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三高两个班街上的学生由班主任李素文和吴北延、魏文光三位老师带领到千佛的凉水大队参加春耕生产。郭茂清、廖清风、殷辉尧、郭惠玉等同学到了这里，见社员的房子里，几乎都是空的，没有见着人。他们都被安排住进了这些空房子里。程茜平说：“好奇怪，这些社员哪里去了？”而到公共食堂吃饭时，他们都吃惊地看到，地上放着一些箩筐，里面装着许多小孩，有的箩筐里有一两个，有的有三四个，他们，有的坐着，有的蹲着，有的睡着，有的趴着。有的在哭“妈妈”，有的在哭“爸爸”，太小的只有“哇哇”地哭，有几个瘦如干柴的妇女在照顾这些孩子。他们数了数，有20来个。队长说：“他们的父母亲都饿死了，全是孤儿。”吴老师问：“这里怎么会这样严重？”队长叹口气说：“我们属于千宝公社，上头不准栽秧子种粮食，要种牧草，搞畜牧，放牛羊。队里没种粮食，上头也没有，唉，有什么办法！”
第二天，师生们到了山上点小麦，看见许多新坟堆，干黄的泥土里，冒出了米粒般小的草芽。横有十来座，竖有五六座，大小高低不一，排列大体整齐。郭茂清说：“原来他们都在新修的居民点里。”
这里劳动力奇缺，师生们来，有的是活路干。天明就下地，月亮升起才回来，但吃的，除了国家供应的每月19斤外，生产队就只能供应点栽了红苕剩下的红苕叶。吃饭的时候，每个同学都有一大碗红苕叶。有的同学吃不下，吴北延老师就喊：“同学们，努力加餐呀！”魏老师见有同学的红苕叶吃不完，就说：“我吃秆秆。”吴北延老师说：“我吃叶叶。”
虽然是五月，天气甚热，又没有换洗的衣服，师生们都生了虱子。收工之后，大家就奔向池塘洗澡。魏文光老师的水性甚好，他能浮在水里转圆圈。同学们看着，喝彩声不断。女老师和女生，都不好意思下到池塘里去，都端水到厕所里去洗。一天，李素文老师正洗澡，一下晕倒了，跌进了茅坑。女同学在旁边站岗，看见，立即把李老师拖起来。李素文老师已经清醒了，一身都是粪，头发上都爬着蛆。同学们把她扶到河边，清洗。李素文老师对同学们说：“连累你们了！”同学们说：“你昏过去了，把我们吓坏了！”魏老师和吴老师，请几个同学把李素文老师送回学校去。李素文老师说：“我已经好了，不回去！”吴老师说：“昏晕，不是小病，农村里水田、沟渠、河沟又多，万一没有人看见，倒在水里，那不就完了？快回井研找医生！”同学们也说：“李老师，回去找找医生吧。”李素文老师找干部交待说：“一定要注意安全！”由两个女生陪同，李素文回到井研找了医生，拿了药，校长知道后，批准李老师休息三天。可是，她是班主任，对同学们放心不下，第二天，李素文老师，又来到了工地上。
一天，晚自习的时候，六三高一班的劳动委员尹洪林在班上传达：“刚开完劳动委员会，学校决定，从这一周开始，劳动的一天，高中每个班，要派出三个强劳力，到周坡拖米。你们都知道，师生每人每月的口粮是19斤，1200多人，每月吃粮两万多斤。每车装一千斤，六个班，一个星期、半个月就得运一次。学校的工友人手不够，学生就得出力。看，哪两个同学愿意和我一同去。”同学们都举起了手。尹洪林说：“曾恭富、何厥海，你们的力气大些，我们一同去。”
第二天吃早饭时，学校给运粮的同学，每人准备了三两米的饭，作为中午的干粮。曾恭富说：“反正装在一个肚子里，带起麻烦，吃了洒脱。”何厥海和尹洪林都说：“好主意。”不到五分钟，中午饭已经装进了肚子里。何厥海摸着肚子说：“这才算有了点意思。”他们三人就到食堂外，尹洪林拖中杠，把宽大的绳子斜套右肩，左右两手把定车杠，曾、何两同学一左一右，把绳子套在肩上，拖着板板车，向周坡出发了。
