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昉研究员：转基因食品肯定是安全的》
鉴于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巨大潜力，各国也高度关注其发展中有没有潜在的风险，特别是生物基因跨物种转移是否会对健康和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均制定了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评价的指导性文件。我国也始终坚持在推进转基因技术的同时强化生物安全管理。早在1996年农业部即颁布了转基因安全评价的部门法规，成为国际较早实行转基因安全管理的国家之一。2001年国务院正式实施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明确指定农业部负责，会同科技、卫生、环保、外经贸、检验检疫等10个部门组成部级联席会议共同管理。在管理模式上既针对产品又针对过程，涵盖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及进出口各个环节；在制度设计上强调借鉴国际经验、适合我国国情、维护国家利益。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了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体系，对保障生物安全、促进转基因育种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转基因安全评价，主要包括食用安全性和环境安全性两大部分，重在进行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以转基因抗虫水稻的食用安全评价为例， 过去长达11年的时间里，我国相关部门和单位按照国际技术规范对其进行了营养学、毒理学和致敏性的全面评价。营养学评价包括宏量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水分等，包括氨基酸和脂肪酸构成分析）、微量营养成分（矿物质、维生素）以及抗营养因子等检测分析，以判断转基因与非转基因水稻在营养成分和抗营养因子上是否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毒理学评价则研究观察其对实验动物是否有不良影响，并根据试验结果进行暴露量评估（如判定杀虫基因蛋白摄入量的安全系数）。致敏性评价则通过杀虫蛋白与已知致敏原蛋白氨基酸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评价其致敏的可能性，并开展体外模拟胃肠道消化稳定性试验以确定杀虫蛋白是否易于被消化酶分解。应当指出的是，我国转基因水稻食品的安全性检测指标超过了国外的标准。例如，美国在评价新的抗虫作物时，做实验动物大鼠口服急性毒性和90天喂养试验就够了，因为他们认为bt杀虫蛋白并非新发现的蛋白，它的性质特点已为人们长达一个世纪的试验研究和安全应用所熟知，而且抗虫玉米上市已十几年，从未发现其对人体健康有不良影响。但是，为慎重起见，我国仍增加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没有要求的检测指标，如三代繁殖试验（大鼠的自然寿命为2—3年，90天喂养试验相当其生命周期的1\/8；三代繁殖则用以分析对后代的影响）。
此外，转基因生物安全性评价过程中还有许多详细的规定和要求，如允许转移的基因结构和功能必须明确、接受基因的作物特性和遗传背景必须清楚、基因操作的方法必须安全可靠、转基因的后代必须能够检测跟踪等。又如，随着转基因技术的不断进步，现在已能去除转化载体上抗生素标记及其他无关序列，而且能知道外源基因在作物基因组中的插入位点，这样就会更大限度地降低转基因带来的风险，从而使转基因更为精确，快速和可控。
全球转基因作物规模化应用已接近20年，尽管传闻不断，但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各国实施了科学、规范的管理，转基因安全风险得到了有效的监测和预防，转基因作物的品种和面积、加工食物的种类和食用人群仍在逐年的扩大。每年全世界亿万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数亿人群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确实没有发生过具有科学实证的转基因食用和环境安全事件。因此，应当肯定：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它的风险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近年对此也做出了肯定的结论。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国仍应积极推进转基因新品种的研究和产业化。当然，所有的高新技术的发展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于转基因安全风险这样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我们仍要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我国安全评价和管理水平将会进一步提升，转基因技术也会不断发展完善，其安全性一定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保障。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1-10-24
《黄大昉：“反转基因思潮”辨析》
古往今来，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都不平坦，除了无尽的求索、艰辛的实践、理性的学术争论和广泛的科学传播之外，也不乏对科学理念的坚守及对反科学思潮的批判。
从科学大战说起
20世纪中叶开始的新技术革命对于人类文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对科学技术的谬用、误用以及经济无节制的发展也对社会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西方科技与经济发展较早，对科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关注尤为强烈，由此促进了科学哲学领域的开拓和交叉学科——科学技术社会学（StS）的兴起。之后，欧美国家曾有一批学者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如战争动乱、精神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都是科学惹的祸；科学已沦为“与政治共谋的权利、依靠金钱运转的游戏、听命于财团的工具和破坏自然的元凶”。
