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过后，天气依然反复。昨天还是阳光和煦，今天就又阴云密布，北风卷着残雪在田野上打着旋。但终究是不同了——屋檐下的冰棱不再伸长，向阳的墙角钻出了嫩黄的草芽，空气里有了泥土解冻的湿润气息。
依萍的写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她们——抗战中的中国妇女》已经积累了二十多个故事，从十六岁的小卫生员到六十多岁的老大娘，从军属到支前模范，从识字班老师到生产能手。每个故事都不长，千字左右，但依萍力求每篇都有血肉，有温度。
今天她要写的是赵大嫂的故事。赵大嫂四十出头，丈夫三年前参军，牺牲在平型关。她没改嫁，带着两个孩子，种着五亩地，还当上了村里的妇救会主任。扫荡时，她组织妇女转移，最后一个离开村子，差点被鬼子抓住。
采访赵大嫂时，她话不多，只是反复说：“没什么好说的，都是该做的。”
但依萍从别人那里听到了更多细节：赵大嫂的小儿子病了，高烧不退，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组织妇女做军鞋，三天三夜没合眼；村里有个孤寡老人，她每天送饭送水，像对待亲娘；扫荡时，她背着一个残疾妇女跑了十几里山路，鞋都跑掉了。
这些细节，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力量。
依萍坐在桌前，铺开纸笔，却迟迟没有下笔。她想写赵大嫂，但不想把她写成“高大全”的英雄。英雄也是人，也会累，也会怕，也会在深夜里抱着孩子的衣服流泪。
她决定从一个雨夜写起。
“那是个秋雨绵绵的夜晚，赵大嫂哄睡了发烧的小儿子，坐在油灯下纳鞋底。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像永远也下不完。她手里的针一次次穿过厚厚的鞋底，动作机械而熟练。纳完一只，她拿起来看了看，又放下，叹了口气。”
“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是隔壁的王大娘，提着半篮子鸡蛋：‘赵主任，听说你家二小子病了，这几个鸡蛋，给孩子补补。’”
“赵大嫂推辞，王大娘硬塞给她：‘拿着吧，你整天为大家忙，自家孩子病了都顾不上。咱们妇女，就得互相帮衬。’”
“送走王大娘，赵大嫂看着篮子里的鸡蛋，眼圈红了。不是为鸡蛋，是为那句话——‘咱们妇女，就得互相帮衬。’”
“她想起丈夫牺牲时，她哭得死去活来，是村里的妇女们轮流陪她，给她做饭，帮她带孩子。她想起扫荡时，她背着残疾的孙大娘跑不动了，是两个年轻的媳妇折回来，一人一边架着孙大娘继续跑。”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话她听干部说过，但直到这一刻，她才真正明白——不是一个人顶半边天，是所有的妇女加起来，互相支撑着，才能顶起那半边天。”
“雨还在下。赵大嫂擦擦眼睛，又拿起针线。这次，她纳得格外认真，每一针都密密的，像要把所有的感激和力量都缝进去。”
“她知道，明天天亮，雨会停，太阳会出来。而她和村里的妇女们，还要继续——种地，做鞋，照顾伤员，支援前线。日子很苦，但她们在一起。这就够了。”
写完这个故事，依萍长舒一口气。她放下笔，活动着酸痛的手指。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又到了傍晚。
春妮敲门进来，端着一碗热粥：“陆同志，吃饭了。你写了一天了，歇歇吧。”
依萍接过粥：“谢谢春妮。今天识字班怎么样？”
“好着呢。”春妮在对面坐下，“李大娘今天学会了写‘妇女’两个字，高兴得跟什么似的。冬梅写了篇小文章，写她怎么教孩子认字，我看了，写得真好。”
“冬梅进步真快。”依萍喝着粥，粥很稀，但热乎乎的，“你们都要坚持写。等咱们的小册子印出来，可以把你们的文章也收进去。”
“真的？”春妮眼睛亮了，“那我要好好写！”
正说着，外面传来喧哗声。两人走出去看，是民兵巡逻队回来了，还押着两个人——一个穿着长衫的中年男人，一个穿着学生装的年轻女子，都绑着双手，低着头。
“怎么回事？”依萍问。
二柱走过来，脸色严肃：“陆同志，这两个人在村外鬼鬼祟祟的，说是找亲戚，但问亲戚叫什么住哪，又说不清。我们觉得可疑，就带回来了。”
依萍打量着那两个人。中年男人四十多岁，戴着眼镜，文质彬彬，但神色慌张。年轻女子二十出头，齐耳短发，脸色苍白，衣服上有泥污，像是走了很远的路。
“你们是什么人？来根据地干什么？”林雪也过来了，严肃地问。
中年男人抬起头，声音发颤：“长官，我们……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找……找我妹妹。”