这段路可不近！整整五十里山路。从井研中学出发，穿过北门口，山越走越高，人越走越累。虽然是空车，但出了县城，多为上坡，三个人也必须弓着腰，蹬直腿，车子才会“孔通孔通”地前进。等进入周坡街，已是正午过，三位同学已经气喘吁吁，汗透衣衫了。到了周坡仓库，这里的粮食，真还堆得小山似的。何厥海抬来一根高凳，把车把靠在凳上，三个人，按管理员的指令，搬米口袋上车。管理员说：“一袋二百斤，你们拖五袋吧。先放前面，把车压住。”他们把第一袋米抬上车，放好后，尹洪林看了看说：“挪一挪，放到正中，基础不正上头歪。”于是三个人又推的推，拖的拖，放端正了，再放第二包。五袋米放到车上，一座小山似的。三位同学累得大汗淋漓。他们喘了一会儿气，尹洪林跨到板凳前，提起两个车把试了试，说：“前面太重。”大家又把口袋往后挪了挪。曾恭富又去把着车杠试了试说：“后面又有点重。”何厥海说：“你两个还真会啰嗦哩！”曾恭富说：“啰唆，前后不平衡，路上才麻烦。”三个人又把口袋朝前挪了挪，试了试，才解开车后的绳子，前拖后拽，前拴后绕，把口袋牢牢捆好后，尹洪林居中，曾恭富居左，何厥海居右，把绳套往肩上一套，拖着车就往回走。
三个人，早已腹中空空，这时，太阳火辣辣地晒在背上，五十里漫漫征程摆在面前。好在回井研县城的路，上坡少，下坡多。可这条路并不平坦，坑坑洼洼的地方不少，车子就像一个醉鬼，一会儿向左偏，一会儿向右簸，拉中杠的同学，不但必须用心选路，还必须两臂使劲，把定车杠，车向哪边偏，那只手就必须向上抬，保持车的平衡。尹洪林拖了十来里，曾恭富说：“我来拖中杠。”他们于是停车换位置。又走了七八里，何厥海说：“我又来当中坚力量吧。”三位同学，就这样自觉地轮流着拖中杠。一到上坡的时候，三位同学就尽量把车杠往下压；头，都尽量向着地面埋下；背，都尽量地向天空弓起，绳子都深深地往骨头上勒，腿脚都小步小步地蹬着往上移。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嘴里喊起了“嗨咗，嗨咗，嗨咗，嗨咗”。粮车也就像蜗牛似地向坡上爬去。坡上是不敢停顿的，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一个道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紧牙关；手，尽力往上往前拖；肩，尽力往前顶；脚，尽力往后蹬；腿，尽力往前倾：整个的人就像要匍匐在坡上似的。再长的坡也有尽头，到了坡头，他们才敢把车停在路边，或坐或躺，靠大地减轻一点疲劳。这时候，他们都很少有人说话，只是擦汗和喘气。
下坡，可又是另一番滋味。车和粮整个儿的都有了一股巨大的下冲力，这时三位同学的任务是把定方向，挡住粮车，不让它成为脱缰的野马，而要它以他们能够承受的速度沿着大道奔驰。这时他们三个人的姿势正好和上坡时相反。头，尽力地昂起；背，尽力地伸起；胸尽力地挺起；脚，尽力地后撑紧踩地面；车把，则斜斜地指向天空，让车和路形成六七十度的角度，人和车就好比一个大“x”。坡越陡，越危险，千斤重车在陡坡上的加速度和撞击力是可怕的，弄得不好，就只得被车推着狂跑，甚至车毁人亡，撞死撞伤路上的行人。下坡时，三个同学都非常的小心，拼命把车挡住，不准车子产生加速度，只能一步一步地往下移动。因此，重车下坡更叫人提心吊胆，前进的速度比上坡快不了多少。
他们三人，就这样上坡下坡，不断地往前走。眼见得太阳已经下山，歇宿的鸟儿，急急地向竹林飞去。他们都早已饥肠如鼓。唯一可以补充能量的方法，就是在沟边田边喝几口水。太阳落下山去了，月亮和星星又来值班。何厥海说：“天黑了，如果有人来抢我们的米怎么办？这种饥饿的年代。”曾恭富说：“哪个敢！我们三个小伙子哩。两百斤一包，也没有人搬得动。”尹洪林说：“万一有情况，就只有拼了！”话虽然这样说，三位同学还是都有些紧张，累和饿已经退居次要位置了。他们一边拖着粮车走，一边向前向后观察，看见一两条黑影，还无所谓；看见三四条黑影向他们移来，可就忐忑不安了。他们等黑影要到身边时，就停下车，站在路边，严阵以待，等这些人过去之后，才又拉着车走。将近夜里九点，尹洪林等三位同学，才到了伙食团。等到和工友一起把米袋抬进学校的粮仓，他们三人的衣服已经不知被汗水浸湿多少回了，这时巴在背上，硬硬的，像片壳儿。他们吃过伙食团给他们留的饭菜，才精疲力竭地去打水洗澡，往床上一躺，就像瘫了似的，不能动弹了。到了第二天，他们三人都还腿脚僵直，一瘸一拐地到教室上课。
