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振宇的声音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愤怒，不是委屈，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我很痛心”的东西。像一个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做了错事，他不是生气，是难过；不是想打他，是想抱他；不是想惩罚他，是想救他。他的声音里有一种让人心疼的、让人想安慰他的、让人想说“韩董，我们相信你”的东西。
“我的儿子，”他说到这里的时候，停顿了一下。那个停顿很短，不到一秒，但在这个短得不能再短的时间里，台下的人能感觉到——他的情绪在变化。他的眼眶好像红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
他的嘴唇好像抖了一下，但很快就稳住了。他深吸了一口气，像一个人在把涌上来的情绪压下去，压在一个很深很深的地方，不让它冒出来。
“我的儿子，是我的亲生儿子。”他说，每一个字都说得又慢又重，像一个人在用锤子敲钉子，一下，一下，又一下，每一下都敲得很用力，好像怕钉子钉不进去，好像怕风一吹就倒了，“dNA鉴定报告我可以提供给大家看。孩子是我和我的妻子叶如娇的，我们有医院的证明，有医生的签字，有法律的认可。”
台下有人在小声说话。听不清在说什么，但能听出语气里的怀疑——“真的吗？”“他敢拿出来吗？”“拿出来的是真的吗？”
韩振宇没有理会那些声音。他继续说。
“我的妻子，叶如娇，”他又停顿了一下，这一次停顿比刚才长一些，长到台下的人能感觉到——他在控制情绪。他的嘴唇在抖，不是那种剧烈的抖，是那种微微的、像蝴蝶翅膀扇动一样的抖。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眼泪。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好像在咽下什么东西。
“她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她的去世，对我、对我的家庭、对明辉集团，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他的声音低了一些，像一个人在回忆一件很痛苦的事，不想说，但又不得不说，“网络上有人说她的死有隐情，说她生前被我虐待。这些说法，完全是捏造的，是恶意的，是有预谋的。我和如娇的感情很好，我们的婚姻很幸福。她走的那天，我在外地出差。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不相信，我不接受，我不——愿意接受。”
他的声音在最后一个“不”字上裂了一下。
不是故意的，是真的裂了。像一块玻璃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出现了一道裂缝，裂缝很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它在那里，在光线的照射下，闪着寒光。
台下有人注意到了那道裂缝，有人没有。注意到的人在心里想——“他是真的难过，还是在演戏？”没有注意到的人在心里想——“他说得真好，像一个真正的好丈夫。”
韩振宇讲了二十多分钟。
二十多分钟里，他讲了事实——他说那些消息不是事实，是捏造的。他举了例子——他说dNA鉴定报告可以公开，聊天记录是pS的，视频是剪辑的。
他博了同情——他说他失去了妻子，他的孩子失去了母亲，他是一个受害者。他恨造谣者——他说这些人太可恶了，太无耻了，太没有底线了。
他讲得很全面。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一个字都没说。他说了dNA，但没有说张怀仁的名字；他说了视频，但没有说视频的内容；他说了虐待，但没有说虐待的方式。他像一个人在走钢丝，走得稳稳的，每一步都踩在正确的位置上，不多不少，刚刚好。
钢丝下面是没有网的，掉下去就摔死了。但他没有掉下去。
因为他练过。在来这个发布会的路上，在办公室的黑暗里，在别墅的床上，他都在练。练到每一个停顿都恰到好处，每一个语气词都恰到好处，每一个表情都恰到好处。
他把自己训练成了一台精密的机器，每一个零件都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每一个程序都运行正常，没有bug，没有卡顿，没有死机。
台下的人听着，有的人在点头，有的人在摇头。点头的人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可能是被人陷害的。”摇头的人觉得——“他说得太好了，好得不像是真的。”
闪光灯还在闪，“咔嚓”“咔嚓”“咔嚓”，像几百只鸟在叫，叽叽喳喳的，吵得人耳朵疼。摄像机的红色指示灯还亮着，像一只只睁大了的眼睛，盯着台上的人，不眨，不闭，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韩振宇讲完了。
他停下来，喝了一口水。水杯是白色的陶瓷杯，杯壁上印着明辉集团的logo，蓝色的，很小，在杯壁的下方，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他喝水的动作很自然，不急不慢，像一个普通人在喝完水之后把杯子放回原处，杯底碰到桌面，发出“嗒”的一声，很轻，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听起来像一声叹息。
主持人接过话题。
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低沉而浑厚，像大提琴的低音弦被缓缓拉动。但他的语速比刚才快了一些，不是在赶时间，是在传递一种信息——“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环节了，请大家注意。”
“各位媒体朋友，”他说，“刚才韩振宇先生已经就相关情况做了详细的说明和澄清。在此，我代表明辉集团呼吁大家——不要以讹传讹，不要传播不实信息，不要对韩振宇先生及其家人进行人身攻击。我们相信，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正义总会到来。”
他说完这段话，看了一眼张如娇。
张如娇微微点了点头，露出一个职业性的微笑。
主持人继续说：“下面，请明辉集团公关部负责人、集团发言人张如娇女士讲话。”
