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鉴于本朝“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像汉唐那样以初起之地或始封之邑为名，都不足以显示其盛大，最终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
忽必烈是少数能重视汉文化，推崇儒术的蒙古统治者之一。其在位期间，建立了包括行省制在内的各项制度，加强对边疆的控制，注重农桑，倡办学校，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 但其频繁的对外征战，以及对大量蒙古旧制的保留，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矛盾，为元朝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
刘秉忠自幼聪颖，八岁入学就能日诵文数百言。十三岁在帅府做人质，十七岁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便于就近奉养其亲。刘秉忠为令史时常郁郁不乐，一日感叹道：“我家世代为官，难道我宁愿沦为书记小吏吗？大丈夫生不逢时，只有隐退以待时而起。”便弃官隐居于武安山中。若干年后，他被天宁寺的虚照禅师收为徒弟。后又云游云中，留居南堂寺。
乃马真后元年（1242年），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奉蒙古宗王忽必烈之诏前往和林。路过云中时，海云听闻刘秉忠博学多才，遂邀他同行。刘秉忠拜见忽必烈后，讲述佛法大意，忽必烈甚为称赞，多次垂询。刘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其深入研究《易经》及宋邵雍《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不精通，天下事了如指掌。忽必烈对刘秉忠甚是宠爱，海云返回南方后，刘秉忠就留在忽必烈的府邸供职。
在此期间，刘秉忠多次上书，建议忽必烈，要正纪纲，行法度，使天下可不劳而治。广开言路，鼓励直言。明君要分辨君子和小人，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对天下之民多施教化，不许下级官员随意定罪，死罪须上报听候断决。办学校，实行科举制，引导开国功臣的子孙入学校，选用有才能者。
忽必烈对他的这番议论，甚为赞赏，均加采纳。这些也促使忽必烈提出宽刑慎法作为元朝刑法的指导思想：“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
至元十一年（1274年），刘秉忠扈从忽必烈至上都，在南屏山的精舍清修。八月，刘秉忠忽然无病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九岁。忽必烈闻讯大为震惊，对群臣说：“秉忠为朕尽忠三十余年，小心谨慎，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学问之深，惟朕知之。”下令出内府钱助丧，派礼部侍郎赵秉温护送灵柩，葬于大都，后移葬到刘秉忠的故乡。
刘秉忠的诗词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雄心壮志和理想的人。
《木兰花慢·混一后赋》：望乾坤浩荡，曾际会，好风云。想汉鼎初成，唐基始建，生物如春。东风吹遍原野，但无言、红绿自纷纷。花月留连醉客，江山憔悴醒人。
龙蛇一屈一还伸，未信丧斯文。复上古淳风，先王大典，不贵经纶。天君几时挥手，倒银河，直下洗嚣尘。鼓舞五华鸑鷟，讴歌一角麒麟。
《诉衷情》：山河萦带九州横。深谷几为陵。千年万年兴废，花月洛阳城。图富贵，论功名。我无能。一壶春酒，数首新诗，实诉衷情。
公元1275 年，马可·波罗历经约四年艰辛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元朝的首都，觐见了元世祖忽必烈。
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9月7日不幸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斯蒂谦，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神往。
盛世之下，元朝却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稳定的统治体系，社会矛盾不断滋生，“忽里台悖论”下的元朝统治阶级也内乱不断。
公元1329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张养浩被任命为陕西行台中丞以赈灾民。他命驾西秦过程中，亲睹人民的深重灾难，散尽家财，尽心尽力去救灾。在此之间，他写下了《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张养浩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劳疼而卒。
公元1351年，黄河在开封一带决堤，沿河州县，田园房舍淹没。而官府不管，百姓只好四散逃荒，好不凄凉。
王冕南归的途中见此光景，内心苦楚，就对他的朋友张辰说：“黄河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我也只好南归，以遂吾志。”
王冕回家后，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茅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尝仿《周礼》着书一卷，坐卧自随，秘不使人观。更深入寂辄挑灯朗讽，既而抚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