星期六，学校如果不是放归宿假，就不能离校，要在学校参加各种活动。 一九六一年下学期开学后的一个周末，廖文刚到相棋室和一班的王绍全下了两盘棋，又到乒乓室打了一会儿乒乓，还到阅览室翻了一阵报纸。他回到寝室，正脱了衣服上床，突然听见有人大叫：“起火了！”廖文刚的寝室在川主庙，地势高，他站到门口一看，只见学校南面牛市大桥方向烈焰飞腾，立即喊道：“救火去呀！”他拿着桶跑到校门口，只见老师和同学都手里拿着瓷盆、木桶向校门外涌去。街上的居民，也提着铁桶、木桶潮水般地向南门涌去。过了牛市大桥，才知道是棉花仓库着火了。人们立即排成几十个长列，从牛市大桥下的茫溪河里传水灭火。师生们站到行列中，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烟味，装满水的盆子和桶从人们手里飞快地向火焰传去，空盆空桶又从另一些行列里向河里奔去。人们的手都酸软了，火焰也渐渐变成了浓烟，浓烟又渐渐地缩小了。当时已是初冬，等到把火打熄回校的时候，这才感觉到鞋子、裤子都已湿透了。至于拿去的桶和盆子，都不可能找着自己的了，最后停在你手上的，是什么就带什么回去。看天上，月亮已经偏西，廖文刚和同学们都感到又冷又饿。廖文刚无法入睡，打好了《救火记》的腹稿，第二天早自习，写好，下午上完课就去交给县广播站。
从县广播站出来，走到胜利街口，正是要吃晚饭的时候，廖文刚听见从右手边一座开着门的房子里传出了一个女孩子的惨叫声。他不由自主地走上了阶沿，进了屋，看见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脸上肉少骨头多，手里拿着一根拐杖，发疯似地向一个少女身上打去。那少女双手蒙着头蹲在地上。廖文刚从这少女的身材和方格衬衣上认出了，这好像是雷碧群。廖文刚大吼一声：“住手！”那妇女立即住了手，那少女也转过头来，正是雷碧群。那妇女回过神来，厉声说道：“我打我的女儿，你管得着吗！”“雷碧群是我的同学，就要管！凭什么这样凶狠地打人！”雷碧群站起来，满脸是泪水，能看见的手臂上，到处是青一条、紫一条的棍痕。她对廖文刚说：“你走吧，我就是这样过的日子。”廖文刚对那妇女说：“都解放这么多年了，还搞老封建那一套！”“什么老封建？老子是当家作主，你晓得雷碧群是什么人吗？大地主的女儿，我收养了她，从小就要改造她！”雷碧群在班上成绩不算好，但非常活泼，在教室里差不多又学起电影里看来的男角色的腔调叫几声，惹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廖文刚完全不知道，雷碧群竟然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他于是压住火气说：“雷碧群是我的同学，我应该尊称你为伯母。雷碧群都读高中了，很懂事的，在学校也表现好，不能再打了。”
“表现好？为什么代数考试才得57分？”雷碧群哭着说：“就是你天天打我骂我，我哪有心思学习？”那女人气得脸紫如猪肝，又举起了棍子：“你看，你看，这个臭嘴，不打还行吗！”廖文刚一把抓住棍子说：“雷碧群说得有道理，天天挨打受骂，当然要影响学习。”这时，一个老者进了门。雷碧群喊道：“爸爸，妈又打我！”那老人见有生人，便说：“这小伙子，请坐。”廖文刚主动介绍说：“我是雷碧群的同学，听见哭喊声就进来看看。”那老人轻言细语地说：“都读高中了，怎么还打？”那女人竟然举起拐杖就朝雷碧群头上砸，廖文刚眼明手快抓住了要落到雷碧群头上的拐杖，“老子的女儿，想打就打。心疼了？老色鬼，是你小老婆？”那男的听女的这样说，急得直顿脚：“这不，碧群的同学在，这不，在这里吗，你，你，总得讲一回理吧？”廖文刚说：“伯母，伯父，雷碧群在班上表现得不错，这么大的人了，总得给别人留点面子吧？她是地主家的女儿，可她有什么罪过？”那女人还要强词夺理，廖文刚说声“再见”就出门而去。回到学校，心里总不舒服。没想到，在班上这么活泼的雷碧群，在家里还在过这样苦难的生活。
