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日，天刚亮，曹大林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披上衣服去开门，门外站着愣子，脸色发白，额头上全是汗。
“曹哥，不好了，养殖场的鸡死了十几只！”愣子喘着粗气。
曹大林心里一沉，顾不上洗脸，骑上自行车就往养殖场赶。到了养殖场，赵铁柱正蹲在鸡舍前，手里拿着一只死鸡，眼眶红红的。孙大牛站在旁边，手足无措。
“咋回事？”曹大林蹲下来，接过死鸡。
“不知道，昨晚还好好的，今早起来就死了十几只。”赵铁柱擦了擦眼睛，“曹哥，是不是我喂错了啥？”
曹大林翻了翻死鸡，鸡冠发紫，肛门有白痢，肚子鼓鼓的。他不懂兽医，但看着不像喂错东西。他把死鸡装进袋子，骑上车去找老赶。
老赶正在院子里刷牙，看到曹大林急匆匆地进来，吐了嘴里的泡沫：“大林，啥事？”
“老赶叔，养殖场的鸡死了十几只，您帮我看看。”曹大林把死鸡递给老赶。
老赶接过死鸡，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又掰开鸡嘴闻了闻，皱起了眉头。
“这鸡得了鸡瘟。”老赶放下死鸡，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大林，你得赶紧隔离，不然全得死。”
“鸡瘟？咋治？”
“没得治，只能防。”老赶从屋里拿出一瓶药水，递给曹大林，“这是福尔马林，兑水喷鸡舍，消毒。没病的鸡赶紧打疫苗，我去畜牧站帮你买。”
曹大林赶回养殖场，让愣子帮忙把活鸡和病鸡分开。病鸡有二十多只，缩在角落里，羽毛蓬松，不吃不喝。活鸡还有五六十只，看起来精神还好。
他把病鸡关在一个笼子里，放在下风口。然后把鸡舍打扫干净，用福尔马林兑水喷了一遍。愣子和赵铁柱帮忙，三个人忙了一上午，总算把鸡舍收拾干净了。
下午，老赶骑着自行车来了，手里提着一个保温箱。他从箱子里拿出几瓶疫苗，递给曹大林。
“大林，这是鸡瘟疫苗，赶紧给没病的鸡打。一只鸡打一针，打在胸脯上。”
曹大林没打过疫苗，手抖。愣子接过针管，说：“曹哥，我来，我在家给鸡打过。”
愣子手稳，一只只抓过来，一针一针地打。打了半个多小时，五十多只鸡全打完了。
“愣子，病鸡咋办？”曹大林问。
“埋了吧，不能吃，吃了传人。”老赶说。
愣子在养殖场后面挖了个坑，把二十多只病鸡埋了。曹大林站在坑边，看着那些鸡一只只被埋进土里，心疼得不行。这些鸡养了快半年了，眼看就要出栏了，一下子死了二十多只。
“曹哥，是我的错，我没看好。”赵铁柱低着头，眼泪掉下来了。
“不怪你，鸡瘟谁也防不住。”曹大林拍了拍他的肩膀，“铁柱，以后鸡舍每天打扫，每周消毒一次。鸡粪不能堆在鸡舍旁边，要运远点。”
“知道了，曹哥。”
从养殖场回来，曹大林又接到小芳的电话。小芳在电话里说：“姐夫，不好了，咱们的货不够卖了。木耳只剩十几斤了，蘑菇只剩几斤了，松籽、榛子都卖完了。好几个客人要订货，我都不敢接。”
曹大林赶到铺面，春桃正在跟一个客人解释。客人是个中年男人，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戴着一副眼镜，看着像个干部。
“同志，真的没货了，您过几天再来吧。”春桃陪着笑脸。
“我等了好几天了，你们到底有没有货？”中年男人有点不耐烦。
“有有有，过几天就有了，您留个电话，货到了我通知您。”
中年男人留了电话，走了。春桃转过身，看着曹大林，叹了口气。
“大林，货源跟不上了。合作社那边说，今年的木耳、蘑菇产量比去年少，收不上来。”
曹大林坐在柜台后面，皱着眉头。他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店越开越大，货越卖越多，但山里的货是有限的。今年雨水少，蘑菇长得不好。木耳也减产了。松籽、榛子更是看天吃饭，有的年份多，有的年份少。
“我去一趟合作社。”曹大林站起来，骑上车去了合作社。
合作社在草北屯，是一栋新盖的红砖房，门口挂着“草北屯供销合作社”的牌子。张大山是合作社的主任，正在办公室里算账。看到曹大林进来，放下笔。
“大林，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张大山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单子，递给曹大林，“这是今年合作社能供的货，你看看。”
曹大林接过单子，上面写着：木耳五百斤，蘑菇三百斤，松籽二百斤，榛子一百五十斤，黄芪一百斤，党参八十斤……后面的数字越来越小。
“张叔，就这么点？”
“就这么点。”张大山叹了口气，“今年天气不好，春天旱，夏天涝，蘑菇木耳都减产。松籽更别提，今年是松籽的小年，产量只有去年的三成。”
曹大林把单子叠好，揣进兜里。他知道，靠合作社这点货，撑不了几个月。
“张叔，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货？”
“我帮你问问，但不敢保证。”张大山拿起电话，拨了几个号码，问了一圈，都说今年货紧。
曹大林从合作社出来，站在门口，看着远处的山。山还是那座山，树还是那些树，但能采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这几年，采山货的人越来越多，山里的东西越采越少。以前上山一天能采一筐蘑菇，现在三天也采不了一筐。
