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掉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王朝——秦朝。
《史记》记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於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
公元前210年，始皇帝病死，胡亥在赵高和丞相李斯的扶植下，得立为太子，并承袭帝位。
赵高几乎以一己之力说服了胡亥和李斯废适立庶，他对人性趋利避害的本性可见一斑。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的反秦起义。
公元前202年，刘邦赢得楚汉之争，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而个大统一王朝——汉朝。
汉初三杰，张良、萧何崇尚黄老之学，韩信崇尚治军严明，以奇用兵。
西汉初年，黄老学说受到重视，讲究政治上无为而治；经济上轻徭薄赋；思想上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
汉高祖刘邦也不喜儒学。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馀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原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原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击布军会甀，布走，令别将追之。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後，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刘邦从一个斗鸡走狗的布衣，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完成了当初“大丈夫当如此”的梦想，其胸襟和气魄可谓恢弘广大，成就了大汉几百年的基业。
公元前157年，汉景帝刘启即位。
刘启10岁时被立为太子，期间误杀刘濞之子，被刘濞怀恨在心，暗中伺机谋反。后元七年，汉文帝逝世，刘启登基为帝。即位初期，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削夺各诸侯王的封地。景帝三年，刘濞联合六位诸侯王，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后刘启杀掉晁错企图平息叛乱无果，又任命周亚夫为将，历时三月平定叛乱。
刘启继承汉文帝黄老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重农抑商，轻徭薄赋，实行三十税一，厉行节俭，减轻刑罚，振兴文教，略修礼仪。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於首；履虽新，必关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後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继位。
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对汉武帝说，现在推荐的官员，都是喜欢法家的思想，但不利于统一思想，他们的言论经常有扰乱舆论的危险。汉武帝于是让各地官员推荐懂得儒家思想的人，他亲自主持考试。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问题时，回答得非常好。从此，汉武帝就开始重视儒生了，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有的还做了丞相。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古代的封建正统思想就开始确立了。
董仲舒关于人性品级和本质的理论。三品，三个品级，指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不教而善，中民之性待教而善，斗筲之性教而不善。董仲舒性三品论是在继承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基础上，将人性论纳入其阴阳两分的天人哲学体系之中，而提出的性情二元、质分三等的观点。董仲舒对人性本质的看法，就先天本性而言，与先秦告子和荀子的看法相近。
《春秋繁露》曰：气之清者为精，人之清者为贤，治身者以积精为宝，治国者以积贤为道。
汉武帝时，就开始关注土地兼并的问题。
初，董仲舒说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公元前74年，汉宣帝刘询即位。
汉宣帝幼年遭受巫蛊之祸，生长于民间。元平元年（前74年），昌邑王刘贺被废，大将军霍光拥立他为帝，改名刘询。
《汉书·元帝纪》载：宣帝的太子刘奭“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日：‘乱我家者，太子也!”’
公元前53年，儒家代表人物扬雄出生了。
扬雄少年好学，不为章句之学而博览多识，沉默好思。40岁后始游京师，以辞赋而闻名。得到汉成帝的重视，任给事黄门郎，结交王莽。扬雄历成、哀、平三世，不能升迁。王莽篡位后，扬雄校书天禄阁，因符命案受牵连，被迫投阁，未死。后复召为大夫。天凤五年（18年），去世，时年七十一岁。
扬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根源的学说，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
《太玄经》：驯乎玄，浑行无穷正象天。阴阳（土比），以一阳乘一统，万物资形。方州部家，三位疏成。曰陈其九九，以为数生，赞上群纲，乃综乎名。八十一首，岁事咸贞。
扬雄认为人之性的善恶混。
《扬子法言·修身》：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
《扬子法言·君子卷》：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
扬雄认为治国还是儒家礼乐好，他反对秦晋法家把人当牛马的治国方式。
《扬子法言·问道卷》：圣人之治天下也，碍诸以礼乐，无则禽，异则貊。
公元9年，王莽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入高祖庙拜受，御王冠即天子位，改国号为“新”。
王莽作为当时的道德完人，受到全国上下各个阶层狂热的支持。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选”皇帝，在万众期待中称帝。他称帝后，扬雄专门写了《剧秦美新》来夸他。
