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王加根去孝天城参加自学考试时，方红梅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阻止吧，怕耽误了丈夫拿文凭；支持吧，又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但是，不管怎么说，她还是为加根的进取精神所感动。
“实在不行就回来，别硬撑着。”在花园火车站与加根分手时，她这样嘱咐道，“这两天我哪儿也不去，在学校里等你凯旋。”
回到学校，她坐卧不安，无时无刻不在为加根祈祷。
周六上午，正当红梅在推测加根是否已经开始考试的时候，白素珍带着马颖又出现在了她的宿舍门口。
方红梅大吃一惊，不知婆婆是没有走呢，还是重新从保定回来的。她亲热地叫着声“妈”，把白素珍母女俩迎进屋。内心里，还产生了一种美好的幻想：是不是她觉得上次要走礼金的做法太过分，良心发现，又把两百元钱送回来了？
“本来准备回保定算了的，一想到劳神费力地打了那么长时间的官司，花了那么多钱，最终却没有任何结果，心里还是不服气。”白素珍接过红梅递给她的开水，一边喝一边叙说，“上次从你们这儿离开后，我又去了孝天城，住在艳红家里。杨岗那边儿也说虐待老人的证据不足。唉，又瞎耽误了二十几天时间！”
听到这儿，方红梅才知道白素珍根本就没有回保定。屈指算来，她为打官司已经在湖北呆了三个多月。真舍得花本钱啊！
“加根去孝天城参加自学考试了。”方红梅告诉婆婆。
“我知道。他跟我说过五月二十五号和二十六号考试。要是他在家里，我根本就不会来！”白素珍没好气地这样讲。
方红梅于是很伤心地聊起了他们回王李村遭遇到小偷的经历，聊起了加根患病的情况。
白素珍听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同情，反而有点儿幸灾乐祸：“这都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和报应！人在做，天在看。老天还是长着眼睛的。他不是一直在我面前叫穷么？小偷偷得真是好！一下子暴露了他有八十多块钱，还有一个四十多块钱的存折。”
方红梅再也不好说什么了。天下竟然有这样的母亲！
“我在杨岗听人讲，厚义说你们上次回王李村根本就没有遇到小偷，是故意说钱丢了，想回去勒索他。”
方红梅听白素珍这样讲，气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我真不明白，你长得那么漂亮，又通情达理，怎么会看上王加根？他又犟又笨，脾气又不好，人又矮。你到底看中了他什么？”
嗬呀，原来白素珍是趁加根不在家，来挑拨离间，破坏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方红梅觉得自己完全没办法与这样的婆婆沟通。她耐着性子听白素珍说加根的坏话，再也没有搭一句腔。
吃过午饭，白素珍就带着马颖去花园镇赶火车，回河北保定了。
送走不速之客，红梅的伤感、悲怆和愤怒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天啊！世上竟然有这样的父母。我们的钱包被偷了，一个认为是欺诈，想以此勒索；一个幸灾乐祸，说活该。我们到了这种地步，他们丝毫也不同情，更没有怜惜，还一个劲地往我们的伤口上撒盐。谁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谁说世上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儿女？不！王加根的父母就想置我们于死地。儿女结婚，别人家都是父母操办，唯独他的父母完全撒手不管。儿子得病了，父亲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母亲不仅不心疼，还说是上天的报应。
这样的父母，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整个下午，方红梅都感到特别不舒服。到了晚上，想起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更是难以入眠，辗转反侧了好几个钟头。后来，实在是太困了，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但刚刚睡着，又被敲门声吵醒了。
听到有人敲门，方红梅骤然间头皮发麻，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敬武回方湾菜园子村了，校园里只有她一个人，谁会在深更半夜来敲门呢？直到听见王加根喊门的声音，她那颗提到嗓子眼的心才落下来。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忙不迭地从床上爬起来，打开大门。
“明天不是还有考试吗？你怎么回来了？”她惊讶地问。