右丞相脱脱“慨然有志于事功”，他毛遂自荐，向元顺帝请求让自己来负责治理黄河之事。但反对派还是很多，于是脱脱命工部尚书成遵与大司农秃鲁前去实地考察。二人沿着黄河行走数千里，测量河岸之深浅，并“博采舆论”，回来后宣布“河之故道断不可复”，并且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来警告说：“山东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众于此地，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
脱脱听后大怒，骂道：“汝谓民将反耶！”有人劝告成遵说：“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责，公勿多言，幸为两可之议。”然而成遵还是本着良心说：“腕可断，议不可易”，于是脱脱便将其贬官离京，让贾鲁继任工部尚书，治理河道。
之后强行征发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等十三路军民共计17万人治理黄河，最终在五个月时间内，通过开凿280里新河道，使黄河得以重新舍弃淮河入海。
尽管贾鲁成功治理黄河，但是由于此次治河工程工期紧、人数众，且元朝政府国库空虚，只能继续滥发纸币来支付工资，这就使得聚集起来的17万军民，逐渐酝酿成了动乱的导火索。
就在治河工程进行时，信奉白莲教的韩山童和刘福通一起，到处散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同时在河道中埋设一石人，背刻“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字样，等到石人被挖出后，韩山童和刘福通随即趁着人心浮动，在河南颍州发动起义。
元朝末年的民谣是这样传唱的：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公元1355年，刘福通于安徽亳州市立韩山童的儿子为“小明王”，建国号“大宋”。
公元1359年，朱元璋以兵请王冕为官。冕以出家相拒，并扩室为白云寺。旋卒于兰亭天章寺。
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 ，定都南京。
明朝的国号“大明”由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源于明教的“明王”，一种说源于明朝接续元朝，按道统的承接，明朝极有可能选自《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
朱元璋的军事能力毋庸置疑，对形势的判断和战术选择都很厉害，在战略上极少犯错误，比神机妙算的刘伯温也不遑多让。他称帝后，也经常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
《皇明宝训》：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
朱元璋执政初期，励精图治，勤政爱民，礼贤好学，妥妥一副明君的姿态。
宋濂把他比作圣人：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公元1370年，朱元璋认为当元末农民起义四处爆发的时候，蒙元在各地缺少强有力的藩卫。有鉴于此，他就作了封藩的安排，立朱标为皇太子，然后把各个小儿子封到各地当藩王。为此，朱元璋还做了特别声明：“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公元1373年，胡惟庸任右丞相。
《明史·列传·卷十六》：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挟前憾，使吏讦基，谓谈洋地有王气，基图为墓，民弗与，则请立巡检逐民。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基惧入谢，乃留京，不敢归。未几，惟庸相，基大戚曰：“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忧愤疾作。八年三月，帝亲制文赐之，遣使护归。抵家，疾笃，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又谓次子璟曰：“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时，惟庸以医来，饮其药，有物积腹中如拳石。其后中丞涂节首惟庸逆谋，并谓其毒基致死云。
公元1375年，刘基于农历四月十六卒于故里，享年六十五岁。
刘基自幼博览经史及天文、历法、兵法、性理诸书，尤精象纬之学。元至顺四年（1333年），举进士。授江西高安县丞。后任江西行省职官掾史、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浙东元帅府都事、江浙行省都事、郎中等职。因遭排挤愤而辞官，归隐家乡青田山中，发愤而着《郁离子》。书成不久，他即出山离家，成为朱元璋的亲信谋士，协助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
《郁离子》，郁，有文采的样子；离，八卦之一，代表火；郁离，就是文明的意思，其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抵文明之治。
《郁离子》不仅集中反映了作为政治家的刘伯温治国安民的主张，也反映了他的人才观、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文学成就、道德为人以及渊博学识。在写作《郁离子》的过程中，刘伯温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对社会政治方面的看法及主张更加成熟，也更加系统。