王莽登基后，进行了托古改制，下令变法。王莽将全国土地改为“王田”，限制个人占有数量；奴婢改称“私属”，均禁止买卖；各家超出土地规定的，要把地分给九族或邻里；无田的人家按照一夫百亩的标准受田；违抗不遵者流放远裔。次年，王莽又下诏推行五均六筦，以控制和垄断工商业，增加国家税收，并由国家经营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业，不许私人经营。
在王莽推行新政时，屡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害出现，由于王莽改制不仅没能缓和社会矛盾，反而造成了天下剧烈动荡，国库也耗费殆尽无法拨款赈灾，造成了民众生存难以为继。因此于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时，各地农民纷起，其中形成了赤眉军和绿林军两大军事势力。
莽自知败，乃率群臣至南郊，陈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即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又作告天策，自陈功劳，千余言。
公元23年，王莽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
王莽是个理想主义者，为了实现儒家理想的大同社会，可谓是费尽心机，他真的想解决当时社会的问题，然而结局令人唏嘘。
公元25年，刘秀正式称帝，重建大汉王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王朝。
刘秀即位后，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的权限和地位。刘秀采取诸多措施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
东汉未能解决西汉的土地兼并问题，但是战乱死了很多人，减缓了人地矛盾。
公元27年，王充出生了。
王充出身细族孤门，自小聪慧好学，博览群书，擅长辩论。
王充提出“无神论”，构建了相对系统的无神论思想体系，试图唤醒当时的百姓，打破人们对谶纬神学和鬼神迷信的盲目信任，引导人们回归现实，以促进社会生活的正常化。 作为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与发展者，其思想以道家自然无为为立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以“气”为核心范畴，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并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其思想虽属于道家却与先秦的老庄思想有严格的区别，虽是汉代道家思想的主张者但却与汉初王朝所标榜的“黄老之学”以及西汉末叶民间流行的道教均不同。
《论衡·自然篇》：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
《论衡·辨祟篇》：人，物也，万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于天，禀气于元，与物无异。
《论衡·本性篇》：情性者，人治之本，礼乐所由生也。
人禀天地之性，怀五常之气，或仁或义，性术乖也；动作趋翔，或重或轻，性识诡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长或短，至老极死不可变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若反经合道，则可以为教；尽性之理，则未也。
《论衡·须颂篇》：治有期，乱有时。能以乱为治者优，优者有之。
《论衡·非韩篇》：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怀，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
《论衡·率性篇》：是故王法不废学校之官，不除狱理之吏，欲令凡众见礼仪之教。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将可勉。
《论衡·定贤篇》：然而必欲知之，观善心也。夫贤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举是。何以观心？必以言。有善心，则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则有善行矣。言行无非，治家亲戚有伦，治国则尊卑有序。无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恶同伦，政治错乱，法度失平。故心善，无不善也；心不善，无能善。心善则能辩然否。然否之义定，心善之效明，虽贫贱困穷，功不成而效不立，犹为贤矣。
公元58年，大月氏国王旃陀罗跋摩腾、龙逢叉送和尚迦莲迦叶、竺法兰等18人，携《四十二章经》至洛阳，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传入后，得到了皇帝和士族、庶民的支持，逐渐在民间传播。《后汉书·西域传》中提到，东汉明帝曾梦见金人，并命令寻找佛经。这可能是东汉政权对佛教的一种支持态度。同时，一些名流士族也对佛教产生了浓厚兴趣，如蔡邕、班固等。民间信仰逐渐兴起，人们开始信奉佛教，并在家中供奉佛像。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虽然在政府军的强力镇压下最终被平定，但是整个天下却更加地不稳定，战乱频繁。
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东汉朝廷陷入了外戚宦官的权力斗争，之后又出现董卓乱政，董卓又被吕布所杀，朝廷又陷入李傕与郭汜的斗争与混战之中。
公元195年，汉献帝东逃洛阳，被曹操迎立到许都，朝廷才稳定下来，整个天下却陷入了地方军阀混战的局面。
东汉末年，社会矛盾爆发，瘟疫战争并存，民不聊生，曹操《 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 ，念之断人肠。
公元220年，曹丕迫使汉献帝禅让帝位， 定都洛阳，国号“魏”，汉朝正式结束。
曹魏建立后，曹操被追尊为太祖，谥号武皇帝。
许劭对年幼的曹操评价过一句话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曹操少年间任侠放荡，是个热血青年，一心忠于汉室。从刺杀董卓，悍不畏死，到误杀吕伯奢后，“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再到对讨伐董卓时，“竖子不足与谋”，然后独自率军前往，最后所带兵马几乎全军覆没。曹操就这样一步步的失望，对人性失望，对汉王朝失望。后来，他杀荀彧，做魏公，成为了乱世之奸雄。
陈寿：“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 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魏文帝曹丕毕竟篡汉为帝，所以他的形象不怎么光彩，但是他却是个文武双全的人。