针对这类反科学思潮，许多自然科学家，包括后来不少科学哲学学者都予以有力反击，从而在20世纪90年代触发了一场反对科学和扞卫科学的“科学大战”。扞卫科学的学者认为科学知识的基本特点不容诋毁，即客观性、普遍性和构造性。客观性，就是可检验性、可重复性；普遍性，就是非地方性、无国界性；构造性，指的是科学知识具有逻辑性、精确性。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是中性的，本身无所谓好与坏，关键在于是否正确加以利用。他们支持研究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但强调在摒弃技术万能的“唯科学主义”、克服科学发展过程中某些弊端的同时，决不能否定科学发展的必要性，如果任凭反科学思潮自由泛滥则将给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带来灾难性后果。
环顾世界，重视和推进科学发展仍是当今许多国家思想观念的主流与政策制定的依据。然而，“科学大战”的硝烟并未散尽，出人意料的是西方反科学思潮十余年后竟在东方死灰复燃，近年我国社会上围绕转基因技术问题出现的种种乱象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
转基因之争与反科学思潮
转基因作物问世已有30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也已长达17年。由于实施了规范的管理和科学的评价，全球转基因作物种类、种植面积仍在迅速扩大；每年亿万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数亿吨转基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流通，数十亿人群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并未发生确有科学证据的食用安全和环境安全事件。
实践证明：转基因安全风险完全可以预防和控制；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的转基因作物与非转基因作物一样安全；转基因生物育种促进农业增产增收、改善生态环境等效益已充分显现，其广泛应用已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但是，对此科学文明的重大成果，近年却在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急需创新驱动的中国备受非议和攻击。
应当指出，目前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因对相关知识和技术比较熟悉或了解，绝大多数都拥赞转基因技术发展。其他学科，如环境科学、社会科学界一些专家对转基因安全风险存有疑虑，但其中很多人也声明并非反对技术进步，只是希望加强评价和监管。即便有少数专家不赞同转基因技术，也属于正常现象，只要是积极、理性的学术争论也会有利于生物技术的进步和完善。
然而，值得重视的是，时至今日，国内仍见少数人罔顾事实，不断炒作那些早已被国外权威学术机构否定、毫无科学依据的所谓“转基因安全事件”，以误导社会舆论和搅乱公众思想；曾作为西方反科学思潮根基的“技术恐怖论”、“阴谋论”、“利益驱动论”等至今仍四处翻版，谬种流传。特别需要高度警惕的是：社会上极少数人对生物科学一无所知却以反对转基因为借口，肆意制造和散布妖魔化转基因的各种离奇荒诞的谣言，竭力煽动公众的不满情绪，唯恐社会不乱。因此，目前在转基因问题上人们所见种种乱象从本质上讲已非不同学术观点之争，而是反科学思潮的真实反映；发生在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的这股反科学思潮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将转基因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
今日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围绕高新技术的竞争愈发激烈。在生物技术领域，一些发达国家一直倚仗其技术和经济优势在全球扩展市场和谋取霸权。面对严峻挑战，我们要做的不是放弃或抵制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而只能加强研发，加快推进，抢占科技制高点，争取发展主动权。
我国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较短，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经历过科学的启蒙和科学革命的洗礼。在转基因问题上反科学思潮所以能在当今中国得逞一时，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科学普及与宣传工作未及时跟上，公众对现代科技缺乏了解。因此，加强科学传播，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
现代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离不开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为了推动包括转基因在内的各类高新技术的发展，生物学家、环保学家、科学哲学家、经济社会学家应该积极交流，深入探讨如何结合我国国情实现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科学技术永不脱离健康发展的轨道。
《中国科学报》 (2013-08-26 第7版 观点)
《黄大昉研究员撰文：什么是转基因》
转基因，从字面上不难理解，指的就是基因的转移。实际上，转基因有广义和特定的两种含义。广义的转基因就是泛指生物间基因转移。自然界中物种间的天然杂交和自然选择、农业生产中常用的杂交育种，都发生了基因的重新组合，都经过了转基因。例如，我们现在种植的绝大部分作物、吃的几乎所有的食品，并不是自然进化而生的野生品种，而是经过千百年的人工选育，就是转移基因所创造的新物种或新品种。从这种意义上讲，转基因与生物进化和遗传改良相随，古已有之，并不新奇。
人们现在常说的转基因却有特定的含义，它专指利用现代基因工程（又称遗传工程）技术，将人们期望的目标基因，经人工分离和遗传修饰，重新导入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而能够改善生物体原有性状或赋予其新的优良性状。利用上述手段获得的生物就是转基因生物，国际上普遍称作“遗传修饰生物”（Gmo）。我国现已习用“转基因”一词，其实后一种表述比前者更为贴切，更有针对性。
