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当年太史公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当时主流学派都加以学习研究，并通晓各学派的要义。我自小不会打算，也没有树立正确远大的理想，等到沉迷赌博，陷入困境后想要迷途知返，才开始学习，只是希望从先贤们的学问中能够找到戒掉赌博陋习的方法。
又菜又爱赌的我几乎逢赌必输，每当发工资的日子，其他人都高高兴兴，但是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炼狱一般的磨难日，特别是赌瘾来了的时候，根本控制不住，会熬夜把自己的辛苦钱输光，不输光都睡不着觉。输光后，久久不能平静，又开始后悔，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把钱打给大哥或者父母保管，后悔之余，又不得不安慰自己人恒过，然后能改，这是最后一次了。
经常性疯狂的熬夜赌博，不光输钱，身体精神也会受到损伤，我自己都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样子。有时候，尝试统御精神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在赌博这件事情上反反复复，明知道赌博是陋习，网络赌博是程序，可以被后台控制，甚至可能被黑取不出钱，还是这样愚蠢的去赌，赌到心态发狂，赌到身体手脚心发烫，赌到输光所有。要说我贪婪吧！我早就意识到赌博没法赢钱，反而导致倾家荡产的却很多，可就是没办法控制住自己。一些心理学书籍上说，可能是因为内心没有安全感，才导致人会容易沉迷；也有的书籍说是因为内心的渴望得不到重视和满足导致的。
每当疯狂的熬夜赌博输光了之后，总有一段“贤者时间”，闲着也是闲着，学习吧！我那么聪明，总能找到戒赌的办法吧！不过，事与愿违，到今天也没有戒掉。
过完年回广州后，我没多少钱了，不过很快又发了工资，这一次，我学乖了一些，第一时间把钱打给大哥管着，让大哥每天发点生活费就行。打了钱之后，我松了一口气，不赌钱，我还是个爱学习的好青年。这次发工资，没有经历赌博的刺激疯狂，难得清静又空闲的时间，闲来无事，想到虽然这些年走了这么多弯路，不过今后的路还很长，也该好好梳理一下先贤们的学问，看看能不能找到戒掉赌博陋习的方法。
中华文明的起源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就从三皇五帝开始吧！
《尚书大传》将燧人氏、伏羲、神农列为三皇：
《韩非子·五蠹》：“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看到《尚书大传》把燧人氏，列为“三皇”之首的时候，我有些惊讶，华夏文明的最初开创者，居然不是什么因为仁义道德、文治武功，而仅仅是因为他智慧的发现了钻木取火，然后慷慨的将这一技术应用推广。不过想想又觉得钻木取火确实伟大，因为从那以后，人类结束了茹毛饮血的历史，与禽兽的生活习性区别开来。
所以说，因为燧人氏的智慧和慷慨，用一点小小的火花，就点亮了华夏文明。
接着又到了五帝时期，《长短经·君德》：黄帝者，顺天地之纪，时播百谷，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时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颛顼者，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砺；高辛者，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人而利海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帝尧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虞舜者，善无微而不着，恶无隐而不彰，任自然以诛赏，委群心而就制。故能造御乎无为，运道于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合德而若自有者，此五帝之德也。
总的来说，三皇五帝时期，还属于氏族部落时代，部落也不大，类似于小国寡民。正如《道德经》中所写：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接着又到了三王时代，《长短经·君德》：昔三代明王，启建洪业，文质殊制，而令名一致。故曰，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矫而变焉。文之弊也薄，则又反之于忠。三代相循，如水济火。所谓随时之宜，救弊之术，此三王之德也。
在三王时代，社会形态已经由氏族部落发展形成国家，社会管理方式也从天下为公转变为天下为家。
虽然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有了仓颉造字的神话传说，不过目前汉字可以考证的历史，是殷商的甲骨文。文字的出现，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那以后，先贤们的智慧、经验可以通过文字得到更好的记录和传承。
随着文字的出现，又逐渐出现了书籍，《山海经》、《易经》、《黄帝内经》三部书被称为我国上古时代留下的“三大奇书”。
能被称为经的书籍，一般都有很大的权威性。
《山海经》包含着关于上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动物、植物、医学、宗教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方面的诸多内容，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
关于《山海经》一书的性质，众说纷纭。汉至唐时期，《山海经》的内容被认为是真实的，里面记载的山川河流甚至异物都是可信的。不过从明朝开始，《山海经》逐渐被看作是虚构的作品，由于人的认知不断提高以及明清小说盛行的影响，《山海经》的可信度逐步降低，被归入小说之流。而如今《山海经》中的许多事物又被证实真实存在。
《黄帝内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不仅仅是一部经典的中医名着，更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巨着，以生命为中心，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命题——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包含着哲学、政治、天文等多个方面学科的丰富知识，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