曹丕除了在政治上确立了九品中正制，集中皇权，整肃官风以外，他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巨大。
曹丕为魏太子时，就写了《典论》，里面的《论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着作，他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称帝后，命令桓范、刘劭、王象、韦诞、缪袭等人编纂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开官方组织编纂类书的先河。
陈寿：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
汉魏时期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的合称三曹。
三曹在政治上都非常重视人才，曹操写了《求贤令》，希望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植写了《七启》劝隐士出山，建功立业；曹丕写了《大墙上蒿行》，以入世的物质享受诱发隐士们出山，为其建功立业。
虽然曹植也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想要在政治上“顺仁风以消息，应圣时而后翔。”不过他在政治上被严加防范和限制，只在文学上留下盛名。
谢灵运：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
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定都成都，国号“汉”，史称蜀汉。
刘备能建立蜀汉政权，除了自身弘毅宽厚以外，就是能够任人唯贤，知人善任。
刘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由于刘备的弘毅宽厚，所以蜀汉是在三国志中唯一找不到屠城记录的。
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帮助自己打天下的故事也被传为佳话。
诸葛亮就在隆中隐居时，平日喜欢吟诵《梁甫吟》，又常以管仲、乐毅自比，管仲是法家代表人物，乐毅是军事家，可见诸葛亮拥有法家治国思想和治军思想。
诸葛亮对人性也有深刻的认识，他在《将苑 · 卷一 · 知人性》写到，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诸葛亮治国是法、礼并用，威、德并行，强调“训章明法”、“劝善黜恶”，亦即以法为体，着重公平客观原则；以德为用，着重教化为本。以商鞅之法，却不迷信其权威主义，取其理法，结合儒家教化，把行法与教化合而为一。经过这样的“法治革新”运动，蜀汉政权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吏治也逐渐清明。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定都建邺，国号“吴”，史称东吴。
陈寿：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赐厥孙谋以燕冀于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
公元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自此曹魏军权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事件。
公元266年，曹魏皇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改元泰始，是为晋武帝。曹魏灭亡，西晋开始。
司马炎在位初期，革新政治，振兴经济。厉行节俭，推行法治， 颁行户调式，促进人口增长，使得经济社会呈现繁荣景象，史称“太康之治”。 咸宁五年（279年），发动晋灭吴之战，实现全国统一。此后，骄奢淫逸，怠惰政事，分封诸王，为“八王之乱”埋下隐患。
公元290年，晋惠帝司马衷即位。
魏晋时期，流行“玄学”，玄学强调“有生于无”，道生于无，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王戎、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首领。二人立论以无为本，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
除了玄学意外，佛教也在中国迎来了大发展。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特别是被乱世所困扰时，便想找一种希望和寄托，这促使人们将希望都寄托在了佛的世界。魏晋间洛阳佛寺多至十数，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就是其中之一。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佛经，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专心译经，佛学大行于世。
当佛教开始盛行的时候，道佛二教的斗争也开始萌芽。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贬低佛教，到南朝发展成一个大论争，在北朝，甚至发生宗教冲突。 佛道之争中，道教是比较被动的，不仅造出一个传说，强调佛陀是老子变的，而且还大量抄袭佛经的内容。
道家追求清静无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佛家追求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破除分别心，放下执念贪嗔痴。佛道之争，争来争去，道教争的不过是名利，佛教争的不过是香火，都偏离了道家和佛家的本来面目。
公元281年，一座战国墓出土大批古书，《竹书纪年》即是其一。
《竹书纪年》全书共13篇，记载了夏、商、西周、春秋时的晋国以及战国时的魏国的历史，按年编次。《竹书纪年》不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指导思想，大量记载古代“放杀”的历史，比如书中记载了启杀益、太甲杀伊尹等事件。此外，书中很多事件的记载也和其他史书的记载颇有出入。比如：书中记述，自周受命直到周穆王时应该是100年，而并不是周穆王100岁等。《竹书纪年》一书，以记载王室争权夺利的斗争为核心。
《竹书纪年》因其写作的思想和所记内容与正统的儒家思想大相径庭，受到后世儒家贬斥，该书的学术地位日渐下降，甚至被称为“荒诞”之书。但是，现在的历史学家对《竹书纪年》仍十分重视。
公元291年，西晋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内乱，史称八王之乱。
公元304年，氐族领袖李雄占成都，自称“成都王”，史称成汉。
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于离石，史称前赵，是五胡建国的开始。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劝说下，于建康登基，东晋开始。
