不轻，落下去的时候发出“咚”的一声，砸在地面上，扬起一片灰尘。灰尘在空气中飘了一会儿，慢慢地落下来，落在地上，落在她的心上。
韩振邦在努力克制自己。
他的脸上是那种低眉顺目的、恭敬的、顺从的、像一个好儿子一样的神情。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他的眼睛里有光——不是那种“我为你骄傲”的光，是那种“我鄙视你”的光。
那种光很亮，很冷，像冬天的月光，照在雪地上，白茫茫的，刺眼。他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好像在忍着什么——忍着一个冷笑，忍着一句嘲讽，忍着一句“你也有今天”。
他想起了一些事。想起了小时候，父母总是夸韩振宇——“老二聪明，老二懂事，老二将来一定有出息。”
他站在旁边，听着这些话，心里想——“我呢？我也有出息啊，你们怎么不夸我？”但他不敢说。
说了，就是不谦虚；不谦虚，就是不懂事；不懂事，就是不给父母面子。所以他忍着，憋着，把那些话咽进肚子里。那些话在肚子里发酵，变成了一坛酒，不是香的，是酸的。
现在，他看着韩振宇在台上表演，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你在演吧？你演得真好。你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你说你是被冤枉的？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知道你做过什么事。那些事，你以为没人知道，但我知道。我在等，等着看你的下场。
你今天说得好，说得天花乱坠，说得滴水不漏。但明天呢？后天呢？总有一天，你的谎话会被揭穿，你的真面目会暴露在所有人面前。到那一天，你还能像今天这样，站在台上，对着镜头，说得那么好听吗？
韩父转过身来。
那个动作很慢，很轻，像一个人在转身的时候，怕惊动了什么。他的目光落在韩振邦的脸上，那个目光很平静，像一面镜子，能照出你的脸，你的表情，你的内心。
韩振邦被那道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他的头微微低了下去，眼睛看着地面，不敢跟韩父对视。
“振邦，”韩父的声音不大，但很沉，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水里，“咚”的一声，沉到底了，“学学你弟弟。做大事者，不拘小节。心中有数，才能全盘无忧。”
韩振邦的嘴唇动了一下。他想说什么？想说“我不需要学他”？想说“他算什么”？想说“你不了解他”？想说“你被他骗了”？但他没有说。
他知道，在这个家，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他说什么，父母都听不进去。他们心里只有老二，只有那个“聪明、懂事、将来一定有出息”的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