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五，天气骤变。
前一天还暖洋洋的，太阳晒得人想脱棉袄，一夜之间，北风又起，气温直降。早上推开门，院子里积了薄薄一层雪——不是冬天那种鹅毛大雪，是细细的雪糁子，落在脸上，沙沙的，像沙子。
依萍站在门口，看着这天，心里也像压了块石头。
周明走了二十天了。上次那封信之后，再没有消息。
她每天照常工作，写稿，采访，帮识字班上课，帮春妮娘做饭。看起来和往常一样，但沈文心知道，她不一样了——话少了，笑得少了，常常一个人发呆。
“陆同志，”沈文心端着一碗粥过来，“喝点粥暖暖身子。”
依萍接过，没喝，只是捧着。碗热热的，暖手。
“今儿这雪下得怪。”沈文心也看着天，“都正月二十五了，还下雪。老话说‘正月雪，贵如油’，倒是个好兆头。”
依萍点点头，喝了一口粥。粥是小米的，熬得稠，放了红枣，甜丝丝的。
“文心，”她忽然问，“你说，打仗的时候，过什么节不？”
沈文心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我是说，正月二十五，也不是什么节。前线的战士，会不会记得日子？”
沈文心明白了。依萍是在想周明，想他会不会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想他会不会在某个战壕里，想起根据地的雪。
“会记得。”沈文心说，“人在哪儿，日子就在哪儿。就算打仗，也分得清初一十五，分得清下雪下雨。周干事肯定记得。”
依萍没再说话，只是把粥喝完了。
上午，她去祠堂帮忙。今天要出一期新的《生根报》，主题是“春耕动员”。林雪说，虽然天还冷，但节气不等人，再过半个月就要开始备耕了。报纸得提前出，让大家心里有个谱。
依萍负责写头版文章。她坐在桌前，铺开纸，提起笔，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脑子里全是周明。他在哪儿？在干什么？有没有受伤？有没有吃饭？
她放下笔，走到窗前。窗外的雪还在下，细细的，密密的，像筛面。远处，山峦在雪幕中模糊了轮廓，什么都看不清。
“陆同志。”沈文心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要不你先歇歇？我来写。”
依萍摇摇头：“不用，我能写。”
她又坐回去，重新提笔。这次，她逼着自己不想周明，只想春耕，想王大爷说过的话，想去年春耕时的场景。
笔尖落在纸上，沙沙响。
“春耕在即，节气不等人。虽然天还冷，虽然战事紧，但地不能不种，粮不能不打。因为地是咱们的命根子，粮是战士的口粮……”
写着写着，她忽然停住了。因为她听见外面有人在喊什么。
她放下笔，走到门口。祠堂外面，几个人正围着交通员老陈，老陈浑身是雪，正在说什么。
依萍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她快步走过去。
“陈同志！”
老陈转过头，看见她，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那表情，依萍看不懂，但心里咯噔一下。
“陆同志。”老陈走过来，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周干事的信。刚到。”
依萍接过信，手抖得厉害。信封很薄，只有一张纸。她拆开，信很短，比上次还短：
“依萍：见字如面。部队遭遇激战，我一切安好，只是右手受了点轻伤，不碍事，还能拍照。通信可能继续中断。勿念。等我回来。周明。”
右手受了点轻伤。依萍盯着这几个字，看了很久。轻伤，是什么伤？伤到什么程度？还能拍照，应该是能动的。但他说“可能继续中断通信”，那就是说，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收不到他的信了。
她把信折好，放进口袋。抬起头，老陈还在看着她。
“陈同志，”她问，“送信的同志有没有说，周干事的伤到底怎么样？”
老陈摇摇头：“没说。信是从前线转过来的，到了咱们这儿，就好几天了。”