公元420年，刘裕代晋自立，定都建康，国号宋。
公元439年，鲜卑北魏统一北方。
公元502年，萧衍称帝，改国号为梁，是为梁武帝。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称帝之前，在基层政权机构干过一些年，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对齐末的腐朽统治耳闻目睹。故即位后，所实行的政策大都对梁的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复苏发展有益。 南朝梁后期国政败坏，导致侯景之乱，战火使南朝的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
梁武帝起初崇奉道教，后来又笃好佛教，相传梁普通年间，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传播禅法，后为武帝闻知，于普通八年（527年）迎来建康。
梁武帝问达摩大师：“如何是圣谛第一义？”摩云：“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摩云：“不识。”
达摩和梁武帝对话后，梁武帝深感懊悔，得知达摩离去的消息后，马上派人骑骡追赶。追到幕府山中段时，两边山峰突然闭合，一行人被夹在两峰之间。达摩正走到江边，看见有人赶来，就在江边折了一根芦苇投入江中，化作一叶扁舟，飘然过江。
公元549年，萧衍躺在台城皇宫净居殿，嘴里发苦，索要蜂蜜不得，在发出了两声”嗬！嗬！”的声音后，便在饥渴交加中逝世。
《容斋随笔》：予观梁武帝启候景之祸，涂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其不知罪知已亦甚矣！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589年灭陈朝，方使中国结束了300年的动乱和分治。
杨坚是被尼姑抚养长大的，这位尼姑不仅照顾了杨坚的生活，还给他起了小名“那罗延（金刚不坏）”。
隋文帝即位后，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修定刑律和制度，使适合于南北统一后的中国。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
公元581年，针对北周刑法繁杂苛酷的情况（史称“内外恐怖，人不自安”），即命高颎、郑译、杨素、常明、韩濬、李谔、柳雄亮、裴政等人，于北魏、北齐旧律的基础上改定新律
公元583年，又以“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每年断狱，犹至万数”的原因，特敕命苏威、牛弘等人本着删繁就简的原则，修改《新律》，主旨在于“权衡轻重，务求平允，废除酷刑，疏而不失”，完成了历史上着名的《开皇律》。
公元587年，隋文帝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选官不问门第。
统一全国后，杨坚励精图治，开创了辉煌的“开皇之治”。不过时值盛世，却有人发现了危机。
《资治通鉴》：初，帝之克陈也，天下皆以为将太平，监察御史房彦谦私谓所亲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其子玄龄亦密言于彦谦曰：“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
《隋书》：宝常尝听太常所奏乐，泫然而泣。人问其故，宝常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相杀将尽。”时四海全盛，闻其言者皆谓为不然。
公元604年，杨广即位，改年号为大业。
公元607年，杨广颁《大业律》。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
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
在位期间，杨广对内修造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迁都洛阳，穷奢极欲，滥用民力，赋税征敛繁重，使百姓怨声载道。对外频繁发动战争，攻灭吐谷浑、征讨流球，三征高句丽致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难以生存，最终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导致隋朝崩溃灭亡。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认为“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在对现实社会和传统惯性的考量中，选择了儒家作为治国的核心思想。李渊还下诏编撰了《艺文类聚》。《艺文类聚》是唐代文学家、书法家欧阳询与令狐德棻、陈叔达、裴矩、赵弘智、袁朗等十余人于武德七年（624年）编纂而成的一部综合性类书，该作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类书，它保存了中国唐代以前丰富的文献资料，尤其是许多诗文歌赋等文学作品。
在宗教方面，面对隋末唐初极为兴盛的佛教，李渊采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太史令傅奕。武德七年（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李渊最后因为“玄武门之变”而禅位，故没有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
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发生，之后不久，李渊传位于李世民，是为唐太宗。
《贞观政要·论政体》：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 皆欲化而不能， 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阙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顾谓征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资治通鉴·唐纪》：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唐太宗虽然重视教化，但是也没有放松法治。“先存百姓”是唐太宗法制思想中的精髓。同时随着唐太宗对君民之间关系理解得愈加透彻，更是将君民关系比喻为舟和水，他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正是因为唐太宗对君民关系有了重新的审视，提出并践行了“先存百姓，安人宁国”的法制思想，才为“贞观之治”的实现夯实了基础。