上晚自习前，雷碧群进了教室，又是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样子。廖文刚真为她的坚韧吃惊。她走到廖文刚面前附着耳朵小声说：“出去，我给你说几句话。”旁边的沈富友说：“悄悄话，落牙巴。”廖文刚说：“嘴巴多，牙齿落。”他放下正在看的鲁迅的《故事新编》，随雷碧群走出去，到了林荫道上，雷碧群说：“你一定要给我保密，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我在外面都是嘻嘻哈哈的，回到家里，就像进了地狱。我就是这样长大的，每天少不了挨三顿打，遍身都是伤。习惯了，我命不好，没有办法。”廖文刚说：“你也得反抗呀！跑呀！”“跑？妈跌倒了怎么办？一家人只靠我爸，22元钱的工资，还要盘我读书。我爸对我好，可他又是旧军官，不敢说话。”廖文刚说：“你要有节制地反抗，让她知道你是不可以随便打的。”雷碧群说：“晚了，我两岁进这个家，现在我17岁。”廖文刚说：“我16岁，你是哪一天生的？”“我记不得生日了，就把六一儿童节作我的生日。”沈富友竟然跑到林荫道上来喊：“支部书记带头谈恋爱了！”廖文刚追上前去，轻轻揪住沈富友的耳朵说：“你以为除了谈恋爱就不可以谈别的吗？”小胖子嘿嘿的笑着说：“那，你说，你们谈的什么？”“不能告诉你。”廖文刚说着跑了。雷碧群说：“沈小胖，不要乱说，来，听我讲。”“我才不和你讲呢！”沈富友也跟在廖文刚身后跑了。
一天，政治课又是上大课。这是那个年代的家常便饭。只要中央有什么文件、有什么精神，全校高中部的学生，就会全部自带坐具，带上钢笔和本子，坐到食堂里。政治教师或者校长、主任坐在台子上一句一句地读，学生就在下面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大家给这种学习取了一个名字：“听写中央文件”。这天，是从下午第一节课开始的，由汪校长亲自念，从他板滞的脸上，同学们看出了这可能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文件。校长虽是本地人，因为出生在马踏腔和井研腔交界的地方，所以，井研人听起来就很有些南腔北调的感觉。等值周老师整理好队伍，校长说：“希望同学们认真记，今天，是，是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校长一句一句地念，同学们都聚精会神地记，差不多又从学生丛中传出：“慢点，慢点”的喊声，有时，下面会有人说：“再念一遍。”同学们大都把精神集中到文字上了，并不在意究竟文件说的是什么，和他们究竟有多大关系，他们直听写到晚饭铃响。校长才说：“各班用两节政治课的时间，认真讨论，完了，散会吧。”不少人还以为是文件上的字，也在笔记本上记上“完了，散会吧”，看见别人在提着小凳子向外奔，还觉得奇怪。
政治课是齐正义老师上。齐老师祖籍河南，当时二十多岁，身材高大，面目端庄，长得很白皙。他说：“我们都学习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我的认识是，这是对人民公社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规范。对于人民公社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对于我们度过目前的困难，有巨大的作用。下面，请同学们发言。”