盗子问于郁离子曰：“天道好善而恶恶，然乎？”曰：“然。”曰：“煞则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恶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飞者，乌鸢多而凤凰少，岂凤凰恶而乌鸢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岂麒麟恶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岂稻粱恶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竖立者，奸宄多而仁义少，岂仁义恶而奸宄善乎？将人之所谓恶者，天以为善乎？人之所谓善者，天以为恶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听从其自善恶乎？将善者可欺，恶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乱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与小人争，则小人之胜常多，而君子之胜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恶恶而若是戾乎？”郁离不对。盗子退谓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于天也，而今也辞穷于予矣。”
或问胜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从胜德？曰：“大德胜小德，小德胜无德；大德胜大力，小德敌大力。力生敌，德生力；力生于德，天下无敌。故力者胜，一时者也，德愈久而愈胜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为能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穷，而力可困。”
郁离子曰：“民犹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抟而聚之耳。尧、舜之民，犹以漆抟沙，无时而解。故尧崩，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驱而令肃之也。三代之民，犹以胶抟沙，虽有时而融，不释然离也。故以子孙传数百年，必有无道之君而后衰，又继而得贤焉则复兴。必有大无道如桀与纣，而又有贤圣诸侯如商汤、周武王者间之而后亡。其无道未如桀、纣者不亡；无道如桀、纣，而无贤圣诸侯适丁其时而间之者亦不亡。霸世之民，犹以水抟沙，其合也若不可开。犹水之冰然，一旦消释，则涣然离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犹以手抟沙，拳则台，放则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责于民曰是顽而好叛。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郁离子曰：“世之抱一隅之闻见者，何莫非是哉！是故众醉恶醒，众贪恶廉，众淫恶贞，众污恶洁，众枉恶直，众惰恶勤，众佞恶忠，众私恶公，众嫚恶礼，犹鸱鸮之见人而赫也。故中国以夷狄为寇，而夷狄亦以中国之师为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贵大同也。”
郁离子曰：“治天下者其犹医乎。医切脉以知证，审证以为方。证有阴阳虚实，脉有浮沉细大，而方有汗下、通便、补泻、针灼、汤剂之法，参、苓、姜、挂、麻黄、芒硝之药，随其人之病而施焉，当则生，不当则死矣。是故知证知脉而不善为方，非医也，虽有扁鹊之识，徒哓哓而无用；不知证不知脉，道听途说以为方，而语人日我能医，是贼天下者也。故治乱证也，纪纲脉也，道德、政刑方与法也，人才药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质；殷之政尚质，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汉承之以宽大，守之以宁壹。其方与证对，其用药也无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鲜矣。”
郁离子曰：“膏粱可以易豆羹，狐貉可以夺缊絮，民情之常也。是故膏粱不足，豆羹可也；狐貉不足，缊絮可也。野鸟系于笼中而驯者食也。笼中之不如山薮，入其笼者知之。有童子侧木檠而设食以诱鼠，多获鼠。一夕，逸其一，遂不复获鼠。今使持槲叶之衣，麦麧之饼，而招于市曰：‘舍尔室，捐而服，而来与我共此。 ’则虽其子亦走而避矣。是故不情之事，大人不为之。”
或问于郁离子曰：“井田可复乎？”郁离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乱则可也。夫民情久佚则思乱，乱极而后愿定。欲谋治者必国民之愿定而为之制，然后疆无梗，猾无闾。故令不疚而行。”是故圣人与时偕行，时未至而为之，谓之躁；时至而不为之，谓之陋。今民风不淳，而古道之废兴，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戡大乱，则井田亦可复也。