张如娇站起来，微微鞠了一躬。她的动作很干练，不比韩振宇的从容优雅，但比他的更有力量——像一个战士在战场上举起旗帜，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上面的图案看不清，但你知道，那是一面旗帜，它在告诉所有人——“我们在这里，我们没有倒下。”
她坐下来，把话筒拉近了一些。
她的声音很冷。不是那种“我很生气”的冷，是那种“我在陈述事实”的冷。像冬天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但你知道，风不是在针对你，它只是冷，只是冷而已。它的冷不是因为恨你，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冷的。
“各位媒体朋友，”她说，每一个字都像冰碴子掉进了水里，沉到底，浮不上来，“我代表明辉集团，再次重申我们的立场——网络上关于韩振宇先生的所有负面消息，均系恶意捏造，与事实严重不符。集团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将依法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对于任何继续传播、扩散不实信息的媒体和个人，集团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那目光像一把刀，锋利、冰冷、不留余地。它从一个人的脸上划过，划到另一个人的脸上，再划到第三个人的脸上。
它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因为不需要停留。它只是划过，划过，让它经过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把刀很锋利，你最好不要碰它。
“明辉集团成立三十多年来，”她的声音暖和了一些，不是那种“我在对你笑”的暖，是那种“我在说一件让我骄傲的事”的暖，“始终坚持诚信经营、守法经营、良心经营。我们为滨海市的经济发展、就业、税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公益事业上，我们也从未缺席。我们的企业形象，不是靠造谣和诽谤就能抹黑的。”
她说到这里，语气又冷了下来，像一杯热水放在外面，慢慢地、不可阻挡地凉了。
“对于造谣者，”她说，“我们只有一个态度——严惩不贷。不管他们躲在网络背后，还是躲在现实世界的某个角落，我们都会找到他们，追究他们的责任。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明辉集团也不会。”
台下有人交换了一下眼神。那种眼神里有疑问——“她说的‘坏人’是谁？”有好奇——“他们会找到吗？”有担忧——“我有没有转发过那些消息？我会不会被追究？”有不屑——“说得跟真的一样，谁信啊？”
张如娇没有理会那些眼神。她说完该说的话，放下话筒，靠在椅背里。
她的脸上还是那种冷冽的、生人勿近的表情，但她的眼睛里有一丝疲惫——不是那种“我昨晚没睡好”的疲惫，是那种“我已经连续工作了很多个小时并且不知道还要工作多少个小时”的疲惫。
那种疲惫写在眼底，黑眼圈很重，像被人用炭笔在眼睛下面画了两道，怎么也擦不掉。
但她坐在那里，背挺得很直，肩膀展得很开，头微微扬起。她像一尊雕塑，不动，不摇，不倒。
不管台下的人怎么看她，不管记者们会问什么问题，不管明天的新闻会怎么写——她坐在这里，就是一面墙，风来了，她挡着；雨来了，她挡着；石头砸过来了，她也挡着。
反倒是她所面对的这些人中的雄性动物，贪婪的观赏着这个‘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冷艳尤物。
主持人又开口了。
“各位媒体朋友，”他说，声音比刚才更正式了，像一个人在念一份很重要的文件，“明辉集团是我们滨海自己的本土企业，陪伴滨海市民已达三十余年。三十多年来，明辉集团为滨海市的发展鞠躬尽瘁。无论从就业、税收、丰富市民的市场需求，还是公益赈灾，明辉集团都走在最前线。这样一个企业的带头人，理应被尊重。同时，我们也希望警方能够迅速破案，还韩振宇先生清白。”
他停顿了一下，翻了一页稿子。
“下面是提问环节。”他说，“在提问之前，我先说明几点要求——第一，每次只能提一个问题；第二，提问前请先报一下自己的媒体名称和姓名；第三，请围绕今天的主题提问，不要跑题。下面开始。”
话音刚落，台下几十只手同时举了起来。像一片森林，树干是手臂，树枝是手指，树叶是那些攥在手里的采访本和录音笔。它们在空中摇晃着，争先恐后地，像一群饥饿的鸟，在等着喂食。
主持人点了一个电视台的记者。
记者站起来，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话筒。她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着一件蓝色的西装外套，长发披肩，化了淡妆，看起来很专业。
她的表情很平静，但她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好奇，不是期待，不是审视，而是“我不信你”的怀疑。
“韩董您好，我是滨海电视台的记者。”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在安静的多功能厅里，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您刚才说，网上的消息都是不实的。但据我们所知，爆料人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证据，包括dNA鉴定报告、聊天记录、视频。请问您如何解释这些证据？”
台下安静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韩振宇身上——几十双眼睛，几十个镜头，几百只耳朵，都在等他的回答。空气好像凝固了，像一块琥珀，把所有人都封在了里面。
你能看到他们的脸，他们的表情，他们的嘴巴，但听不到声音。声音被凝固了，被冻住了，被关在了琥珀里面，出不来。
韩振宇没有马上回答。
他看着那个记者，看了两秒钟——也许更久，也许更短，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的表情没有变化，还是那种从容的、和蔼的、像一个好人的表情。但他的脑子在高速运转——这个问题他想到了，他知道会有人问，他准备过怎么回答。
现在，他需要做的，就是把准备好的答案，用最自然、最可信、最不像是背稿子的方式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