他想起老赶说过的话：“大林，山里的东西不是取不完的。你取多了，它就不长了。”
当时他没在意，现在想想，老赶说得对。
回到县城，曹大林把情况跟春桃说了。春桃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大林，要不咱们不做大单了，只做零售。大单压货，货跟不上得罪人。”
曹大林摇摇头：“不行，光做零售赚不了多少钱。咱们得想办法找新的货源。”
“去哪儿找？”
“去南方。上次我去广州，看到那边干货多，香菇、银耳、桂圆、荔枝干，价格比咱们这儿便宜。咱们可以进南方的货来卖。”
春桃想了想：“那咱们的山货呢？”
“山货继续卖，但少进点，卖贵的。南方的干货进过来，卖便宜的。两条腿走路，稳当。”
春桃觉得有道理，点了点头。
曹大林给广州的阿强写了一封信。阿强是他上次去广州时认识的干货批发商，三十来岁，精明能干。曹大林在信里说，想进一批香菇、银耳、桂圆、荔枝干，让他报个价。
等了一个星期，阿强回信了。信上说：“大林，香菇一斤两块五，银耳一斤三块，桂圆一斤一块八，荔枝干一斤两块。运费你出，量大价优。你要多少？”
曹大林算了算，这个价比东北便宜不少。他给阿强回了信，说要香菇二百斤，银耳一百斤，桂圆一百斤，荔枝干一百斤。货款加运费，一共一千二百块。
货款汇过去后，等了半个月，货到了。火车货运站打来电话，让曹大林去提货。他带着愣子和大伟，开了三轮车去火车站。货是四个大麻袋，用编织袋装着，外面缠着塑料布。
回到铺面，曹大林打开麻袋，拿出一些香菇、银耳、桂圆、荔枝干，摆在柜台上。春桃看了看，香菇肉厚，银耳白净，桂圆饱满，荔枝干香甜。
“大林，这货不错。”春桃说。
“摆上去卖吧，标价比咱们的山货便宜点。”
南方的干货一上架，就有人买了。有个老太太买了半斤银耳，说要回去炖红枣。有个年轻女人买了一斤桂圆，说要当零食吃。香菇卖得最好，一天卖了二十多斤。
有了南方干货的补充，货源紧张的问题暂时缓解了。但曹大林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南方干货虽然便宜，但运费高，利润薄。而且，客人买南方干货是图新鲜，时间长了就不稀罕了。
他得想办法解决山货的货源问题。
五月下旬，曹大林又回了一趟草北屯。这次他去找了吴炮手。吴炮手正在院子里修理猎枪，看到曹大林进来，放下枪。
“大林，啥事？”
“吴叔，我想跟您商量个事。”
“说。”
“货源跟不上了，我想跟您学采药、收药。您认识的采药人多，帮我联系联系。”
吴炮手想了想：“采药的人不少，但都是单干，各采各的，各卖各的。你要是能把他们组织起来，统一收货，统一卖，货源就不愁了。”
“咋组织？”
“开个会，把采药的人叫来，跟他们说清楚。你给他们好价钱，他们就把货卖给你。”
曹大林觉得这个主意好。他让吴炮手帮忙联系采药人，约好时间在屯里开会。
五月二十八日，草北屯合作社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有二三十个，都是附近几个屯子的采药人、采山货的。有老的，有年轻的，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抽着旱烟，有的磕着瓜子，有的交头接耳。
曹大林站在前面，清了清嗓子。
“各位乡亲，我叫曹大林，是草北屯的。现在在县城开山货店。今天请大家来，是想跟你们商量个事。”
他顿了顿，扫了一眼下面的人。
“我知道，大家都是靠山吃饭的。采药、采山货，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但卖不出好价钱。为啥？因为你们卖给了二道贩子，二道贩子再卖给三道贩子，层层扒皮，到你们手里就没几个钱了。”
下面有人点头。
“我今天跟大家说，你们采的货，直接卖给我。我不扒皮，给你们公道价。你们看看这个价格表。”
曹大林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念了起来：“黄芪一斤一块八，党参一斤一块五，桔梗一斤一块，苍术一斤八毛，柴胡一斤一块二，防风一斤一块二，五味子一斤一块五，刺五加一斤一块……”
“这个价比二道贩子高两毛到五毛。”曹大林放下纸，“你们愿意卖给我，就跟我签合同。货我全收，不压价，不欠账，现钱现货。”
下面的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起来，问：“曹老板，你说得好听，但我们咋知道你是不是忽悠我们？”
“这位大叔，您要是不信，可以先卖一批试试。您给我货，我当场付钱。您觉得价低了，下次不卖给我就是了。”
男人想了想，坐下了。
又一个人站起来：“曹老板，你收那么多种货，我们都采，但有些我们不认识。”
“不认识不要紧，我请吴炮手教你们。吴炮手大家都认识，他懂药，你们跟他学。”
吴炮手站起来，朝大家点了点头。大家看到吴炮手，放心了不少。吴炮手在这一带名气大，谁都知道他是个实在人。
当天，有十几个人跟曹大林签了合同。曹大林心里高兴，有了这些人供货，货源的问题就能解决了。
从屯里回来，曹大林又忙开了。他要去养殖场，要去铺面，要去收货，要去省城送货。每天忙到半夜，累得倒头就睡。
春桃心疼他，每天给他炖鸡汤、煮鸡蛋、烙饼。曹大林吃了一个月，胖了五斤。
“春桃，你别做了，我胖得裤子都紧了。”曹大林拍了拍肚子。
“胖点好，以前太瘦了。”春桃又端上一碗鸡汤。
曹大林接过碗，一口气喝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