郁离子曰：“劝天下之作乱者，其招安之说乎。非士师而杀人，谓之贼；非其财而取诸人，谓之盗。盗贼之诛，于法无宥。秦以苛政罔民，汉王人关尽除之，而约三章焉：杀人、伤人及盗而已。秦民果大悦归汉，汉卒有天下。繇是观之，岂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于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杀之权，使之禁暴诛乱，抑顽恶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乱不诛，顽恶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从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禄，华之以宠命，假之以大权，使无辜之民不可与共戴天者，释其雠而服事焉，是诚何道哉！遂使天下之义士丧气，勇士裂眦，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禄，故曰劝天下之作乱者，招安之说。而世主弗寤也，悲夫！”或曰：“然则舞干羽而苗格，非与？”曰：“甚哉！俗儒之梏于文以误天下也。《舜典》曰：‘窜三苗于三危。’又曰：‘分北三苗。’夫窜与分北，皆非抚纳降附之词也，则岂因其来格而遂为之哉？非人情也。圣人岂为之？必也以兵临之，而后分北。其来格者安之，顽不悛者窜之耳。又况干羽，非特文舞，则非曰诞敷文德，而遂弛其伐苗之谋，明矣。《皋陶》曰：‘苗顽弗即工，帝念哉，念兹在兹。’则有虞之君臣，不顷刻而忘苗，可想而见，岂若后世衰微偷情之君臣，以姑息为幸，而以劝贤之爵禄，劝天下之大憝哉！”盗犨盗犨以如芒之钩，系八尺之丝，构牛舌而牵之，宵夜而牛随之行，莫之违也。故世之善盗牛者称犨焉。郁离子曰：“是所谓盗道也。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机而运之，蔑不从矣。”石羊先生曰：“此古人制盗之道也，今人弗能也，盗用之矣。”
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
郁离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数者可也。故铸钱造币虽民用之所切，而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权以行世。故其禁虽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己也。若盐则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则可食，不必假主权以行世，而私之以为己，是与民争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则 ‘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先王之禁亦过与？”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将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异矣，矧百亩之田无家不受，而不饥不寒乎？”
刘伯温立足民生的政治、经济思想即使今天也有很多借鉴意义。
公元1380年，涂节上书举报胡惟庸谋反，胡惟庸以谋反罪被处死。胡惟庸被杀后，明太祖遂罢宰相，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一举措对以后500余年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神机妙算的刘伯温似乎早就算到了胡惟庸的结局。
《明史·列传·卷十六》：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
公元1381年，宋濂因病逝于夔州（今重庆奉节），享年七十二岁。宋濂堪称人臣典范，可是他心中的“圣人”，还是要把他斩草除根，经马皇后及太子朱标力保，才得免一死，徙至四川茂州安置，卒于徙途。临终时，正坐敛手而逝，想必此刻的他对天道人心的理解应该已经超然物外，安之若命。
宋濂对于佛、道二氏，尤其对于佛教典籍，也曾潜心研究，并多所汲取。在天道自然观方面，他借用医家与早期道家所使用过的“气母”即“气者生之母”的说法，认为宇宙的升降运动和四季庶物的欣荣藏息，是“气母”即“元气”运行的缘故。这种“气母”或“元气”，“其出无根，其人无门”，无涯无际，人们虽不能觉察它，但它确实存在。宋濂认为，理，亦即天地之心，是绝对的，它通过元气而致有万物和运动。自然界所以充满生机，就是因为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心”通过元气在起作用。他认为，求道问学，修养道德，就在于体认和获得这个“天地之心”，而使“吾心”能够“冲然”、“渊然”、“浑然”、“凝然”、“充然”。苟能如此，人便能与天地并运，与日月并明，与四时并行，于是便实现了“君子之道”。
对于“吾身之心”，宋濂称之为天下“至宝”，因而人“心中自有圣人”，不劳外慕，关键在于如何去“识心”、“明心”。而“识心”、“明心”的方法则为不断克除“人伪”，做到“存心”。克除“人伪”之法又在于学，学的内容就是记录圣人之心的六经。同时，宋濂也曾谈到格物致知，但未论述其具体的方法、步骤，而更热心于倡导佛教破二边的不二法门，以佛教为“人道之门”。因而宋濂之学兼有朱学、陆学的特点，并受佛学的影响。
方孝孺：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识可以鉴一世，而举世不能知公之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获终于正寝。德可以涵濡万类，而不获盖其后昆。公之所能者，皆众人之所难勉，而未尝自以为足。其所遇者，皆众人之所难处，则快然委命，而不置乎休戚。此公所以跨越前古，拔彚超伦，控宇宙而独立，后天地而长存者乎？
公元1392年，朱标患病去世，同年九月，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
朱标的去世对整个明王朝的政治格局影响巨大，改变了大明王朝甚至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