宰相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治的根本，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道。
公元638年，禅宗六祖惠能出生了。
惠能三岁丧父，稍长靠卖柴养母度日。因听人念《金刚经》，得知是黄梅弘忍处传授，于是在龙朔元年时，赴黄梅参见弘忍，作“行者”，在碓房舂米。后弘忍为选嗣法弟子，命寺僧各作一偈。上座神秀主张渐悟，作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主张顿悟，让人代书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得到弘忍赞许，密授法衣。因惧人争夺法衣，回到岭南，混迹市间十六年。
慧能的禅法以定慧为本，认为觉性本有，烦恼本无。直接契证觉性，便是顿悟。他说自心既不攀缘善恶，也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因此，他并不以静坐敛心才算是禅，就是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动作里，也可体会禅的境界。这就不同于北宗的教人静坐看心，认为那样将心境分为两截，不能契自心性而生智慧。他教人只从无念着手，并不限于静坐一途。
强调“见自性清净，自修自作法身，自行佛行，自成佛道”。
公元705年，太子李显、宰相张柬之、崔玄暐等大臣在首都洛阳紫微城 发动兵变，逼迫女皇帝武则天退位，复辟唐朝。
公元712年，李旦把帝位让给了李隆基，改元先天。
公元713年，“先天政变”后，李隆基把年号改为开元。
唐玄宗李隆基生在帝王家，处于政治斗争的核心，更能感受到权利斗争的残酷无情，他充满了对权力的渴望，也对对人性有着深刻认识。
他见识过人性恶的一面，残酷的宫廷内斗，导致他年幼丧母，他爹李旦也差点被冤杀，也见识过人性善的一面，安国胡人安金藏大义剖腹，剜心救主。
通过“唐隆政变”，“先天政变”成功夺权之后，早期的唐玄宗对人性还有期待，修建德风亭，“德风”一语，出自《论语·颜渊篇》：“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执政之初，他采纳姚崇的意见：武后执政以来，以严刑峻法治天下，能否施行仁政。所以提倡文教，政治上任用贤能，改革官职，整顿吏治，让朝政稳定。朝政稳定后，李隆基开始行政改革，到开元八年，行政改革的内容几乎完全是恢复和贯彻武后建立统治前奠定的行政准则。
随着政治上的成熟，唐玄宗逐渐意识到单靠文教不足以治理国家。
李林甫法家思想迎合了唐玄宗的治国理念，而作为标准的法家行为，李林甫的行为不为世人所赞同，也是情理之中的。
随后，在唐玄宗的支持之下，李林甫拉开了改革大唐的序幕，很多人将李林甫比喻为低配版的王安石，就结果而言，李林甫其实比王安石取得的成就要高不少。
开元二十二年，修订刑律，唐律自此简洁、系统，便于执行，天下刑案为之一空。
开元二十四年，府兵改募兵，边塞之地招募兵源，内地儿郎，不再受征发烦扰。
开元二十五年，进奏《长行旨》，将以前由国家规定的统一税率、劳役，变得更加贴近实际地方情况，实为制度上的一大创举。
开元二十五年，整治科考，将唐代一直盛行的潜规则——托关系，走门路的方法，彻底掐断，所有试卷一律由中书门下二次复核，也就最大程度上杜绝了营私舞弊的现象。
公元755年，杜甫在十一月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十二月的时候，安史之乱发生，被评价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仓皇出走，当走到马嵬驿，士兵叛乱，杀了杨国忠父子。
权利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像杨国忠这种不学无术，德才都不配位的人拥有了权利，只会祸国殃民，最后害人害己，父子俩都被乱兵杀害。
唐玄宗接受高力士的劝言，为求自保，不得已之下，赐死了杨贵妃。
唐玄宗最广为人知的两件事，就是开创了“开元盛世”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
唐玄宗前半生为了权力和江山社稷而活，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开创了盛世之后，李隆基逐渐开始满足了。后半生的他为了自己而活，沉迷享乐，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更是可歌可泣。他的生命中，江山美人，他都有过。不过是作为开创开元盛世的盛世明君让他更开心，还是作为和杨玉环演绎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中的三郎让他更开心呢？大概都曾经让他开心吧！
公元756年，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肃宗即位后，派人四处寻找李泌，恰好李泌也到了灵武。
李泌出身辽东李氏 。自幼聪颖，深得唐玄宗赏识。李泌成年后，非常博学，擅长研究《易经》，常游历于嵩、华、终南诸山之间，慕神仙不死之术。
李泌曾经写诗讥诮宠臣杨国忠、安禄山等，杨国忠于是诬称他曾写《感遇诗》讽刺朝政，结果李泌被送往蕲春郡（今湖北蕲春）安置。
这些经历让李泌早早意识到权力的利害关系，此事之后，李泌脱离了朝廷，“乃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
《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千生气志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
不过，时局的变化让他安心修道之路横生枝节，被肃宗启用后，他又进入了朝廷这个权力的是非之地。李泌的谋略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辅佐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之后，又在德宗朝参与内政、外交、军事、财政等方面的筹划，对内勤修军政、调和将相，对外联结回纥、大食等国遏制吐蕃，达成“贞元之盟”，使边陲安定，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贞元时期唐帝国的稳定。
安史之乱后，君权多弱，相权又不专，导致朝官内部争权夺利、各结朋党，排斥异己。宪宗在位时已经关注朝官结党倾向，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宪宗以后，出现了影响朝政四十余年的所谓“牛李党争”。
公元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三岁而孤，随兄嫂生活。自幼攻读六经百家之书，于贞元八年（792年）登进士第。
韩愈鄙六朝骈体文风，推崇古体散文，其文质朴无华，气势雄健，“文起八代之衰”，开古文运动之滥觞。后人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原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原性》：性也者，与生俱生也。
