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到王李村的家里，王加根总是感到特别压抑，又脏又乱又差的环境让他觉得恶心。
各种农具家什随意乱丢，坛坛罐罐到处都是。屋顶和墙面结满了蛛网、落满了扬尘。桌椅板凳、地面和门口的石礅上，随处可见鸡屎、鸽子屎、燕子屎和老鼠屎。卧房里则散发出霉烂、化肥农药、屎臭尿臊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再加上小孩扯起嗓子满脸通红地哭号，吵得人心烦意乱。
出门转转，村子里也没什么变化。拆了几栋旧房子，做了几栋新房子。认识的乡亲越发老了，小孩子一个个长大成人，还有那些新近嫁来的媳妇，他都不认识。门口塘的堤坝重新修整了。池塘边那个早已废弃不用的石碾子还在，巨大的碾磙子常年累月停在碾盘上不动。一群小孩儿正围着碾盘转圈儿，手里拿着石块、砖头或瓦片，沿着碾盘四周凸起的边沿滑动，口里还“呜呜呜”“突突突”地模仿着汽车或者拖拉机跑动的声音。这游戏王加根小时候也玩过，现在见到，觉得特别亲切和有趣。
转到皮匠三爷家门前，老俩口非常热情地与加根打招呼，让凳子他坐。王加根赶紧把特意买的纸烟拿出来，向皮匠三爷和皮匠三婆敬烟。相邻几家的老头儿老太太看见加根，也都凑过来，搭腔拉话。王加根逐一把纸烟散给他们。
交谈中，加根得知他的好几个小学同学或初中同学死了。这让他感到很吃惊。同村绰号为黑货的小伙伴去宜昌打工，在葛洲坝建设工地上失足，掉进几十米深的坑里摔死了。邻村李家岗的一个同学，应征飞行员，初试和复试均已通过，但在最后环节被淘汰。因承受不了失败的打击，感觉在亲朋好友面前丢了脸面，最后悬梁自尽了。
“二瘌痢在广州被公安局抓了！你听说过没有？”皮匠三爷又转移话题，神秘兮兮地问加根。
王加根惊讶地摇摇头，问：“他犯了什么事？”
“好像是偷东西，也有人说是卖假货坑蒙拐骗。他这小混蛋向来不正搞，进号子是迟早的事情。这是历史的必然。”皮匠三爷如哲学家一般地断言，“他爸妈现在后悔了，说当初不该让他去广州学开汽车，应该让他把中学读完。现在讲这些还有什么用？悔之晚矣！”
有人不认同皮匠三爷的观点：“读书考不上学还不是瞎的？王李村这么多年也就考取了一个加根。考不上大专中专，上完中学还是回家种田，种田能有什么出息？现在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还卖不出去。您老没有听说吗？到粮店卖稻谷要指标，凭票卖。妈的，粮食卖给国家还要凭票，成了狗屎！”
……
吃晚饭的时候，王厚义和胡月娥也说起了他们的烦心事。前不久，他们往自家的责任田里车水，要从别人家的责任田里经过。别人死活不借道儿，说是把田里的肥泥巴冲走了，影响稻谷的收成。两家因此大闹了一场，差点儿打起来。现在，家里还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早稻快成熟了，收割完早稻，就要犁田，准备插晚稻秧。恰在这个时候，几家共用的耕牛受伤了。这头牛是分田到户时分给王厚义、皮匠三爷和本家二爹三家共有的。前天，本家叔叔用牛犁田时，牛脚掌被锋利的耙齿扎了。伤口有两三寸深，牛的整条后腿都肿了。昨天请兽医来看过，说牛伤最少得一个月才能治愈。这一个月，是断不可勉强使用的。
“明知道牛已经受伤，他还让牛犁了几个小时的田。你说他的心狠不狠？”胡月娥愤愤不平地抨击本家叔叔，“现在搞得好，三家都用不成。皮匠三爷昨天找本家二爹扯皮，骂他们家狼心狗肺。两家大吵大闹，讲了一口。但吵闹又有什么用呢？又不能把牛的伤吵好。皮匠三爷只好去找亲家借牛，本家二爹也去找亲戚借牛了。只有我们家，到现在还没有着落。”
这些事情王加根爱莫能助。他突然意识到，当今农村，牛有时比人还要金贵。
吃过晚饭，王厚义搬起竹床，到屋侧边的风口子那儿乘凉。胡月娥抱着加花，牵着加叶紧随其后。加根则把家里的竹躺椅搬到门口，一个人坐在那儿。奶奶可能因为白天太累，已经早早地睡下了。
王加根靠在躺椅上，望着满天的繁星和弯弯的月牙儿发呆。四周不时传来蟋蟀的鸣叫和青蛙的鼓噪声，盛夏的夜晚显得更加寂静。他撇开私心杂念，置身这种久违的纳凉氛围，享受故乡夏夜的深沉与恬静。可是，耳边又响起蚊子嘤嘤嗡嗡的叫声。它们不时狡猾地落在加根的身上，出其不意地叮咬一口。他恼火至极。感觉到疼痛，就“啪”地一巴掌打过去，恨不得把蚊子拍成肉泥。蚊子却在他的巴掌到来之前飞走了，挨打的地方反而火辣辣的疼。