转基因技术自上世纪70年代问世后便成为现代生物技术的核心，引发了包括农业在内的生命科学领域的深刻技术革命。以农作物为例，转基因育种突破了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遗传障碍，能够更有效地改造作物的遗传特性，从而培育出更加高产、优质、多抗、高效的新品种；能够降低农药、化肥使用，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缓解资源约束、拓展农业功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我国是人口大国，解决13亿人口吃饭始终是头等大事。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中，要想突破耕地、水、能源等资源约束，保障农产品长期有效供给，归根结底要靠科技创新及其应用。因此，抓住转基因技术发展机遇，推进现代农业科技革命，就成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提升农业科技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从全球范围来看，转基因作物自1996年实现产业化以来始终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整年发布的统计资料，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达到了1.48亿公顷（折合22.2亿亩，是我国耕地面积的1.2倍），是1996年应用面积的87倍，创造了近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奇迹。目前已有涉及抗病虫、抗除草剂、品质改良等13类目标性状、24种转基因作物在世界各地田间种植或投放市场销售。全世界81%的大豆、64%的棉花、29%的玉米、23%的油菜都是转基因品种。大面积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有美国、巴西、阿根廷、印度、加拿大、中国等29个，其中也包括8个欧盟成员国；另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虽未正式批准商业化种植，但允许转基因产品进口用作饲料和食品加工。
另据不完全统计，1996—2009年，全球因种植转基因作物创造了65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其中增产优质占56%，节约工本占44%）、增加或挽回产量损失2.29亿吨、减少农药用量39.3万吨。发展中国家1440万农户因种植转基因作物而增加收益和摆脱贫困。由于效益显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急起直追，大力推进转基因产品的开发和应用。自2009年起，发展中国家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长速度已超过发达国家。
我国转基因研究已有2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现已初步建成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包括基因克隆、遗传转化、品种选育、安全评价、产品开发、应用推广等各环节在内的比较完整的转基因育种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虽然研究开发的整体实力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但已拥有一批抗病虫、抗除草剂、优质、抗旱等基因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取得了转基因抗虫棉花、抗虫水稻、植酸酶玉米等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优势。如我国独立研制的抗虫棉，推广12年来创造了超过330亿元的经济效益，对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发挥了巨大作用。
经过20多年的发展，转基因育种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已在国内外进一步显现，其推广应用速度之快更令世人瞩目。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长是在时起时伏的“安全”的争议中取得的，更说明转基因技术的强大生命力；转基因已是大势所趋，成为农业科技发展的必然。可以预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转基因产品不仅为广大农民所欢迎，也将为更多的消费者所接受，转基因育种的前景将更加广阔。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1-10-17
《黄大昉：转基因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必然》
自转基因技术出现的那一天起，围绕它的争论就一直不绝于耳，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是力挺发展转基因技术的专家之一，在刚刚闭幕的第五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上，黄大昉又一次指出：“转基因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必然，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从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第一年开始至今，全球转基因作物累计种植面积已达到10亿公顷，相当于我国耕地面积的8倍；1996年全球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仅6个，而2010年已达到29个。”黄大昉给出了这样的数据，他认为，转基因技术是现代农业史上发展最为迅速的作物技术，全球转基因作物育种产业已进入至关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
发展势头强劲
