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场试论，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主旨在考查士子对“慎刑理念”之解读。苏轼，这个从阳光下踏雪而来的少年，剥下生前身后，一提笔物我两忘，写下一代人的自信、理性与洒脱。七百字《刑赏忠厚之至论》，持论中正，文风怡人：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二空，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忻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俄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老实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老实之至也。
这是一篇凤仪、辞章两般皆堪称一绝的文字。此论一出，文风骤然与“太学体”大异其趣。点检试卷官梅尧臣，负责第一轮阅卷，为这位士子的才气所震撼，仿佛一片石头中赫然发现梅花。只是对文中的“杀之三”、“宥之三”的典故出处，似无着落。他急忙去见主考官欧阳修，想与老友“奇文共赏”。
《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点，以现代语言推之，约为“论疑罪从无”。文中所引典故堪为文眼：“《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文章的辞章、立意，内在的赋格，挥斥秋风。仿佛是那消逝之蓝，第一次搁浅为云，那挣脱蓝色背景的飞翔，转向烂漫，刹那的肺腑变成芬芳，这是神的旨意。欧阳修读罢，忍不住击节拍案：“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他出一头地。”
欧公忙请梅圣俞去看看苏轼的其它考试，结果苏轼在诗赋考试中“不能屈折于作赋”，“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幸好在墨议考试中“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策论不详。欧阳修援爱其才，决定助其一臂力，遂将其文“即擢第二”。使苏轼在综合评定中拉高了成绩，顺利过关省试，被礼部奏名为合格进士。
许是一切还不够成熟，有些事你终究要越过，寻觅着走向中途。在一个更好的时代母腹中，才能整顿伟大的天赋，蹉跎之遇。苏轼明白，没有欧阳修和这个时代，他写下的就不是青史而是浊泪。故事已成虚惊一梦，他要释放内在之泣，将其浮酿成文。青灯下，苏轼凝视自己细长的影子，双手掬起《谢南省主文启五首》，恭敬地呈上，感谢那个携雷霆而来的人：“轼也，远方之鄙人，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京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意执事擢在第二。”谢意发自缓慢的肺腑，跃然纸上，结出的悬念酸涩而永恒：没有欧阳文忠在此赋予他这另一段生命，恐怕他将西归，走过去又走回来，日暮途远，或与大宋山河就此永隔。谢意一出，如闪电至善至柔，撤出泪水，撤出年轻的悲哀，走出考试中的自己，伸手握住岁月，苏轼决意参加制科考试，花蕊一经绽放，烂漫便不可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