正在加根跟蚊子搏斗，对这些讨厌的家伙感到无可奈何的时候，黑暗的屋子里走出一个颤巍巍的身影。
那身影缓慢地挪动着，脚步忽高忽低，如同在探路一般，慢腾腾地靠近躺椅。加根知道这是奶奶。老人家来到加根的身边，一手扶着椅靠，一手摇动蒲扇，轻轻地拍打在孙儿的身上。蚊子被赶走了，扇子拍打在身上，不痛也不痒，怪舒服的。多么熟悉啊！儿时的王加根，夏夜躺在石板上或者竹床上，奶奶总是坐在他的身边，不停地扇着扇子，赶蚊子，送清风，一直到他进入梦乡。
王加根的眼睛湿润了，还是强忍着哽咽，没有哭出声来。
因为畈里的农活不多，王加根第二天没有跟着王厚义胡月娥一起下地，而是在家里做卫生、清场、干家务活，帮助奶奶干一些老人家干不动的体力活儿。恰逢晴天，他把奶奶的床单、被褥、蚊帐、棉衣全部清洗了，把床上发霉的稻草换了。和以往一样，为奶奶剪了脚趾甲，修理了搭板、便桶和衣柜。忙完这些，他就去双峰管理区买菜割肉，弄一些奶奶吃得动的菜肴。
加根他奶身板硬朗的时候，做饭的厨艺在王李村无人能比。贴锅蒸的小麦粑、劲道好的手擀面，都给加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至今想起来都口水直流。可是，奶奶如今老了，和不动面了，更没有力气滚动那一米多长的擀面杖。现在做面食，多半是疙瘩汤，或者面籽羹。
加根准备做刀削面给奶奶吃。他把面和成团之后，用菜刀一片片地往锅里削，奶奶感觉很神奇。老人家还没有见过用刀削面的。
削面煮好后，加根给奶奶盛了一大碗。奶奶吃了几口，就笑得合不拢嘴。一个劲地夸孙儿能干，说刀削面就是好吃。有劲道，又吃得动，不像疙瘩汤和面籽羹，嚼在口里如一团泥巴。
到了下午，天热起来了，加根就变着法儿做冷饮。他用淀粉、醋和白糖冲凉粉，奶奶喝下一碗后，夸这东西好，不用嚼，刺溜一下，就滑进去了，到了肚子里透心儿凉。吃过加根做的糖拌蕃茄，奶奶说汁水特别好喝，像是桔子罐头……
听到奶奶的夸奖，看到奶奶吃得那么开心，加根特别有成就感。但家里两个小孩的哭闹，又让他感到心烦。一会儿大的哭，一会儿小的闹。刚哄好了这个，另一个又开锣了。有时两个小孩同时哭号，吵得人就要发疯。加叶有时还知道说饿了、渴了或者哪儿不舒服，加花又不会讲话，只是扯起嗓子号啕，让老人家不知如何是好。
王加根耐着性子在家里呆了五天。
第六天，他必须走了。因为惦记着方红梅调动的事情，他想去孝天市教育局和花园区教育组看看情况。
奶奶听说孙儿要走，浑浊的眼里满是忧郁。老人家把加根拉进她的卧室，从枕套里翻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地打开。里面是一些零角票，大概有两块钱的样子。老人家把钱急急地塞给加根，叫他拿去用。又说，家里的小剪刀钝了，不好用，叫他下次回家时，买一把带回。
加根眼眶发热，鼻子发酸，喉咙里堵塞着哽咽，泪水像断线的珠子直往下掉。他用颤抖的手接过这些零钱，骑上自行车赶到杨岗街上。跑了供销社和几家小商店，都没有买到小剪刀。就用奶奶给的钱和他自己身上的钱，买了一斤红糖、一盒蛋糕、一瓶罐头和四个皮蛋。
加根返回王李村，把这些东西交给奶奶时，老人家一个劲地责备他乱花钱，似乎有点儿不好意思接受。
加林带着复杂的心情与奶奶告别。骑车到了花园镇，他顾不上回牌坊中学，直接去了花园区教育组，询问红梅的调令来了没有。
“哪有那么快？”教育组长刘福民没好气地回答，“教师调令一般都是八月份来，而且多半是在八月中下旬。再说，你女朋友的调令也不可能发到我们这里，应该发到肖港区教育组。”
“那舒建新的调令来了没有呢？”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调令最起码要等到八月份。”
王加根说了声谢谢，失望地离开了。
回到牌坊中学，他才发现自己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手头没钱了。别说跑调动，这段日子过生活都成问题。好在从王李村拿了半袋子大米和一些新鲜蔬菜，可以应付一阵子。他必须靠这些东西和不到一元钱的现金，维持到十五号，等着领七个月份的工资。
好吧！这段日子哪里也不去了。就在学校里看书写文章，晚上还可以去办公室去看电视连续剧《血疑》。这部从日本引进的电视连续剧眼下正在中国热播。大岛幸子和相良光夫的爱情故事，感动了成千上万个少男少女。男女主角的扮演者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更是成了追星族们热捧的对象。方红梅曾不无骄傲地告诉王加根，方湾中学好多教师都说她长得像山口百惠。