黄大昉在报告中指出，2010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了1.48亿公顷，是1996年的87倍，转基因作物推广应用这一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创造了近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奇迹。
另外，在转基因作物推广的16年间，有29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有53个国家批准了110多个转基因产品进入市场。全球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虽未正式批准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但已经允许进行试验研究或进口转基因作物原料用于饲料和食品加工。
黄大昉认为，这些数据正是反映了世界各国对转基因育种产业的重视，同时带动数以万计的农民对转基因技术的认识逐步走向科学和理性。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上转基因作物研发最为成功的国家——美国，早在16年前，美国就批准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抗虫玉米和除草剂大豆，现在，这两种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已分别占玉米、大豆总面积的86%和93%。目前，美国市场上70%的食品都含有转基因成分。
美国农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全美2009~2010年度用于食品加工的转基因玉米为3440万吨，占国内玉米总消耗量1.53亿吨的22.4%。又据美国大豆协会（ASA）统计，2009~2010年度，大豆总产量为9142万吨，国内转基因大豆用量为4803万吨，主要用于加工饲用豆粕和食用油，其中食用油内销量高达776万吨，人均用量高达28公斤。
除工业与饲用外，转基因玉米和大豆也是重要的食品加工原料，用作果糖糖浆、葡萄糖、淀粉、食用酒精、甜点、快餐、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食用油等。转基因产品不仅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也被更多的消费者所接受。
从转基因作物的性状来讲，耐除草剂依然是转基因作物的主要性状，全球种植面积为8930万公顷，占转基因作物总面积的61%。除此之外，含抗虫性状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为2630万公顷，占转基因作物总面积的17%；抗虫抗除草剂3230万公顷，占转基因作物面积的22%。
黄大昉表示，除了耐除草剂及抗虫等性状外，含有复合功能基因、提高作物抗逆性状、以及改善营养、增进健康、防病抗癌的新一代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已成为新的热点。
“美国已批准含抗虫、抗除草剂等8个复合基因玉米的种植；加拿大已准予转cspb基因耐干旱玉米生产应用；w-3等不饱和脂肪酸的大豆、富含维生素A的转基因‘金色大米’等产品将于今后两年进入亚洲市场。” 黄大昉说。
黄大昉认为，种植转基因作物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2008年全球转基因作物产品总收益超过1300亿美元，其中70%的份额为跨国公司所占有。孟山都公司2009年研发投资高达10亿美元，产值已超过110亿美元，其中95%来自生物技术产品。
可以说，以转基因为核心的生物技术已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科技核心竞争力和产业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我国始终没有动摇过”
长期以来，欧盟对转基因育种产业一直存在反对意见，然而，据黄大昉介绍，2010年，欧盟生物安全委员会宣布，各国可自主决定是否种植转基因作物，其中有8个欧盟成员国已经批准种植抗虫玉米等转基因作物，瑞典首次批准种植转基因优质淀粉马铃薯，这预示着欧盟对转基因长期保守的政策开始转变。
“我国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决心却始终没有动摇过。”黄大昉说。
针对新转基因的管理，1996年，农业部发布《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开展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性评价申报与审批；2001年，国务院颁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部负责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2002年，农业部发布与《条例》配套的4个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
2008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11月出台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又明确提出“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2010年，生物育种被正式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与推动下，“我国已经初步建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包括功能基因克隆、遗传转化、品种选育、安全评价、产品开发、应用推广等各环节在内的转基因育种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黄大昉说，“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开发的整体水平已在发展中国家中居领先地位。”
黄大昉表示，尽管我国转基因育种的整体实力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自主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但目前我国在棉花、玉米和水稻转基因技术的某些方面已居国际前列，并具有自己的特色与优势。
值得强调的是，抗虫棉的研究开发是我国独立发展转基因育种，打破跨国公司垄断，抢占国际生物技术制高点的范例。