廖文刚首先发言说：“昨天晚自习，我把笔记重新看了一遍，正如齐老师说的，这个文件，是对人民公社工作的规范。联系我们本地的实际，我感到，我们的党对前几年人民公社不规范的一些行为，进行了否定，比如，文件提倡合理密植，不是越密越好；文件提出了社员要有自留地，可以搞家庭副业，社员的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任何单位，任何人，都不准强迫社员搬家。这些政策，正是对目前流行的错误做法的纠正，我坚决拥护。如果能够全面落实文件精神，饿肚皮的问题，很快就能解决。”
曾翠香发言说：“党中央的文件，句句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如果早点做出这些规范，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鲁近初说：“这个文件，说明了，党中央及时发现了人民公社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亡羊补牢，以后会好起来的。”
李秀芝说：“学习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我很感动。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前几年出了一些问题，我们的党已经看见了，正在着手解决。我相信，暂时困难一定能克服；我们新中国的光明的未来，一定能够到来！”
还有十几个同学发了言，都表示对这一文件衷心拥护，并提到了前些年的各种问题。
齐老师在总结的时候说：“同学们的发言，都很好，大家都认为这个修正草案，是正确的，科学的。前几年，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还很严重，我们要正确认识。人们相信，有英明的中国共产党，什么困难，我们都能克服；我们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公共食堂下放后的一天，罗璇家里来了一个妇女，罗璇不认识。她母亲说：“这是你的姨妈，快去煮南瓜饭，好好招待。”那位姨妈看看罗璇，鬼鬼祟祟地不知和母亲在嘀咕什么。
那姨妈走后，罗璇的母亲对她说：“你姨妈是来给你提亲的，她说那一家人，姓石，家里有一窖红苕，地里还有莲花白。叫你五月初八去看人。”那时罗璇刚满了17岁，惊得如五雷轰顶，说：“我不同意！”她母亲，提起响篙儿就乱打。嘴里骂道：“你翅膀儿硬了，谁叫你飞出去又飞回来？”罗璇气得坐在地上哭，五个手指都痉挛成了一堆，痛得在地上打滚，她母亲还不断地用响篙儿边打边说：“你装，你装，饿你三天，看你还装不装！”此后，只要罗璇说不同意，就要招来一顿毒打。邻居的大娘对罗璇说：“你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早点嫁出去，兴许能脱离这个苦海。”罗璇被迫于六月十一日，到井研相亲。男方是一个初小生，比罗璇大7岁，叫石在田。对方要罗璇表态。罗璇看见两边的母亲如狼似虎般的眼睛，吓得不敢说话。石在田的母亲说，“不好意思说，就是同意了。就定于七月二十一日结婚吧。”
当时，罗璇想，我不去开证明，你有什么办法。谁知道她的母亲竟然去开回了证明，还给她办了户口迁移。这下罗璇真急了，就说：“我坚决不同意！”她的母亲就拳脚棍棒齐上，打得罗璇遍体鳞伤。邻居的大娘又来劝罗璇说：“就答应了吧，不然，你母亲每天把你当成玩具，想打就打，万一那一家人，对你又好呢？”罗璇绝望了，她想到了死，她又想到了对自己百般疼爱的父亲和外婆，当时早已死了。她大哭道：“爹爹呀，外婆，你们为什么不来救我啊！我的命为什么这样苦啊！”罗璇晚上一个人睡在床上，用双手紧紧扼住自己的喉头，可是，只不过一分钟，又觉得太难受。她又想到了初中的老师和同学，想到了铁路校的老师和同学，想到了读高中的同学，她想，我才17岁，我不能死，到了那一家，我再想办法。