《黄帝内经》接受了中国古代唯物的气一元论的哲学思想，将人看作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宇宙万物皆是由其原初物质“气”形成的。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素问·上古天真论》概括了如何养生：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
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
今时之人所存在的不良习性，古人早就存在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年纪轻轻就有了很多白发。不过，处于当下这个社会环境，嗜欲劳目，淫邪惑心，愚智贤不肖，皆惧于物，焦虑才是常态，能做到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的人都很少，更何况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易经》，是阐述天地世间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包括《连山》《归藏》《周易》三部易书，其中《连山》《归藏》已经失传，现存于世的只有《周易》。
周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是中国本源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易经·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易经·系辞传上·第五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在我看来，《周易》所包含的思想可以被理解为周朝建国的基础理论。理论有了，就开始准备实践了，不过还缺少成就霸王之业的人才。后来，周文王在渭水之滨遇到了直钩钓鱼的姜子牙，与姜子牙谈论后大喜，认为姜太公是个奇才，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因此，称姜子牙为“太公望”。
《史记》记载，周文王时，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周武王时，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大公因功分封齐国，到齐国后，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太公望一生经历堪称传奇，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独立思考，也让他对社会和人性有深刻的认识。
太公望的穷理之路很符合：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人以奇期圣，我以不奇期圣。
太公望的尽性也体现在他的着作里，《六韬》记载，太公望曰：“人性有仁、有忠、有信、有义、有贪、有狼戾。仁者，好与而不好夺，好赏而不好罚，好生而不好杀。忠者，不嫉不妬。信者，不欺，少恶而多善，众公而少私。义者，喜新爱故。贪者，好得好夺，不好利人而好败。狼戾者，喜刑喜杀。故人君之趋舍，合于仁者，万人安乐，君世世有国。合于忠者，贤士臣吏不为奸，而万民殷富。合于信者，君臣搭而令远者来。合于义者，吏治而民不比。合于贪者，民人流亡，国必更王。合于狼戾者，则杀不治，君失其天下，祸及子孙。故存亡，比君之治国也。”
对人性的认识，也影响了太公望对于人性的治理方式，也就是治国方式，《六韬》记载了太公望的治国思想。
太公望曰：“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苟。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后宫不荒，女谒不听，上无淫匿，下无阴害。不供宫室以费财，不多游观台池以罢民，不雕文刻镂以逞耳目。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也。”
太公望曰：“凡治国，主务举贤。故昔者汤之治国，举用伊尹也。人主不可以不用贤，不用贤则君臣乱矣。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
太公望曰：“贵法令。法令之必行，必行则治道通，道通则人利大，利大则君德彰矣。世乱则吏犯法令而为，善其人重私而轻公，不敦朴而诈伪。是以法令利民之成俗。”
太公望曰：“法令通行而民俗利，民俗利而利天下。是法令之必行也，必行者民利。”
太公望曰：“其萌生于君。君不法天，而随世俗之所善以为法。随世俗所善以为法，故令出必乱，乱则复更为法。是以其法令数变，数变则群邪成俗，而君沉于世。是以国不免危亡矣。”
太公望曰：“礼者，明长幼，别贵贱，所以象德正也。仪者，所以辅正治也。故未足以大利其民者也。”
太公望作为周朝的开国和摄政的核心辅臣，武能安邦、文能治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崇高，其政治、军事想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除了太公望之外，同时期的周公旦也对周朝的建立和稳固做出巨大贡献。
《史记》记载，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
《尚书·大传》总结周公旦的功业： “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旦的社会阅历没有太公望丰富，但是他的本性笃仁，很好的继承了文王的穷理之路，这也为他之后着作《周礼》打下了基础。
周公旦没有直接对人性做总结描述，不过从一些书中记载可以窥探一二。
《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
民心是无常的，只归附于那些对自己有恩惠的君主，所以统治者要注重德行，施行善政让人民得到恩惠，实现康济小民，让人民安居乐业。可以看出，周公也认为人性是趋利的，要不然不会归附让自己安居乐业的君主。同时，他也说了，如果如果施行恶政，会让民心不安，人性也会变得混乱善变，社会也会走向动乱。
《史记》记载，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
除此之外，为了实现“以德配天”，“永言配命”，周公旦制定礼乐制度。
礼乐制度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是嫡长继承制。
二是建立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礼治。