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
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为“韩柳”。
《天说》：
韩愈谓柳子曰：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
柳子曰：子诚有激而为是耶，则信辩且美矣。吾能终其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瓜蓏、痈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子而信子之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痈痔、草木耶！
《种树郭橐驼传》：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
《封建论》：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断刑论》：夫圣人之为赏罚者非他，所以惩劝者也。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
《驳复仇议》：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捕蛇者说》：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刘禹锡与柳宗元并称“刘柳”。
《天论》：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馀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当其赏，虽三族之贵，万锺之禄，处之咸曰宜。何也？为善而然也。当其罚，虽族属之夷，刀锯之惨，处之咸曰宜。何也？为恶而然也。
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
天恒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尔。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公元840年，唐武宗李炎即位，推行一系列“灭佛”政策，史称“唐武宗灭佛”。
公元875年，王仙芝起义。
公元878年，王仙芝战死，黄巢起义。黄巢起义以残酷的手段击溃了门阀士族，后来在各镇节度使的夹击下，黄巢起义方才平息。这次起义后，超强藩镇开始出现，打破此前各藩镇间的均势。
公元907年，朱温受禅，建国号为梁。唐朝灭亡，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不断更迭，政治形势极不稳定，社会生产基本陷于停滞，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五代十国时期有个着名宰相冯道，历经四朝十代君王，世称“十朝元老”。
冯道有两首很知名的诗。
《偶感》：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天道》：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冯道也对人性有很深的认识，并写了《荣枯鉴》来审视人性，里面写了如何定义小人，防范小人，战胜小人。
《荣枯鉴·圆通卷》：善恶有名，智者不拘也，天理有常，明者不弃也。道之靡通，易者无虞也。
惜名者伤其名，惜身者全其身。名利无咎，逐之无罪，过乃人也。
《荣枯鉴·节义卷》：外君子而内小人者，真小人也。外小人而内君子者，真君子也。德高者不矜，义重者轻害。
《荣枯鉴·降心卷》：以智治人，智穷人背也。伏人摄心，其志无改矣。
仁堪诛君子，义不灭小人，仁义戒滥也。恩莫弃贤者，威亦施奸恶，恩威戒偏也。
公元960年，赵匡胤和赵普等密谋策划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顺利地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
陈桥兵变的主要策划人赵普，虽读书少，但喜观《论语》，其“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对后世很有影响，成为以儒学治国的名言。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公元976年，宋太宗赵炅即位，改元太平兴国。
赵炅鼓励献书，搜求书籍，在宫中搜集的书籍的基础上，命文臣编纂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大类书，与其子宋真宗时编纂的《册府元龟》合称“宋四大书”
赵炅比赵匡胤更加崇尚道教，使道教势力膨胀。他在位时营造了大量道观，如皇建院、天寿院、观音院、普净院、定力院、等觉院等。他还收集道书，共得7000余卷（整理为3737卷）。他本人也爱读《老子》，崇尚黄老思想。
赵炅并未因崇道而废佛，对佛教仍然礼遇。他在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太平兴国七年（982年）、雍熙三年（986年）三次下诏普度，使大约二十万人出家为僧。又大修佛寺，在太平兴国寺建译经院（后改名传法院），翻译佛教经典，甚至要求宰相读佛家经典，被认为是宋朝最重视佛教的皇帝。
公元997年，宋真宗赵恒即位。
赵恒早年历封韩王、襄王和寿王，曾任开封府尹。至道元年（995年），被册立为太子。至道三年（997年），即位为帝。在位之初，任用李沆、吕端等为相，勤于政事，促成“咸平之治” 。与此同时，宋朝在西部的军事退缩，促成了夏州党项政权的崛起 。在数次交战后，宋辽关系由对抗逐渐转向和解。景德元年（1004年），在宰相寇准的劝说下，赵恒御驾亲征，挫败辽军于澶渊，最后与辽达成“澶渊之盟”，实现两国百年间的和平。在位后期，沉溺于“东封西祀”之中，广建宫观，粉饰太平，劳民伤财，导致社会矛盾加深。
宋真宗写了一首《励学篇》勉人读书，尽管诗中有过分追求荣华富贵、功名利禄之嫌，但其生动形象的比喻千百年来久传不衰。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宋朝皇帝都用黄金屋、颜如玉来劝学，这也是为什么宋朝读书人津津乐道的时代，我当初也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结果书中啥也没有，休学在广州落魄时，感慨最无一用是书生。
公元1022年，宋仁宗赵祯即位。
宋朝重视文人，这使得宋朝的文化得到了繁荣发展，唐宋八大家有六位都在宋仁宗时期陆续出场。
欧阳修视纲常伦理为支配历史兴亡之“道”，思考“历史盛衰之理”，引“理”入“史”，以《易》解史，开一代史学风气，具有很高的史学成就。
欧阳修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新的观点。首先，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 其次，欧阳修文道并重。 此外，他还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有两重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以“仁”为怀。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