本来，王加根也想过去方湾中学，或者去菜园子村红梅家，但徐磊曾说过的一段话，让他改变了主意。
徐磊有一次与王加根聊天，说自己每次回家过周末，他弟弟妹妹都会揶揄他，嘲笑他，说他回家“吃血汗”，白吃白喝，揩家里的油。
王加根听后，最初感觉徐磊的弟妹有点儿过分，口无遮拦，说话太伤人，但事后想想，也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加根考上孝天县师范学校后，每次回家时间呆长了，比方在保定白素珍那儿住了个把月，他就感觉特别不好意思。虽然是亲人，但自己毕竟已经长大成人了。不劳而获，去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他就感觉心里有愧。任何时候，吃自己的，用自己的，心里才坦荡，说出去也硬气。每次去方湾中学或者红梅家里，他又没交生活费，时间住久了，自然感觉心里不美气。所以，他决定坚守牌坊中学，一直等到领了这个月的工资，再去跑方红梅的调动。
八月二十二日是方红梅二十一岁生日。巧的是，这天下午她收到了期盼已久的调令。接下来的几天，她就开始马不停蹄地跑手续。毫不夸张地讲，她和王加林两个人的腿都快跑断了。
先是拿着孝天市教育局下的调令和肖港区教育组开的证明，到肖港区政府开《行政介绍信》。再把《行政介绍信》送到孝天市教育局人事股，要求开具《分工介绍信》。《分工介绍信》送到肖港区教育组后，又凭区教育组开的《证明》前往当地的公安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证》，到当地粮管所办理《粮油关系迁移证》，到银行办理《工资关系迁移证》。然后，把这三个迁移证和孝天市教育局的《分工介绍信》一起送到花园区教育组，手续才算基本跑完了。
下一步，就是等候花园区教育组给方红梅安排工作单位。
王加根已经向花园教育组提出了把方红梅分到牌坊中学的要求，但刘福民没有表态。既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重申这事需要研究，并一再强调，作好去陡山中学的思想准备。
他回到牌坊中学与方红梅谈起这件事，红梅一脸的不高兴，嘟哝着说：“要是把我分到陡山中学，我就不去上班。返回方湾中学当一个没有编制的代课教师。”
加根知道红梅肯定不会这么做。她这样讲，多半是在激将他，要他赶紧想办法，托人去花园区教育组说情。
能找谁呢？只有找牌坊中学领导了，让丁胜安去向刘福民要人。
王加根对丁胜安说：“调我女朋友过来，就是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让两个人能够安心地工作。好不容易把她调到花园区来了，又让她去陡山中学，两个人还是不在一起。这种调动又有什么意义呢？区教育组应该体谅我们的难处，多给教师一点儿人文关怀！”
丁胜安觉得加根讲的不无道理，拍着胸脯表态：“这事交给我。我去搞定刘福民。”
王加根非常感动，承诺这件事情办成后，一定请学校领导喝酒。
丁胜安骑上自行车，满怀信心地去了花园区教育组。几个小时后，他又神情沮丧地回来了，耷拉着脑袋，如晒蔫了的茄子。
他对王加根和方红梅说：“刘组长说了，你们还没有结婚，不存在两地分居的问题。他还是坚持让小方去陡山中学，说陡山中学师资力量薄弱。等你们将来结婚了，教育组再把你们调到一起。”
方红梅听到此，如泄气的皮球，一脸的悲观失望。
王加根先是眉头紧锁，后来脑子里灵光一现，表现得非常兴奋。他追问丁胜安：“刘福民的意思是说，只有我和小方结婚了，就能够把她安排到牌坊中学？”
丁胜安回答：“估计就是这么个意思。”
“行！我马上去找刘福民。只要他刘组长说话算数，小方就肯定能分到牌坊中学。”王加根胸有成竹地这样讲，显得自己特别有把握，“结婚的标志是什么？怎样才算真正结了婚？结婚并不是看有没有举行婚礼，而是看领没领取结婚证。我和方红梅已经领了结婚证书，自然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法律上对此有明文规定。”
第二天，王加根揣着上次为了人工流产而领的《婚姻证明书》，去花园区教育组找刘福民，据理力争。
刘福民理屈词穷，再也找不出故意刁难的借口，只好答应他们的要求，把方红梅分配到了牌坊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