为了朱允炆更好的当政，朱元璋又对开国功臣下手了。
公元1393年，蓝玉以谋反罪被杀，剥皮实草，传示各地。究其党羽，牵连致死者达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玉案”。
公元1398年，朱元璋驾崩于应天皇宫（南京故宫），下遗诏：“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丧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
朱元璋早年的悲惨经历，让他对人性恶的一面有深入骨髓的认识，即使当皇帝后，除了最亲近的马皇后和朱标以外，几乎不信任任何人。估计他一直怀疑刘伯温对他的诚意，所以封刘伯温为诚意伯。的确，刘伯温当过元朝的官，也当过明朝的官，他不忠诚于元朝，也不忠诚于明朝，他忠诚于他心中的道德。
朱元璋经历过社会失序的战乱年代，所以对秩序有近乎疯狂的渴望，当皇帝后，无时无刻不在研究如何制定制度维护秩序，在实行《大明律》、《大诰》之后，还专门设立锦衣卫，并且授予锦衣卫侦查、逮捕、审判和惩罚罪犯的权力，监视大臣，实行特务统治。
公元1398年，明惠宗朱允炆即位，史称建文皇帝。
建文皇帝即位之初，一改洪武之苛政，亲贤好学，于典章制度锐意复古。大赦天下，重农桑，兴学校，考察官吏，更定内外大小官制。旌表节孝，赈济灾民 。建文元年（1399年），用齐泰、黄子澄之计削藩，以加强中央集权。实施削藩后，导致湘王自焚，齐王、代王、岷王被废。七月，燕王朱棣借口“清君侧”起兵，发动“靖难之役”。
公元1402年，京师被攻陷，朱允炆从此下落不明，一说在宫中自焚而死。一说从地道出逃，改换僧装，在各地流浪。
当初，朱棣率军从北平出发时，姚广孝把方孝孺托付给朱棣，说；“南京城攻下之日，他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种子就灭绝了。”朱棣点头应承。朱棣想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不愿意，朱棣发怒，命令将方孝孺车裂于街市，还将方孝孺“灭十族”。
《深虑论》：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豫让论》：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令人唏嘘的是，方孝孺写了《深虑论》却没有制胜之策，写了《豫让论》，最后还是和豫让一样为忠诚而死。智伯的失败在于刚愎自用，建文帝算是从善如流了，可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呢？
张廷玉：帝王成事，盖由天授。成祖之得天下，非人力所能御也。齐、黄、方、练之俦，抱谋国之忠，而乏制胜之策。然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是岂泄然不恤国事而以一死自谢者所可同日道哉！由是观之，固未可以成败之常见论也。
朱棣的性格最像朱元璋，但是无论能力，胸襟和气量都比朱元璋差很多，朱元璋大肆杀戮，是为了给子孙留一个太平江山，也希望他的继承人仁明孝友，施行德政，以安吾民。可朱棣大肆杀戮，完全就是为了他的政治野心，为了巩固权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朱棣即位后，首先就是将陆续捕获的建文王朝旧臣以残酷的刑法一一杀戮，甚至还诛灭三族。旧臣景清在朱棣即位后，刺杀朱棣未成，结果被朱棣剥皮，悬于城门上，并将景清全家诛杀，而且还株连左邻右舍，甚至连他出生的村子也都斩尽杀绝。这种空前绝后的大清洗，史书称之为“瓜蔓抄”，先后被杀的人达数万之多。
刘伯温之子刘璟后因对明成祖直言：“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被捕入狱，在狱中自缢。
其后，朱棣诏告天下：建文时期更改的成法，全部恢复旧制。
其后，继续实行削藩政策，加强中央集权；恢复了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设立东厂，合称厂卫机构，天下臣民都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
按照朱棣的秉性和能力，加上朱元璋对藩王的约束防范，藩王造反是很难成事的，但是朱允炆这边昏招频出，再加上老天爷派了妖僧姚广孝来协助朱棣造反，所以造反成功了。
《明史·姚广孝传》：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夺诸王。周、湘、代、齐、岷相继得罪。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
姚广孝是否知道天道，我不清楚，但是他一定对自己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他对形势的判断和战略部署也很准确。
姚广孝早年出家为僧。通儒、道、佛诸家之学，善诗文。1382年，朱元璋选高僧侍诸王，为已故马皇后诵经荐福。姚广孝以荐入选，随燕王朱棣至北平住持大庆寿寺。从此经常出入燕王府，参与夺位密谋，成为朱棣的重要谋士。朱棣“靖难”称兵前，他曾多次为朱棣出谋划策。
《明史·姚广孝传》：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见之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
姚广孝这个人很奇怪，他造反，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了造反而造反，可能他觉得他就是带着造反的使命而来，即使生灵涂炭也要造反，造反成功了，他也完成了使命，于是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姚广孝晚年着有《道余录》，反驳过往的儒者，也解释他心中的道德性命。
