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剥开“绿色和平”的外衣
绿色和平组织（Green peace）是国际上反对转基因作物、持极端观点的一家环保组织，其全球总部设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该组织把矛头指向转基因技术，称之为 “基因污染”（Gene pollution）；强烈反对“遗传修饰自然”（No genetic manipulation of nature）；极力鼓吹除非保证“绝对安全”，否则就要禁止生物技术发展。这种貌似有理、蛊惑人心的主张显然违背了科学常识与自然规律，对科技创新和发展极为有害。
不仅如此，随着生物技术发展势头愈发强劲，近年“绿色和平”的纲领也更加趋于政治化和极端化。多年来，该组织在许多国家发动了一系列抵制转基因作物试验研究和生产销售的活动，如抗议示威、拦阻转基因产品运输、践踏和焚毁转基因作物试验田等。
2000年以来，“绿色和平”把反对转基因的活动重点转向亚洲，尤其针对生物技术蓬勃兴起的中国，不仅将亚太地区总部迁往香港，并在北京设立“联络处”，招募“志愿者”、网罗代言人、召开各种会议，并策划了从新闻炒作到破坏科学试验等一系列非法活动。
上述活动均打着 “绿色环保”、“学术研讨”、“言论自由”等冠冕堂皇的旗号，却带有明显的反科学、反政府、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
2，“绿色和平”是破坏我国转基因科技发展的元凶
支持以转基因技术为重点的生物技术的发展是我国既定国策。然而，长期以来，每当我国转基因育种发展前进的关键时刻，“绿色和平”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例如，2001年我国政府决定加快转基因抗虫棉产业化，“绿色和平”次年就召开了所谓的大型“研讨会”，并通过媒体四处散布“抗虫棉破坏生态环境”的谣言。
之后，眼看主管部门准备颁发转基因抗虫水稻安全证书和推广应用，我国科学家即将冲上国际转基因技术制高点，“绿色和平”气急败坏，处心积虑策划了一套行动纲领（即：1、“阻止水稻产业化”；2、“抹黑科技专家”；3、“影响上层决策”；4、“取消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
该组织从2006年起散播各种谣言，还到2014年不惜赤膊上阵偷盗海南水稻试验材料，期间不断玩弄偷换概念、颠倒是非、炒作舆论、煽风点火等卑劣手法，反复散布那些早已被国际权威学术机构否定、毫无科学依据的所谓转基因有害案例，制造虚幻的恐怖以混淆视听，以致一些公众惊慌与不解而动摇了对政府和科技界的信任，社会上一时“谈转色变”、乱象纷生，严重阻滞了我国转基因科技发展的进程。
今年年初，主管部门决心拨乱反正，准备在确保安全基础上推进转基因玉米产业化，“绿色和平”又再次发难，竟然再次发布虚假新闻，堂而皇之的将矛头指向国家的科技发展决策。此番故伎重演和恶意炒作终于让人们看清了：“绿色和平”哪里是在表达对转基因的“不同观点”，分明是寻衅滋事，唯恐天下不乱。
“绿色和平”已堕落成为妖魔化转基因谣言的主要炮制者、反科学思潮的重要推手和破坏我国转基因科技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元凶。
3，坚决揭露和取缔“绿色和平”组织的非法活动
国内外大量研究和实践已经证明：转基因技术发展已势不可挡；迄今并未发现转基因生物对健康与环境有害的科学证据；经过科学评价批准生产应用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育种技术培育的作物同样安全。
尽管如此，由于对现代科学技术缺乏了解，特别是过去受到社会上一些不实信息或谣言的误导，不少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及其安全性仍有不少误解和担忧，也有人抵制和反对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
我们认为，对转基因问题应当允许和包容不同观点的存在，但我们坚信，通过加强科学传播和更多的科学实践，随着基因技术创造出越来越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人们会逐步认识、接受和支持转基因。
但是，需要特别的指出，当前国内外转基因之争的实质不完全在技术本身，而有其十分复杂的政治、社会、经济等背景。因此，仍要高度警惕反科学的极端民粹主义，排除境外势力的一切干扰。
为了保障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我们呼吁有关管理部门对“绿色和平”组织进行深入调查，其制造、传播谣言和其他有害信息、盗取和搜集国家秘密、煽动抗拒国家科技政策法规与实施、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非法活动必须予以揭露和坚决取缔。
（本文写于2015年。）
黄大昉简介：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长期致力于植物病虫害生物学与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多次参与国家农业高新技术、基础研究计划与科技战略规划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