“荆公新学”提出“万物一气”的命题，认为“气”生成“五行”，构成万物。认为人具有感觉和思维能力，能认识世界万物，“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为者”（《致一论》）。圣人可学而成，王道当可求而致。追求“德政”理想，相信“以仁义礼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则天下莫不化之也”（《王霸论》）。欲从儒家经书中寻找“变法”理论依据，与子王雱及吕惠卿重注《诗》、《书》和《周礼》，合称《三经新义》，并于熙宁八年（1075）颁布于学校，成为法定教材，以统一国人思想。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政治气魄进行变法。主张培养“为天下国家之用”的经世人才，罢无用之诗、赋，用经义、论、策代帖经、墨义以取士。学校改革以务实为归旨，创“三舍法”，严明考核和管理制度。
苏轼、苏洵、苏辙三人合称为三苏，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苏氏父子是四川眉山人，他们创立的学派被称为蜀学。
蜀学的特点是驳杂不纯。苏轼、苏辙融儒、释、道为一炉的思想倾向更为明显。
哲学上蜀学以道为最高范畴，认为道不可言，不可见，“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东坡易传》卷七）。阴阳亦不可见，不可言，“虽有娄、旷之聪明，未有得其仿佛者也”（同上）。阴阳交然后生物，其始为水。苏氏以道为万物本根，但由于他们以虚无为道，道生万物因而也就是自无至有的过程，“至虚极于无，至实极于有。无为大始，有为成物”（同上）。“古者，物之所从生也，有者物之今，则无者物之古也”（苏辙：《老子解》）。
在心性问题上，苏氏亦受佛、老思想影响。苏轼认为，性亦不可见、不可言。无论是日修其善而消其不善，还是日修其不善而消其善，最后总有“不可得而消者”，这既不能增加又不能减少、恒定不变的东西就是性。苏辙则直接以佛教禅宗思想诠释《中庸》的中、和，未发、已发，亦即性、情。他说，“中者，佛性之异名；而和者，六度万行之总目也。”“六祖所云：‘不思善，不思恶’，即喜怒哀乐之未发也。”（《老子解》）总之，蜀学在天道、人性等儒学根本问题上都“欲以虚无寂灭之学揣摹而言之”。
蜀学混淆儒、释、道三家界限还表现在：他们认为，孔子以仁义礼乐治天下，而老子弃绝仁义礼乐，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治世的方法。孔子是“示人以器而晦其道”，因为道太玄妙，示人就道，反而会使人迷惑不解；而老子则“老于明道，而急于开人心”（《东坡易解》）。苏氏不仅割裂道器，也混淆了孔、老之道。
在政治上，蜀学的代表人物对北宋社会弊端丛生感到不满，对北宋的积贫、积弱的局面感到忧虑，主张改革。但对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采取抵制态度。苏轼曾上书宋神宗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贵。”他以正人心、淳风俗反对王安石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但对后来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尽废新法的做法也加以反对。
他们三人都写了《六国论》。
苏洵《六国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苏澈《六国论》：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死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苏轼《六国论》：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公元1044年，范仲淹上疏仁宗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战，四曰备。”请朝廷力行七事：“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遣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密定讨伐之谋。“ ，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 ，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
范仲淹幼年丧父，因母谢夫人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
《岳阳楼记》：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公元1063年，宋英宗赵曙即位。
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即位。
公元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早在仁宗时，王安石就力主变法，《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讠思讠思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
为了变法，王安石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试点也很成功。但放到全国，因为考核制度不健全，用人不当等原因，变法没有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目标，王安石也被许多人诋毁。
司马光《与王介甫书》：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成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窃意门下之士，方日誉盛德而赞功业，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于左右者也。非门下之士则皆曰：“彼方得君而专政，无为触之以取祸，不若坐而待之，不过二三年，彼将自败。“若是者不唯不忠于介甫，亦不忠于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则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则不然，忝备交游之末，不敢苟避谴怒、不为介甫一一陈之。
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其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 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