石家住在铁灌井，结婚的那天，石在田家里摆了一桌菜，没有荤腥，都是素菜，算是素婚。附近的人听说石家娶了一个从成都读书回来的姑娘，都背着背篼，扯着猪草来看。税务局的干部廖玉华以前下乡时认识了罗璇，送给她一块“皂之王”牌子的肥皂和两幅画。罗璇把这两幅画贴在了门上。罗璇和石在田不说一句话。石家有一个装谷子的大木柜，她晚上就在木柜子上睡，蚊子把她的手和脸上叮满了红点，象生了痱子一样，可她就是不到床上去睡。石在田的母亲，到外面说：“像个哑巴，没有听她说过一句话。”
出嫁不到一个月，到大队开会，罗璇认识了大队会计，罗璇便缠着会计，要办离婚证明。那会计说：“结婚才一个月，离什么婚！”罗璇就给他讲了自己的情况，说：“完全是我母亲包办的，我根本就没有同意过，我刚满17岁。”石在田家，开始阻拦，后来就同意了。原因是，这一家人，经常晚上出去偷粮食、偷砍树木去卖。一天晚上，他们还强迫罗璇也上山去帮着他们抬偷砍的树子。天又黑，路又陡，心里又怕，罗璇跌了好几跤。回家后，罗璇就说：“你们偷，偷，偷！我要去告你们！”这回他们怕了。不敢为难罗璇。一天晚上，正在睡觉的罗璇，被吵闹声惊醒，原来这一家的老二去偷队里保管室的麦种被抓住了，罗璇想出去，房门被锁上了。院子里来了十几个人。第二天早晨，这一家人的蔬菜、家禽被生产队拿了个精光。罗璇也向生产队讲了他们经常偷盗的情况。
双方都同意离婚，大队和公社都办了手续，还必须到区里去办离婚证。这一家人住的地方——铁灌井，和研城的长河公社交界，到井研只有10里路，却属周坡区，离周坡区政府所在地有40里路。罗璇走到区政府门外，已经是吃过午饭的时间了。走到院子里，正见一个年轻姑娘一手拿碗一手拿筷子，埋着头走路。罗璇仔细一看，这不是五九初的凌淑贞吗？她就大喊：“凌淑贞，你怎么在这里？”凌淑贞停下脚步，扭头一看，迎过来说：“是罗璇呀，不是说你考上铁路校了吗？”罗璇拉着凌淑贞就泣不成声。凌淑贞惊愕地说：“怎么回事？”“我是来离婚的。”“你这么小的就结婚了？”罗璇说：“说来话长。”凌淑贞说：“到我屋里说，我在区里工作。”罗璇跟着凌淑贞到了她屋里。凌淑贞说：“请坐，还没有吃饭吧。我去打饭。”凌淑贞打饭去了，罗璇看这小屋，木板壁，一间小床，床上有蚊帐、被盖折叠得整齐，靠窗一张写字桌，上面放着些时事政治书。墙上贴着画。凌淑贞打来饭说：“没有菜了。倒了点酱油回来，你就将就吃吧。”罗璇接过饭，道过谢，边吃边讲自己的遭遇。凌淑贞听完，叹息说：“你这么小，就遇见这样的磨难。我支持你，坚决离！”
从此，罗璇为了离婚，在这40里山路上往来奔走。石在田要么不去，要么去了却不答应离。罗璇，要么是空跑一趟，要么是听区里调解。下雨天，打着光脚板，脚拇指上的皮都掉了。有一次，罗璇从区上回去，走到金紫，口渴得不行，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她走进饭店。服务员问：“打多少饭，吃什么菜？”罗璇说：“我没有钱，能给我一碗凉水喝吗？”那人看了罗璇一眼说：“行。”于是给她舀来一碗开水。罗璇说：“谢谢。”喝了开水，罗璇走到金峰，在饭店的板凳上坐着歇气。一个中年人向她走来，罗璇一看，是石家的一个老辈子。他喊二伯。这位二伯也在区里一个单位工作。二伯是支持她离婚的。罗璇说：“二伯，去哪里？”二伯说：“你不容易，今天请你吃一顿便饭。”他对服务员说：“请打三两米的饭，来一个素菜，我明天拿粮票和钱来。”罗璇吃过饭说：“二伯，感谢你。”她二伯说：“谁能不遇见一点困难呢，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嘛。”
罗璇逐渐弄清了石在田不答应离婚，是怕罗璇要分他的东西。罗璇就给石在田说：“我不会分你的东西，法庭要判给我，我们答应下来，我全部还你，走的时候，请借一床被盖给我，我以后还你。”石在田这才答应离婚。区法庭判定离婚的时候，那位干部却说：“你这么小，我们不放心，要等你娘家的母亲来，答应离了，带你回娘家，我们才敢让你们离婚。”罗璇说：“我个子长得小，但快满18岁了，就是我妈包办，才酿成了我的这场悲剧，我要是回家，母亲逼我再嫁怎么办？我决不能再回去过挨打受骂的日子。”区法庭，这才发给了离婚证。罗璇终于获得自由了。她接过离婚证，忍不住号啕大哭。