逃虚曰：明道既言道即是性，性岂有好不好耶？此妙真如性，本然清净，岂容外物之所污染？故佛以莲华为喻，莲华生于淤泥中，而不被淤泥之所污染，此妙真如性，在众生烦恼心中，而不被烦恼之所浊乱。
古亦有释氏，时或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谈性命道德，先驱了知者，才愈高明而陷溺愈深，明道何其言之谬也！乌有才高明被惑而陷溺愈深者哉！岂不知颜子默识，曾子一唯，因其资性高明，便领得圣人之说，其次者则不能也。如佛在灵山会上，百万人天众前，拈起金波罗华，惟迦叶破颜微笑，余众罔措，所谓才高明而陷溺愈深者，其谬甚矣！大凡从圣人之学者，不谈性命道德，谈声色势利可乎？声色势利有害于人，非士君子之所谈也。性命道德是本分事，不可一日无者，何害于事？
公元1424年，朱棣在北征返师途中病死，明仁宗朱高炽即位。
朱棣想效仿同样靠不正当手段登基的唐太宗，可惜无论是气量还是能力都差了不少。五征蒙古、出兵安南、派郑和下西洋以及迁都北京等都耗费了很大国力，削藩对宗室实行的“养猪”政策，也是后患无穷。
朱高炽在位期间为政开明，发展生产，与民休息。赦免了明惠宗朱允炆的许多旧臣，平反了许多冤狱，废除了许多苛政。调整统治机构，提高阁权，使内阁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重要机构。洪熙还一改永乐时的暴政，他褒奖直言，虚怀纳谏 。在军事上，修整武备，停止了永乐时期的大规模用兵。天下百姓得到了休息，为“仁宣之治”的延续打下基础。
公元1470年，唐寅出生了。
唐寅的父亲经营一家小酒馆。其父让他读书求取功名，唐寅不负父望，十六岁中苏州府试第一，二十八岁时中南直隶乡试第一，次年入京应战会试。因弘治十二年（1499年）科举案受牵连入狱，被贬为吏，从此唐寅丧失进取心，游荡江湖，埋没于诗画之间，终成一代名画家 。
唐伯虎天资卓越，才华出众，有理想抱负，但是他的命真不好，不幸多故，哀乱相寻，父母妻子，蹑踵而没，丧车屡驾，黄口嗷嗷。不幸的遭遇让他二十六岁就有白发。
好不容易振作起来潜心读书，博取功名，又受到科举案牵连，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身贵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洟泗横集，而后昆山焚如，玉石皆毁；下流难处，众恶所归。
唐伯虎虽然为人轻浮，放荡不羁，明何尝负朋友？幽何尝畏鬼神？兹所经由，惨毒万状。眉目改观，愧色满面。衣焦不可伸，履缺不可纳；僮奴据案；夫妻反目；旧有狞狗，当户而噬。反视室中，甂瓯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长物。西风鸣枯，萧然羁客；嗟嗟咄咄，计无所出。将春掇桑椹，秋有橡实，余者不迨，则寄口浮屠，日愿一餐，盖不谋其夕也。
哀哉哀哉！此亦命矣！“存天理，灭人欲”的专制统治下，这位天才的命运悲剧似乎早就写好了。
《桃花庵歌》：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公元1524年，唐寅在贫病交加中去逝。
《临终诗》：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
和唐伯虎同年出生的文征明，就比他命好多了。
文徵明出生在苏州府长洲县（今苏州市）德庆桥西北曹家巷的一户官宦人家。8岁的文徵明还不会说话，有人怀疑他是个白痴，但父亲文林却很看重他，认为他会大器晚成。11岁的文徵明开始会说话，于是就读外塾。
文征明虽然愚钝，但是一直有他爹给他保驾护航，给他最好的父爱，一直鼓励他，为他请最好的老师，这让他潜心专研，最终在艺术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文征明不懂什么人情世故，已没有被世俗的名利所牵制，他父亲是个人精，文徵明写信给唐寅：我父亲说\"子畏之才宜发解，然其人轻浮，恐终无成；吾儿他日远到，非所及也。\"。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二月二十，为御史严杰母书写墓志，没有写完就离开了人世，享年九十。
文征明之所以能在艺术上取得成就，还能明哲保身，安享晚年，他的父亲功不可没。
公元1472年，王守仁出生了。
王守仁作为明代理学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阳明心学在明代中期广泛传播。
明代的理学完全曲解了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变成“存天理，灭人欲”，人的欲望怎么可能灭掉嘛！孔子都知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永乐年间，在朱棣的御临下，以程朱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即所谓“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作为治国齐家的统一法理和准则。程朱理学遂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明代中期，王学崛起并得到广泛传播。朱学虽然也还是官方哲学，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王守仁学凡“三变”（“泛滥于词章”、“遍读考亭遗书”、“出入佛志”为前三变；“以默坐澄心为学的”、“专提改良知三字”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是后三变），最后建立了心学体系。其学说集宋明理学史上心学一派之大成，达到了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高峰。王守仁心学的主要论题有三：一曰心即理；二曰知行合一；三曰致良知。这三个论题都围绕发明本心的良知这一中心思想。可见，他的思想渊源上承陆九渊立大本，发明本心的统绪。由于王守仁事功赫奕，弟子众多，于是王学得到广泛传播。