王加根说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方红梅让他脱掉裤子，见右大腿根部如同塞进去了一个鸡蛋，肿起一个大包。她的眼泪刷地从面颊上滚落下来，急不可耐地催丈夫马上去医院。
“这个钟点儿，区卫生院根本就不会开门，哪儿去找医生？农村医院又不象城市的大医院，二十四小时有急诊。天亮了再说吧！”
方红梅于是把开水瓶里的热水全部倒进洗脸盆，打湿毛巾，又拧干，敷在加根的患处。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剧烈的疼痛让加根根本就没有办法入睡。
他基本上一夜无眠。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两人啃了几口馒头，喝了一点儿稀饭。方红梅就推上自行车，送王加根去花园区卫生院。
诊断的结果仍然是淋巴结发炎，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
办理完住院手续，进入病房才发现，住院的病人很少。为数不多的几间病房床位大多空着，床单和被子脏兮兮的，显然好长时间没有换过。方红梅挑了个相对干净一点儿床位，把被子抖开，拍打了好半天，又掀起床单，抖了抖上面的灰尘，然后重新铺好。见枕头上满是油污，脏得不堪入目，她索性拿掉了，从另外一张床上抱了床被子过来，给加根当枕头。
王加根刚在床上躺下，护士就过来打吊针。葡萄糖水溶液里加入青霉素和维生素，以及激素药地塞米松，上午下午各吊一瓶。晚上是否输液，视白天消炎的情况而定。
“你回去吧！没必要耗在这儿。”加根对坐在床边儿的红梅说。
方红梅想了想，回答道：“也行！我回学校把饭做好送过来。顺便带床毛毯和枕头来，这里的东西太脏了，简直不能用。”
方红梅走后，空空的病房里就剩下王加根一个人。他眼望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儿呆，脑子里想的全是家里的事情。白素珍昨天来牌坊中学的情况，方红梅已经告诉他了。他听后自然相当气愤，也相当难受。
再过一天，他和方红梅结婚就满一个月了。这一个月，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蜜月。但蜜月期间，他丝毫也没有甜蜜的感觉，有的只是苦涩、悲愤和辛酸。为什么会这样？真如方红梅所说的那样，是结婚的日子没有选对么？他不信。因为他向来都不认同那些唯心的东西。追根溯源，他觉得造成这些灾难和不幸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母亲白素珍。
他深切地感受到，白素珍如同一团乌云，飘到哪里，哪里就是黑沉沉的。所有与她打交道的人，都怕她，恨她，讨厌她，又奈何不得她。她不讲意思，死皮赖脸，整日像绿头苍蝇嗡嗡地叫着，说着让人肉麻的话，做些让人唾弃的事，稍有一点儿自尊的人都对她敬而远之。她待人接物的原则，是典型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种女人，心比蝎子还毒。无论是谁，只要不听她的话，不合她的意，不服从她的命令，她就会想出最恶毒、最阴险的办法打击报复，不惜一切代价，毫不手软地赶尽杀绝。
王加根痛苦地发现，这些年来，他恰恰做了这团乌云的保护伞，使得白素珍更加肆无忌惮。他甚至偏激地认为，自己一直被白素珍当枪在使。而这一次，在争夺奶奶的房产时，因为没有得到他的支持与帮助，白素珍便与他反目成仇。
我做错什么了？我无非是不想卷入父母的争端，想过清静的日子而已。我早已申明过，放弃祖业，不要奶奶的房产。你为什么还要对我不依不饶？结婚前夕，你咒我不得好死，你要砸烂我的家具，你扬言要杀死我，要印发传单到处散发，败坏我的名声。你甚至咬牙切齿地宣称：“老娘走南闯北几十年，还在乎你这乳臭未干的小畜牲？对付不了你这个狗崽子，老娘这些年算是白闯了。”
嗨！你的本事我早见识过了。孝天城、王李村、白沙铺、牌坊中学，到处留下你的足迹和大吵大闹的身影，到处被你搞得乌烟瘴气。我和方红梅的婚事不是同样被你搅成了一锅羹、闹得一团糟么？
结婚是人生最大的喜事，我当然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你还要写材料印发传单败坏我的名声，行啊！我等着。你不是给花园公社小学校长陆定国写过信么？你不是给花园文教组组长刘福民写过信么？你不是找牌坊中学校长丁胜安谈过话么？到处说我的不是，似乎也没起到什么作用。我的名声是你红口白牙说假话能够败坏的么？
哈哈哈！母亲！你真是一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母亲。
我小时候信任你、依赖你、同情你，只是因为你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两片薄嘴唇不负责任地夸夸其谈，唾沫四溅地花言巧语。如今，我总算看清了你的真面目。你是一个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守财奴。为了钱，你可以抛弃亲情和友情。你没有爱心，没有，绝对没有！奶奶、三舅和我都被你牵着鼻子走。什么赡养奶奶，为奶奶养老送终，眼睛里盯着的，还是奶奶的遗产。什么为了三舅报仇雪恨，还不是想从大舅手里夺回那六百元的抚恤金。什么争夺王李村的房产是为了送给我，只有白痴才相信你的这种鬼话！