“你妹妹叫什么？住在哪里？”
“叫……叫……”男人支支吾吾。
年轻女子突然开口：“我叫沈文心，是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来的。他是我的老师，陈先生。我们不是坏人，是来找八路军的。”
她的声音很清晰，带着上海口音，但很坚定。
林雪和依萍对视一眼。上海来的大学生和老师，这很特别。
“找八路军干什么？”
“参加抗战。”沈文心说，“我们在上海参加了学生运动，被日本人通缉，待不下去了。听说江北有八路军根据地，我们就一路找来了。路上走了两个月，躲过了好几次盘查。刚才在村外，我们怕遇到伪军，不敢贸然进来，所以……”
她的话逻辑清晰，不像编的。
林雪想了想：“先带进去，分开审问。”
依萍被安排审问沈文心。在文工团的房间里，两人面对面坐下。依萍给沈文心倒了碗热水，她接过来，双手捧着，手还在抖。
“别紧张。”依萍温和地说，“如果你是真心来参加抗战的，我们会欢迎的。但现在是特殊时期，我们必须谨慎。”
沈文心点点头，喝了一口水，脸色缓和了些：“我明白。”
“你说你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学什么专业？”
“新闻。”沈文心说，“我本来想当记者，但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在上海，我参加地下抗日活动，办秘密小报，印刷传单。后来被日本人发现了，几个同学被抓了，我和陈老师侥幸逃出来。”
“陈老师是你什么人？”
“新闻系的教授。他也是地下党的外围成员。”沈文心说，“我们约定，如果失散了，就往北走，找八路军。没想到一路还能遇上。”
“你们怎么知道这里有根据地？”
“地下党的同志告诉我们的。”沈文心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依萍，“这是介绍信。”
依萍接过一看，纸上是密写的字迹，用特殊的药水才能显现。她不懂这个，但相信林雪能辨认。
“你为什么想参加八路军？”依萍问。
沈文心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我父亲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八一三’时被日本飞机炸死了。我母亲病重，去年冬天走了。我没有家了，但我还有笔。我想用我的笔，记录这场战争，揭露日本人的暴行，鼓舞中国人的斗志。”
她说得很平静，但眼睛里有一种压抑的火焰。
依萍心里一动。这个沈文心，和穿越前的自己有点像——都是学生，都想用文字做些什么。但沈文心经历了更多的苦难，她的选择也更决绝。
“你会写什么？”依萍问。
“新闻，评论，散文，都写过。”沈文心说，“我在上海的地下小报上写过《孤岛见闻录》，写租界里的醉生梦死和外面的水深火热。但那些文章只能偷偷传阅，影响力有限。我想写能公开发表的文章，让更多的人看到。”
“如果让你留在根据地，你想做什么？”
“什么都行。”沈文心说，“我可以教识字，可以写宣传稿，可以办报纸。只要是对抗战有用的事，我都愿意做。”
这时，林雪推门进来，对依萍点点头：“介绍信是真的。已经核实了。”
沈文心松了口气。
“沈文心同志，欢迎你来到根据地。”林雪伸出手，“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一员了。陈老师会安排在宣传部工作，你就……暂时先跟着陆依萍同志吧，她是咱们文工团的笔杆子，正在编一本妇女抗战的小册子，你可以帮忙。”
沈文心站起来，握住林雪的手，眼圈红了：“谢谢！谢谢组织！”
“先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吃点东西。”林雪说，“晚上开欢迎会。”
沈文心被春妮带走了。房间里只剩下林雪和依萍。
“你觉得她怎么样？”林雪问。
“应该是真的。”依萍说，“她的眼神很真诚，经历也合理。而且从上海千里迢迢跑到这里来，不是真心抗日的人，做不到。”
“我也是这么想的。”林雪点点头，“不过还是要观察一段时间。现在形势复杂，特务无孔不入。你带着她，既要用她，也要注意她。”
“我明白。”
晚上，文工团开了个简单的欢迎会。沈文心洗了澡，换上了根据地妇女常穿的粗布衣服，虽然不合身，但很干净。她站在大家面前，还有些拘谨，但眼神明亮。
“同志们，我叫沈文心，上海人，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学生。”她自我介绍，“我来根据地，是为了参加抗战，用我的笔为民族解放贡献力量。我有很多不懂的，请大家多多指教。”