罗璇虽然离了婚，住哪里，却成了大问题。她的户口在铁灌井，但石在田有五弟兄，只有大哥分家时分得的半间堂屋还空着，她就搬到那里去住，她借了一张床，一床烂被子，还有一口破锅。她的三嫂子，送了他一个泡菜坛的盖子，还有一个缺，拿来当碗用。她向队里借了点粮食，算是暂时安顿下来了。他就每天早出晚归，挣工分吃饭。有一次，罗璇到井研赶集回来，见自己的床、被盖等东西都不见了。她去找到大哥，问：“谁搬走了我的东西？”他大哥说：“妈说，女人住堂屋不吉利。你已经不是这一家的人了，凭什么还住在我们石家！你的床，在草棚里。”罗璇知道，石在田的母亲，比她的母亲还横蛮不讲理，自己在铁灌井举目无亲，吵闹只有自己吃亏。只好去找自己的东西，竟然在离石在田家半里多路的草棚中。这种草棚，是守包谷和关鸡鹅鸭用的，立在荒地上，不到一人高，进门须低头。小棚子头上盖有稻草，可以遮雨；里面还有一张小床，可以睡觉；四面都是苞谷秆上下绑两根细竹子而做成的墙壁；门，就是一个空框。罗璇把床移了移，把东西捡顺，坐在棚里的床上，泪流满面。哭，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罗璇只得擦干眼泪，找来三个石头托起一口锅，到田里提水煮饭吃。
晚上很冷。罗璇先脱下棉衣盖在身上，再盖上被盖，然后蜷缩进被子里。月光白茫茫地照在身上，风从四面吹来，晚上冷得不能入睡。早晨起来一看，凡是自己的身子没有压着的地方，都被露水浸湿了。可是，连这样的窝棚，罗璇也只住了几天。一天，早饭后，石在田的弟兄和她的婆母，出现在了小棚外，他婆母说：“这个棚子，是我们石家盖的，我们要关鸭子。”罗璇说：“我的床和被子，放哪里？”“被子借给你，你带走，床和锅，我们要用！” “那我怎么办？”“你又不是我们石家的人，管你怎么办！”
罗璇见他们人多势众，只好捆起自己的被子提着三嫂子给的坛盖子走路。他想起了石家远房的一个大奶奶，人很慈祥，就去求她。那老人叹口气说：“作孽啊，你就住我家吧。”谁知才住了两天，老人就赶她走了，说：“本来我是要让你住的，石在田的母亲来找我了，这个队谁敢得罪她！我们家是要在这里长住的，你还是行行好，搬走吧。”罗璇听老奶奶这样说，只好又捆起被盖，提着三嫂子给的坛盖子，走人。
罗璇在溪边徘徊，怎么办？小溪对面两间草屋进入了她的视线。她去过这一家，这是一户地主，户主名叫余淑群，她男人在土改时吊死了，留下一儿两女。她家还有一间废弃的牛圈。罗璇决意去求求她。罗璇提着行李，找到了她，说：“大嫂，求你救救我。” 余淑群，四十来岁，长得瘦高，她吓得魂不附体，语无伦次地说：“敢，哪敢，我哪敢留留，留你。”罗璇说：“求大嫂了。我就住你们家废了的牛圈。石家的人如果找你，你就说是罗璇自己住进去的，我哪敢管她！”余淑群脸色惨白，她的两个女儿，都十五六岁了，说：“就让罗姐姐住吧。”余淑群沉默了好一阵，罗璇又说了许多好话，她才说：“就住吧。”
这个牛圈，三面有墙，前面只有半截墙，余淑群的孩子们帮着她打扫干净后，罗璇先在半截墙上加了半截玉米秆，然后去请示了队长，上山去砍来小柏树，绑了一间床。又用三元钱向一家孤儿三姐妹，买了一个柜子。锅灶，就用余淑群的，她们家煮了，罗璇再煮。罗璇这才算安顿下来。每一顿她只有8钱米，两把苞谷面。红苕出来之后，每顿有三四个红苕可吃。罗璇本来是很活泼的，喜欢唱歌跳舞，还会倒立、翻跟斗。生活虽然苦，但毕竟有了自由之身，栖居之所，渐渐的又显出了少女天真活泼的天性，生产队的人，都喜欢听她唱歌，请她教歌。罗璇就在这里步入了她人生的新里程，不久就成为了人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