公元1529年，浑身溃烂的王守仁说出了自己一生中最后八个字：“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间。
人的认知随时都在变化，怎么才能做到知行合一呢？什么是良知，什么是光明？就拿阳明心学很流行的日本来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曾经也觉得是带着良知和光明来的。
公元1524年，明世宗钦定大礼，标志着明代皇权从武宗完全流向世宗，至此，明武宗时代基本结束，嘉靖革新时代真正到来。明世宗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已很紧张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
公元1547年，朱纨任提督浙江、福建海防军务，巡抚浙江，防御倭寇。
《明史·朱纨传》：纨执法既坚，势家皆惧。贡使周良安插已定，闽人林懋和为主客司，宣言宜发回其使。纨以中国制驭诸番，宜守大信，疏争之强。且曰：“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寇之盗尤难。”闽、浙人益恨之，竟勒周良还泊海屿，以俟贡期。吏部用御史闽人周亮及给事中叶镗言，奏改纨巡视，以杀其权。纨愤，又明年春上疏言：“臣整顿海防，稍有次第，亮欲侵削臣权，致属吏不肯用命。”既又陈明国是、正宪体、定纪纲、扼要害、除祸本、重断决六事，语多愤激。中朝士大夫先入浙、闽人言，亦有不悦纨者矣。
纨前讨温、盘、南麂诸贼，连战三月，大破之，还平处州矿盗。其年三月，佛郎机国人行劫至诏安。纨击擒其渠李光头等九十六人，复以便宜戮之。具状闻，语复侵诸势家。御史陈九德遂劾纨擅杀。落纨职，命兵科都给事杜汝祯按问。纨闻之，慷慨流涕曰：“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制圹志，作绝命词，仰药死。
公元1644年，李自成兵临北京，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今景山）。
朱由检自谓“朕非亡国之君”，将亡国归咎于“诸臣误朕”，后世亦不乏对他的同情与肯定。然而也有观点认为，朱由检志大才疏，存在刚愎自用、急躁多疑等性格缺陷，对明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明末社会动荡，天崩地解，王学衰微。方以智及“易堂九子”，对理学有所讥评，进行反思，由此产生了对理学的重新认识。明末清初随之兴起了以颜元为代表的事功之学；王夫之为代表的总结诸子百家之学的哲学思想；出现了探讨理学产生和发展的专门着作，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堪称为杰作，兴起了以顾炎武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考据文学，对理学重视概念争辩而脱离社会实际的空虚迂阔学风有所批评，于是理学衰微，实学兴起。
公元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国， 建元天命，国号金。
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
公元1644年，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多尔衮率领清兵入关。
公元1729年，雍正帝为及时处理西北军报始设军机房，1732年改称军机处 。
公元1737年，乾隆服满亲政，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自请罢职，恢复军机处名称，自此遂成定制，军机处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核心权力机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几乎可忽略不计，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顶峰。
最开始从一个部落的奴隶制度，到类似分封制的八旗制度，再到继承元明的中央集权制度，清朝一个朝代几乎走完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制度演变，在这过程中，还优化了元明遗留的制度问题。清朝是一个没有外戚干政，没有宦官干政，没有北方游牧威胁，没有藩王造反，没有权臣篡位的朝代，几乎建立了最完善的封建专制制度。
可是大洋彼岸的英国在此期间，已经结束了封建专制制度，走上了民主道路。
就在这时候，猫拉完屎，虽然埋在猫砂里，可还是有一阵臭味传来，大哥闻到臭味，就让我去把猫屎铲了。铲完猫屎后，我突然想起新中国初期曾经彻底解决了黄赌毒社会问题，希望从那段历史中寻找答案，发现这是社会问题，必须与之适应的社会治理方式才会有效果。
毕竟戒赌失败那么多次，我已经对靠自己意志力戒赌不抱希望了。可是不戒赌我的人生是没有希望的，闲得无聊，写了一首《桂枝香·闲来怀古》
御神观复，正大道衰微，名实不副。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逐。熬夜网赌伤身体，背时运，还把钱输。何惧于物，浑沌倏忽，自然有无。
常言道，人心不足。叹道德性命，知向何处。天下有道，何须权势法术。伤心古人意踌躇，兴亡俱是百姓苦。圣人何处，善利万物，归真返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