大家鼓掌欢迎。春妮第一个站起来：“沈同志，你会唱歌吗？”
沈文心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会一点，但唱得不好。”
“那没事，陆同志教你。”春妮说，“陆同志可会教歌了。”
依萍也笑了：“欢迎沈同志。咱们这里条件艰苦，但大家很团结。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说。”
欢迎会结束后，依萍带沈文心去住处——暂时和春妮住一间屋。路上，沈文心问：“陆同志，你也是从大城市来的吧？”
“你怎么知道？”
“听口音，还有……气质。”沈文心说，“你说话有上海腔，但又不完全像。而且你看书、写字的样子，不像农村出身。”
依萍笑了笑：“我以前在上海呆过，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我就是根据地的一员。”
“你真了不起。”沈文心由衷地说，“能在这里坚持下来，还做了这么多事。我听春妮说了，你办报纸，写文章，教唱歌，还上山采药。我要向你学习。”
“互相学习。”依萍说，“你从上海来，见过更大的世界，一定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
安顿好沈文心，依萍回到自己的房间。她拿出周明送的那个笔记本，想给他写信，告诉他今天的新鲜事。但想了想，又放下了。周明的信还没来，上次的信是半个月前收到的。延安到江北，千里迢迢，信使在路上要冒着生命危险。
她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夜色。月牙很细，像一道银钩，挂在深蓝色的天幕上。远处的山峦黑魆魆的，像沉睡的巨兽。
春天真的要来了。她能感觉到——风里的寒意不那么刺骨了，夜里能听到虫鸣了，早晨的霜也薄了。
而新的同志来了，带来了新的故事，新的力量。
她想起沈文心说的：“我想用我的笔，记录这场战争，揭露日本人的暴行，鼓舞中国人的斗志。”
和自己多么像。但又不一样——沈文心是土生土长的这个时代的人，她的仇恨更直接，她的选择更彻底。而自己，是带着另一个世界的记忆来的，有更多的比较和思考。
但无论如何，她们现在走在同一条路上。
第二天，沈文心正式加入工作。依萍让她先熟悉环境，跟着春妮去识字班，跟着二柱去民兵队，跟着王大爷下地。沈文心很认真，拿着个小本子，不停地记。
三天后，她交给依萍第一篇稿子——写的是识字班的故事。题目叫《灯火》。
“在江北的这个小小村庄，每到夜晚，总有一处窗户亮着灯。那是妇女识字班的教室。”
“走进去，你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二十几个妇女，从十几岁到五十几岁，围坐在油灯下。她们的手粗糙，长满老茧，握笔的姿势笨拙，但眼神专注。”
“她们学写自己的名字，学写‘中国’‘抗战’‘妇女’。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一遍又一遍。写错了，擦掉重来；不会写，互相教。”
“为什么要学？一个叫李大娘的说：‘我要给前线的儿子写信，告诉他，娘会写字了。’一个叫冬梅的年轻媳妇说：‘我不想当睁眼瞎，我想看懂通知，看懂报纸。’”
“灯油很珍贵，但她们舍得点；时间很宝贵，但她们舍得花。因为她们知道，识字不是个人的事，是妇女解放的事，是民族觉醒的事。”
“那一盏盏油灯，照亮的不只是书本上的字，更是千百万中国妇女心里的路。”
“灯火虽微，但聚在一起，就能照亮黑夜。正如这些妇女，一个个看似弱小，但团结起来，就能顶起半边天。”
依萍读完，心里很震撼。沈文心的文字很干净，很克制，但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特别是最后那一段，把灯火和妇女解放联系起来，很有深意。
“写得好。”她对沈文心说，“特别是最后一段，升华得自然。”
沈文心有些不好意思：“我是真这么想的。那天晚上去识字班，看见那些大娘大婶在油灯下认字的样子，我很感动。在上海，我也参加过夜校，但那里的学生多是工人、小贩，为了谋生而学。这里的妇女，是为了更崇高的目标而学。”
“这就是根据地的特点。”依萍说，“大家不是为了个人，是为了集体，为了国家。”
“所以我想留在这里。”沈文心认真地说，“这里有真正的抗战，有真正的觉醒。我的笔，应该为这样的人和事服务。”
从那天起，沈文心正式成为《生根报》的编外记者。她采访勤奋，写作迅速，很快就成了依萍的得力助手。她的视角很独特——从上海来的知识分子，看根据地的角度和本地人不一样，能发现很多被忽略的细节。