抗虫棉的应用，显着降低了棉铃虫对棉花、玉米、大豆、蔬菜等多种作物的危害，农作物总受益面积达3.3亿亩。“抗虫棉产品不仅实现了国内市场占有率的逆转并取得绝对优势，还走出国门，向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等国转让，在国际棉花种业市场上争得了一席之地。”黄大昉说。
仍需加强监管与创新
针对公众最关心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黄大昉一再强调：“经过严格科学评价依法批准生产应用的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其风险是可以控制的。转基因在国内外大规模应用16年以来，从未发现任何有实证的安全事故。”
不过，黄大昉认为，虽然至今未发现任何转基因安全事故，但是，仍要继续加强科学研究，不断提高转基因安全管理与评价水平，以便及时发现和消除潜在风险。
“若我国能充分利用在制度、资源、人才和技术上一定的优势，抓住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发展的有利时机并大力推动其产业化，一定能够增强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国际竞争力；反之，如果我们犹豫不决甚至止步不前，就将失去这一难得机遇，不仅农业发展会受制于人，还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黄大昉说。
最后，黄大昉对转基因育种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加强战略研究与部署，确保重大专项计划目标实现。要下决心扭转安全性评价与品种管理职能分离和程序繁复的现状，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研发水平居国际前列、已获得安全应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应加快审定，争取在3~5年内推广应用。
第二，高度重视和大力开展转基因技术的科学传播。政府部门应及时进行安全管理与评价有关信息的权威发布，扩大与公众交流、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科技工作者要有责任、有义务解疑释惑，积极引导公众科学、理性地认识和对待转基因技术。
第三，以转基因品种开发为动力，促进作物种业创新。要加快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级生物育种工程中心的建设、完善包括融资、并购、减免税收等一系列扶植和鼓励生物育种产业发展的政策并推进实施，力争用较短的时间培育出拥有转基因核心技术、形成较大生产规模、可与跨国公司抗衡的现代育种龙头企业或企业集团。
《科学时报》 (2011-06-27 b3 视界·观察)
《黄大昉：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可安全食用》
2010年2月23日，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该组织有关转基因作物全球发展态势的连续第14个年度报告。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并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就现在的知识水平和法律管理的一系列措施来讲，我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基因植酸酶玉米的安全性已经可以明确下结论，“它们和非转基因是一样安全的，所以可以放心食用”。
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两种转基因水稻是由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等人研发的，而转基因玉米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范云六院士等研发。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
此后，有关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问题在网络上引起了大面积的外行争论。“我可以理解很多人对这个安全性提出问题。”黄大昉如是说。不过，他想强调，中国的作物安全性管理是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的，同时也根据中国的法律严格进行管理。早在1996年，中国就颁布了第一个相关法规，“经过十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对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做了大量的工作。结论是明确的”。黄大昉认为，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基因植酸酶玉米的几个产品，和非转基因水稻、玉米是一样安全的。“当然，看起来我们还要做更多的宣传、知识普及工作”。黄大昉认为，这是需要加以改进的地方。
据黄大昉介绍，通常情况下，一个农业产品得到安全评价证书以后，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法律法规（如《种子法》），还必须要经过品种审定。所以按照目前的进度，至少还需3年时间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商业化种植。