依萍点点头。她知道，问了也没用。战场上，消息能传出来就不错了，哪还有功夫说细节。
“谢谢陈同志。”她说。
老陈叹了口气，拍拍她的肩，走了。
周围的人看着依萍，想说什么，又不知该说什么。沈文心走过来，握住她的手：“陆同志，周干事说没事，那就应该没事。你别太担心。”
依萍点点头。她把那封信又拿出来看了一遍。周明的字迹有些潦草，比平时潦草，可能是右手受伤的缘故。但每一个字都清楚，特别是最后四个字——等我回来。
她把这四个字看了又看。
下午，雪停了。依萍去李大娘家送报纸。李大娘正在炕上纳鞋底，看见她进来，招呼着：“陆同志，快上炕暖和。”
依萍上了炕，把报纸递给她：“大娘，新报纸。”
李大娘接过，眯着眼看了一会儿，又放下：“等晚上让春妮给我念。我这眼睛，看字费劲。”
依萍点点头，没说话。李大娘看了她一眼，放下鞋底。
“陆同志，你有心事？”
依萍愣了一下，摇摇头：“没有。”
“骗谁呢。”李大娘握住她的手，“大娘活了六十多年，什么看不出来？是不是周干事有消息了？”
依萍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他说啥？”
“说右手受了点轻伤。”依萍说，“通信可能中断，让我等他回来。”
李大娘握着她的手，紧了紧：“轻伤，那就没事。男人家，受点伤算什么。我男人当年给地主扛活，胳膊被砸断过，后来不也好了。周干事年轻，养养就好了。”
依萍点点头。她知道李大娘说得对，可心里还是放不下。
“陆同志，”李大娘看着她，“你是不是特想他？”
依萍的眼眶一热。她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想就对了。”李大娘说，“不想才不对呢。我天天想铁柱，想得睡不着。可我想的时候，就给他做鞋。一针一针，纳进去的，都是想。”
她举起手里的鞋底，给依萍看：“你看这针脚，多密。我一想他，就多纳几针。等鞋做好了，寄出去了，心里的想，也跟着走了。”
依萍看着那双鞋底。针脚确实很密，密密麻麻，像无数个思念织成的网。
“大娘，我也想找点事做。”她说，“可我不知道做什么。”
“写文章啊。”李大娘说，“你不是会写文章吗？把你想他的话，写成文章，登在报上。等他回来，让他看。”
依萍心里一动。写文章，对，她可以写文章。把想说的话写下来，把想记的事记下来。就算他暂时看不到，总有一天会看到的。
“大娘，您说得对。”她说，“我回去就写。”
从李大娘家出来，天已经黑了。月亮出来了，很细的一弯，像眉毛。地上的雪还没化，踩上去咯吱咯吱响。依萍踩着积雪往回走，心里不再那么空了。
回到屋里，她点上油灯，铺开纸。想了一会儿，写下题目：《等你回来》。
然后她开始写，写周明回来的那一个月，拍的那些照片，讲的那些故事，说的那些话。写他走的那天早上，月光下的背影。写他信里说的每一句话，特别是最后四个字。
她写得很慢，很细。每一个字都想很久，生怕写错。
写到半夜，写完了。她读了一遍，又读一遍。眼泪掉下来，滴在纸上，晕开一小片。她擦掉眼泪，继续读。
最后一段，她是这样写的：
“周明说，等我回来。我说，我等你。”
“在这个年代，等待是常态。母亲等儿子，妻子等丈夫，孩子等父亲。我们等在前线的人，等着他们打完仗，等着他们平安归来。”
“等待很苦，但也很甜。因为知道等的是什么——等一个团圆，等一个和平，等一个新世界。”
“所以我等。我会一直等。等到春天真的来了，等到桃花开满山坡，等到他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冲我招手。”
“到那天，我要告诉他：你让我等的那些日子，我都写下来了。一篇一篇，都是想。一本一本，都是念。”
“而现在，我只能说：等你回来。”
写完最后一个字，她放下笔。油灯的光照着那些字，一个个在纸上跳跃。
她拿起那只雌木鸟，握在手心。木头温润，已经有了她的体温。
窗外，月光很淡。远处传来狗吠声，几声之后，复归寂静。
她把稿子折好，和那封信放在一起。然后吹熄油灯，躺下。
手里还握着那只木鸟。
她在心里说：周明，我等你。
不管多久，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