……
方红梅从医院回到牌坊中学的家里，正准备做饭，就来了客人。
来人是她的闺蜜。她们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同班，学习成绩也不相上下。高考后，红梅考上中专，闺蜜名落孙山。闺蜜伤心得几乎要投河自尽，是红梅的谆谆教导和循循善诱，才使她最终振作起来，恢复了生活的信心。
闺蜜这次是带着男朋友一起来的。两人进门就发糖，邀请方红梅去参加他们的婚礼。穿金戴银、打份得珠光宝气的闺蜜说，她男朋友是黄石大冶人，家里是开矿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矿老板”。他们已经领了结婚证，准备六月中旬举行婚礼。男方家里为他们修建了一栋三层的小洋楼，添置了满屋高档家具，彩电、冰箱、洗衣机、音响一应俱全。看到方红梅简陋的婚房，闺蜜不住地叹息她可怜。
唉，女人的命运真是不好说啊！难怪人们说“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嫁人确实太重要了！婚姻，真的是女人第二次投胎。
方红梅翻出家里有限的食材，做了简单的午餐，招待两位尊贵的客人。然后，又和他们一起步行前往花园区卫生院。
方红梅推着自行车，自行车笼头上挂着带给王加根的午饭。她闺蜜拿着枕头，闺蜜的男朋友抱着毛毯。三个人一路走，一路拉话，谈笑风生，根本不象去医院看望病人。
住院之后，王加根不得不暂时告别课堂。他所担任的语文课，由方红梅代着。这既是学校领导的意思，也是他个人的要求。他知道方红梅的课讲得好，学生由他老婆来教，他比较放心。
可是，这又苦了方红梅。
两个人的教学任务压在她一个人身上，还要做饭、洗衣、做卫生，料理各种家务，抽时间去医院照顾加根。学校医院两头跑够她忙的了，家里又接二连三地来客人。有孝天师范或中学时的同学，有方湾中学的老同事，有加根和红梅的亲戚……这些人多半是因为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事后又听说他们结了婚，特意上门来恭贺的。
王加根患病住院的消息传开后，专门到医院探望的人也多了起来。这些人都带着礼物，各种吃的喝的，罐头、饼干、蛋糕、水果、橘子汁……堆满了床头柜，还有好多搁在对面的空床上。
牌坊中学的同事们是瞅着没课的空当，相约分批到医院的。他们告诉王加根，小方因为他患病非常着急，动不动就在办公室里抹眼泪。
这让王加根非常吃惊。
方红梅每次来医院都表现得很轻松，经常笑着鼓励加根，安慰他，说他这只是小病小痛，没多大关系，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她甚至转述了程彩清编的荤段子，说王加根新婚猴急，晚上干那事用力过猛，导致大胯软组织损伤。
王加根怎么也没有想到，老婆原来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心里本来很着急，却不愿意暴露出来，增加他的思想负担。他为自己有这样贤惠的好老婆而欣慰。
教师们还骂张仲华不是东西。王加根病了这么长时间，他既不关心，也不过问。近段时间，还对方红梅的考勤盯得特别紧。
方红梅一个人上着两个班的语文和四个班的音乐课，又要做家务，还要经常跑医院，难免迟到或早退。张仲华只要看见方红梅不在办公室，就拿着《考勤簿》到处转。方红梅迟到了几分钟，早退了几分钟，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教师因病住院，作为学校领导，本来就应该安排人到医院照顾。”邹贵州说，“现在小方自己挤出时间照顾加根，他张仲华还这么斤斤计较，完全没有人味！”
王加根听到这些，自然也很生气。不过，他还是看得很开：“想怎么记，就让他怎么记去吧！大不了扣钱。无所谓！”
真正让王加根焦虑的，还是病情没有明显好转。
吊针打了十几瓶，右大腿根部仍然肿得厉害。肿块很硬，动不动就如同拔火罐一样，炙烤得难受。站立久了，不容易坐下去；坐的时间长了，站起来又比较困难，而且好半天都伸不直腰。
医生怀疑患处里面已经化脓，开始商量是否需要做手术。
一听说要做手术，王加根就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恐惧。用刀子把人的皮肉割开，那该多么痛啊！他恳求大夫想其他的办法治疗，比方加大吊针里面用药的剂量。不是万不得已，就不要开刀。
其实，医生们的想法与他是一样的。
如果需要做手术，王加根就必须转院。花园区卫生院没有做这种手术的条件和能力。转走一个病人，他们就会减少不少收入。医院在救死扶伤的同时，也必须考虑经济效益。
又坚持输了两天液，那个红肿的硬胞逐渐变软变小，有了消肿的迹象，而且不那么疼了。
医生说，再吊几瓶水，王加根就可以痊愈出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