黄大昉还指出：“中国在国际上是为数不多的具有独立研究开发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之一。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不是很多国家都在进行转基因的研究，或者说有研究，还没有到商业化的阶段。”他认为，尽管中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几乎跟国外同时开始，可是因为整个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比较落后，所以我们在创新能力上仍有很多不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现在还要追赶国际一些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基础研究。可是有一点非常重要，知识产权的意识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们要发展自己的知识产权。我们某些作物、某些基因做到了，可是整体上还有很大的困难，我们还必须要进一步努力。”黄大昉强调，获批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就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目前国际上推动转基因作物发展的主要是跨国公司。“它们手里的基因更多，它们开发、发掘的基因就更多。”黄大昉说，今后我国农业高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对产业化机制问题的讨论。“我们要走市场化道路，要让企业逐步地唱主角，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而这个正好是我们国家的软肋、我们薄弱的地方。因为我国研究单位、中间成果转化单位和企业是割裂的，它不像跨国公司，（所有步骤）在一个大公司里很容易操作。”黄大昉认为，要借着转基因重大专项的实施，逐步地培育一些龙头企业，让它们成为创新主体。但他不主张科研单位自己去办公司，而是应该和企业合作研发。
《科学时报》 (2010-2-26 A1 要闻)
《黄大昉专访：转基因技术事关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离不开转基因技术
记者：我国为什么要发展转基因作物？
黄大昉：当前，农业面临严重挑战，突出表现在种植业生产上，粮食一度徘徊不前，棉花出现滑坡，油料开始减产。如果没有科学技术上的新突破，农业生产很难获得大幅度增长，很难再上一个新台阶。转基因等生物技术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所在。
记者：转基因作物有哪些优点？
黄大昉：转基因技术能对农作物的质量、数量进行精确的改良和提高。转基因作物在产量、抗逆能力（包括抗病、抗虫、抗冻、抗除草剂）和营养品质等方面较传统作物有显着改进，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缓解了环境的不断恶化。
抢占转基因技术制高点
记者：请您谈一下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黄大昉：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转基因作物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期，转基因抗虫棉的育成打破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自主开发并拥有抗虫转基因技术专利的国家。在这项成果的带动下，转基因水稻、玉米、小麦等多种作物以及林木的研究进展迅速。
目前，除抗虫棉以外，转基因抗虫杨树和抗病毒木瓜已被批准大规模生产应用，其它转基因作物正在进行田间试验和安全性评价，尚未推广应用，产品也未进入市场销售。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全球转基因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情况，以及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在全球的地位如何？
黄大昉：自1996年到2007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累计达到6.9亿公顷，12年间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增长了67倍，推广应用速度之快为近代农业科技发展上所未见。
尽管我国生物技术研究的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经过20年的发展，我国已打破了外国的技术垄断，基本建成了转基因育种研究与开发体系，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自主基因产权，并独立实现转基因作物产业化的国家。
记者：转基因技术未来将向哪个方向发展？
黄大昉：目前各国研究开发的多是抗虫、抗病、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它们的效益主要表现在减少农药使用，节约劳力、增产增收和保护生态环境上。
下一代转基因作物将以抗旱抗盐碱、有效利用氮磷钾肥为目标；从广大消费者的需要考虑，品质优、营养丰富、具有医疗保健功能的食品更是未来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
已批准种植的转基因作物能保障安全
记者：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如何？
黄大昉：同传统食品相比，有些转基因食品甚至比非转基因食品更安全。比如说非转基因玉米，往往会因为虫害而诱发霉菌毒素感染，这样一来，无论是食用还是做饲料都会产生危害。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担忧，主要因为对转基因知识了解的还不多。事实上，今天我们种植的绝大部分作物已经不是自然进化而生的野生种，而是经过千百年人工选育，即转移基因创造的新物种和新品种。
基因工程育种与传统杂交育种方法不一，但本质是相同的，都是在原有品种基础上对遗传基因进行改造，但基因工程能使其更为精确、更有预见性、效率更高。也就是说，人类现在食用的食物，其本质也是转基因食物。
转基因食品所转入的基因对人是安全的，而对害虫有很强的杀伤作用，也就是说，转基因像长了“眼睛”，只杀害虫，而不伤人。种植了转基因作物，大大减少了化学农药的使用，不仅对人、对环境，对整个地球都是有利的。
转基因食品种类不断增加，至今仍没有发现由于食用转基因食品而对健康造成损害的事例。
作者：蒋建科 丁洁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08-11-27
黄大昉的个人介绍：
1965~1995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副所长。
1986~1988年和1992年曾以访问科学家身份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微生物分子遗传研究。
1995~2005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农业部农作物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