她写民兵训练，不只写他们的英勇，还写他们的恐惧和成长；她写群众生产，不只写他们的勤劳，还写他们的智慧和互助；她写妇女生活，不只写她们的苦难，还写她们的坚韧和希望。
每写完一篇，她都拿给依萍看。依萍提意见，她虚心接受，但坚持自己的风格。两人的合作很默契，像认识了很久。
二月中旬，周明的第三封信终于到了。
这次的信更厚，有七八页纸。周明写了很多延安的见闻——他们去听周恩来作报告，去参观边区工厂，去和农民一起开荒。他还写了学习心得，写了对宣传工作的新认识。
“依萍，在延安学习这几个月，我最大的收获是明白了宣传工作的本质。”他写道，“不是简单的说教，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真理，启迪思想，鼓舞斗志。你做的《生根报》，你写的那些故事，就是最好的宣传。”
“我还学了一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的文章，要写群众的生活，说群众的话，解群众的惑。你的《渡口纪事》，你的妇女故事，都做到了这一点。”
“春天来了，延安这边也开始春耕了。我们学员也要参加劳动，一手拿笔，一手拿锄头。老师说，这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最好方式。”
“你们那边呢？春耕开始了吗？《她们》那本小册子写得怎么样了？沈文心同志工作还适应吗？听说她很能干，你要注意休息，别太累。”
“最近学习任务重，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常写信。但我会一直惦记着你，惦记着根据地。你要好好的，等我回来。”
“最后，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申请了提前结业，想早点回江北。但能不能批准，还不知道。如果批准了，也许夏天就能见面。”
“盼春，盼重逢。”
信的末尾，又是一行小字：“新雕的木鸟完成了，比上次的好看些。等你看到时，希望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可以一起在阳光下看它飞翔。”
依萍读着信，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又有一丝酸楚。周明在进步，在成长，在想着回来。而她，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着。
她立刻开始写回信。写沈文心的到来，写《她们》小册子的进展，写根据地春耕的准备，写群众对春天的期待。她也写了对延安的向往，写了对重逢的期盼。
“春天真的来了。昨天和王大爷去地里，土已经松了，能种了。王大爷说，今年要多种些粮食，支援前线。”
“沈文心同志很能干，文章写得好，群众工作也做得好。她带来了新的视角，新的想法。我们现在一起编《生根报》，一起采访，一起写作。虽然你不在，但工作没有停滞，反而更有活力了。”
“《她们》的小册子已经写了二十五篇，还在继续。苏作家来信说，等写完了，她帮忙在大后方出版。如果能出版，这些普通妇女的故事就能被更多人看到，这对妇女解放、对抗战宣传都有意义。”
“你申请提前结业，我很感动，但不要勉强。在延安好好学习，机会难得。我在这里很好，同志们都很照顾我。虽然有时候会想你，但我知道，我们在做同样重要的事。”
“木鸟我天天看，它陪着我度过很多个夜晚。你雕的新鸟，我等着。但更重要的，是你平安归来。”
“春天来了，希望也来了。让我们一起，等待那个阳光普照的日子。”
信写完后，她像往常一样，小心地封好，交给交通员。
送走信，她走到院子里。阳光很好，暖洋洋的。墙角的草芽已经绿了一小片，不知名的小花开了，淡紫色的，很小，但很精神。
春妮跑过来，脸兴奋得通红：“陆同志！沈同志！好消息！县里来通知，说要办春季生产动员大会，让咱们文工团准备节目！”
沈文心也从屋里出来：“春季生产动员大会？”
“对！”春妮说，“每年开春都办，鼓舞士气，布置生产任务。今年特别重要，因为要支援前线大反攻！”
依萍和沈文心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里的光芒。
春天来了。新的任务来了。新的希望也来了。
而她们，已经准备好了。
用笔，用歌，用一切可能的方式。
为了这个春天，为了这片土地，为了那些平凡而伟大的人们。
依萍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青草的味道，有泥土的味道，有希望的味道。
她笑了。
春天，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