三是从“以德配天”衍生出的“明德慎罚”法治思想。
不难看出，太公望和周公旦的治国核心其实是任用贤能，任用贤能是解决吏治问题的最优解。
在人性上，两个人都认识到人性是趋利避害的，所以想要治理好国家，就需要在制度上保障人民受惠得利。不过太公望利民的目的是为了利天下，周公旦利民的目的更多是为了配天命。因此，两者的治国思想也有很大差异，太公望“举贤尚功”，\"贵法重利\"，\"不废礼义\"；周公旦“尊尊亲亲”，\"德主刑辅\"，\"重义轻利\"。
太公望和周公旦都是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存在，他们的治国思想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巨大，其治国思想也常常被拿来比较和讨论。
《史记》记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淮南子·齐俗训》记载，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
礼乐制度的维持，很大程度是依靠周王朝的强大，等到周王朝衰落，礼乐制度的崩坏也就不远了。
公元前882年，齐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
公元前707年，繻葛之战使周天子的威严一落千丈，战后周王室开始衰弱，诸侯国势力大增，竞相争霸 。
公元前681年，齐、宋、陈、蔡、邾五国国君在齐国举行“北杏会盟”，齐国首开以诸侯身份主持天下会盟的记录。
“贵法辅礼”的齐国最先成就霸业，而齐桓公之所以能成就霸业几乎全是管仲的功劳。
管仲的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导致管仲生活很贫困。为了谋生，联合好友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失败。管仲做过当时认为是微贱的商人。游历许多地方，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当兵的时候，临阵脱逃。几次想当官，但都没有成功。
早年的这些经历，让管仲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管仲说：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夜以继日，千里迢迢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渔人下海，海深万仞，仍在那里逆流冒险，航行百里，昼夜都不上岸，是因为利在水中。所以，利之所在，即使是千仞的高山，人们也要上；即使在深渊之下，人们也愿意进去。所以，善治国者，掌握住利的源泉所在，人民就自然顺服而甘心接受，无需推动，他们也会前进；无需引导，他们也会跟来，那样，不烦民又不扰民，而人民自会富裕。
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管仲第一次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他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仲的法治以人为本，《管子·霸言》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后来，稷下学宫的齐国法家，继承发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黄老之学，主张以人为本，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较为温和的法治理论。
公元前632年，践土之盟后，晋文公重耳正式成为春秋时代第二个霸主。
晋文公重耳年少时谦虚好学，善于养士。骊姬之乱时被迫流亡至翟国，后辗转五鹿（卫）、齐、卫、曹、宋、郑、楚、秦等国，在外十九年，备尝艰辛。这些经历，让他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晋文公即位后，“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耇老，礼宾旅，友故旧”，任用有才能的人：封狐偃为相、先轸为帅；让赵衰、胥臣、栾枝、冀缺等人辅佐他治理国家。虽然狐偃不如管仲有名气，但是他的贤能不亚于管仲，可以说，无狐偃则无晋文霸业。此外，还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创三军六卿，使晋国国力大增，成就霸业。
公元前626年，商臣得知其父楚成王想改立王子职为太子，于是带兵包围王宫，逼迫楚成王上吊而死，自立为君。
公元前614年，楚穆王去世，其子楚庄王继位。
公元前597年，楚庄王亲帅大军在邲地大胜晋国，立威定霸。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乎？”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
楚庄王能够称霸的重要原因，除了有雄才大略之外，也是举贤任能，孙叔敖是杰出的代表。
孙叔敖是古代为官清正廉洁的典范，是《吕氏春秋》《荀子·非相》中记载的圣人。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注重法治，稳固国内；整顿军队，增强军事实力，助楚庄王成为第三个霸主。
除此之外，他居处高位而能明智的避免三怨：
首先，他的爵位越高，他的心气越是卑下。低爵位和无爵位是高爵位存在的基础，一个人占据了荣耀显贵的高爵之位，其显贵本质上是以不曾显贵的广大民众为存在基础的，因而他绝不能对居处下位的民众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应当愈怀卑谦之心，常持尊崇之情，把生自于民众的荣耀最大程度地还给民众本身。孙叔敖正是保持了这种卑下心态，才在受妒的地位上免除了一些嫉妒。
其次，他的权力越大，他处事就越是谨慎小心。在一定的权力位置上，他明白自己的权力界限，把自己的行为谨慎地控制于该界限之中，对于涉界的事情绝不擅权用事，留给上峰发挥意志的充分余地，彻底免除其受威胁之感；与此同时，他也明白自己权力的分量，慎重地按照_一定的礼仪规范和各种现实要求去处事，力求处政的平稳和妥善。
另外，他的俸禄越厚，他对民众的施予就越广博。丰厚的俸禄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乐的本钱，而是他周济贫寒、施惠于民的资本，借此他显示了自己做官为民和厚施博爱的无私的高尚情操，民众已失去了怨恨于他的基本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