司马光是庆历新政的支持者，希望进行官僚机构的内部改革，节约国家财政支出，提高行政效率。他一开始就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主编了《资治通鉴》，希望从历史中借鉴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他用西汉萧规曹随的典故劝说宋神宗放弃变法。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必定是从历史中嗅出了什么，觉得变法不可控，所以坚决反对。而最后，也是如他所言，虽然国库丰盈了，但民间更加贫穷，变法最终失败了。
等到司马光当政后，并未保留变法中合理的部分，一刀切地废除。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人品都很高尚，都有利国利民之心，堪称贤能君子。两人早年交好，两个人还以虱子为题写诗互和。不过后来因为政见不同，最终分道扬镳。如果两个人对变法的态度还属于一心为公的君子之争，那么后期的新旧党争，却完全沦为了谋取私利的小人之争，后患无穷。
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
章惇：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
向太后还政后不久，反对立徽宗为帝的左相章惇被罢相，韩忠彦升任左相，曾布升任右相。当时守旧派与变法派的斗争日趋激化，也有官员认为元佑、绍圣均有失误，应该消除偏见，调和矛盾。于是改次年为建中靖国，以示“本中和而立政”，“昭示朕志，永绥斯民”。 但是新旧党争不仅没有停止而是愈演愈烈。
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底，金兵再次南下。十二月十五日，东京之战失利，金军攻破汴京，金帝废宋徽宗与子钦宗赵桓为庶人。
金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金朝又将二帝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城北旧古城）软禁。到达五国城时，随行男女仅140余人。流放期间徽宗仍雅好写诗，读唐代李泌传，感触颇深。
就这样盛极一时的北宋亡了，而且是被落后的部落蛮夷打败的，好像不可思议，但是又在情理之中，除了北宋内部政治腐朽，内耗严重以外，在没有武器技术代差的情况下，天下为公的部落军队组织力和灵活性明显强于天下为家的国家军队。
公元1127年，宋高宗赵构即位，南宋开始。
赵构在徽宗时历封蜀国公、广平郡王、康王。钦宗时，金军第一次南下并包围东京开封府之际，他一度入金营为质。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第二次南下之际，他奉命出使金营求和，中途折返，驻节相州，受任河北兵马大元帅。不久，靖康之变发生，东京失守，他辗转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在元佑皇后孟氏的指定下登基，改元建炎，建立南宋。
赵构的争议性很大，他对南宋和金朝的实力对比和形势判断却很符合实际。
公元1130年，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出生了。
朱熹幼年丧父，随母定居崇安（今武夷山），依父友刘子羽生活，受业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先生。
朱熹继承了二程的理论，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存理灭欲经过朱熹的提倡而成为理学的代表性观点。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心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
不为物欲所昏，则浑然天理矣。
“程朱理学”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官方哲学。
公元1162年，宋孝宗赵昚即位。
赵昚生于秀州（今浙江嘉兴），初名伯琮，是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宋朝的皇位再次回到宋太祖一系。
赵昚即位之初，锐意进取，平反岳飞，起用张浚，发动隆兴北伐，试图收复中原，然而惨遭败北，不得已与金朝缔结隆兴和议，恢复了宋金之间的和平状态。此后，他注重内政，整顿吏治，裁汰冗官，重视理财，赈济百姓，南宋呈现安定局面，史称“乾淳之治”。赵昚也被认为是南宋最有作为、最贤明的皇帝，史家誉之为“南渡诸帝之称首”。
爱新觉罗·弘历：孝宗有猷有为，足以兴复，而天不祚宋，值金世宗之贤，无衅可乘。
金世宗完颜雍早年受封葛王，海陵王完颜亮攻打南宋时，他出任东京辽阳府留守，后被拥立为帝，改元大定。即位后，镇压契丹移剌窝斡起义，击退了南宋隆兴北伐，签署《隆兴和议》，开启了南北四十余年的和平局面，推动金朝转入和平发展轨道。内政和经济方面，勤政节俭，选贤治吏，轻赋重农，尊崇儒学，他本人也十分朴素，不穿丝织龙袍，使金朝国库充盈，百姓小康，实现了“大定之治”的繁荣局面，完颜雍也被称为“小尧舜”。他注意保持女真旧俗，推行“女真为本”的民族政策，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猛安谋克制度的衰落。同时，他亦未能有效处理漠北的蒙古等游牧民族的威胁，埋下巨大隐患。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
铁木真早年丧父，被敌对部族驱逐，投奔克烈部。后集合部众，于1189年被推举为蒙古乞颜部可汗，经过一系列战争，在1204年基本统一蒙古高原诸部。1206年在斡难河源即皇帝（汗）位，建立大蒙古国。
公元1221年，全真教丘处机应铁木真之邀，自宣德州（治今河北宣化）出发，不远万里西行。次年（1222年）三月，丘处机自撒马尔罕前往行宫，觐见当时正在攻灭花剌子模回军路上的铁木真。八月，丘处机再次启程觐见铁木真。九月至十月，铁木真三次问道于丘处机，并取得了满意的成果。
在这之前，金宣宗、宋宁宗先后派人请他去做客，丘处机都拒绝了。丘处机认为，金国皇帝有“不仁之恶”，宋朝皇帝有“失政之罪”，不愿意去见他们。
丘处机的师父王重阳以内丹修炼为基础，提倡三教合一，主张无心忘言，柔弱清静，正心诚意，少思寡欲，出家修行；因内修“求返其真”，主张功行双全，以期成仙证真，所以叫“全真”。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临终遗嘱：利用宋、金世仇，联宋灭金。
公元1233年，蒙古军进占金朝南京。次年正月，宋将孟珙率军2万，配合蒙古军攻破蔡州（今河南汝南），完颜守绪自杀，金亡。金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后，南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