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湖宾馆是孝天市规模最大、最豪华、最气派的宾馆，同时也是孝天市人民政府招待所。
在宾馆的一个小型会议室里，摆成“回”字型的会议桌周围坐满了人。“回”字中间的地面上，摆放着五盆一品红。这种植物下部椭圆形的叶子是绿色，顶端狭小的叶片是鲜红色，看上去很像花瓣。会议桌上摆着一些塑料花瓶和小盆景，还有开水瓶、陶瓷茶杯、烟灰缸和带过滤嘴的“永光牌”香烟。会议室主座后面的墙壁上，拉着一条很长的红布横幅，上面写着“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四十二周年暨《澴水浪》首届优秀文学作品颁奖大会”。
从会议主持人的介绍中，我们知道到会的领导有孝天市副市长、市文化局长、市文化馆长、市广播电台台长、孝天报社社长和《澴水浪》杂志主编等，还有专程从武汉赶来的省作协副主席。
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些领导对面就坐的获奖人员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那不是王加根吗？
对，正是他。他是所有获奖人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坐在会议室里，听着那些高高在上的领导和名气如雷贯耳的作家们侃侃而谈，王加根的心情异常激动，同时又感到自己微不足道。但不管怎么说，他来了。他走到了这些人中间，并且与他们坐到了一起。这就是进步，就是对他这些年勤奋努力的肯定。
没有奖金。奖品也很简单：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一个陶瓷笔筒和一个种水仙花的陶瓷花盆。虽然不值几个钱，但书香气息很浓，都是文人们喜欢的东西。会议只有半天时间。散会之后，大家到宾馆餐厅里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午饭。然后，就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
王加根拎着装有奖品的纸袋子，来到孝天市汽车客运站，买了一张前往方湾的车票。他准备先到方湾中学与方红梅见个面，然后步行到肖港火车站，坐晚上的慢车回花园镇。
明天星期四，他必须赶回牌坊中学上班。
王加根之所以这样规划自己的返程路线，除了想见方红梅，并且把自己获奖的喜讯第一时间告诉她以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必须与方红梅商量。
前天上午，王加根收到获奖通知正在与同事们分享喜悦的时候，涂勇突然来牌坊中学找他。与涂勇一起来的，还有一个面相很熟、但他叫不出名字的师范同学。他把两位老同学带到自己的宿舍。
“他是我师范的同班同学，叫舒建新，在陡山中学。”涂勇把同行者介绍给王加根。
“认识！认识！在学校时我们经常见面。”王加根客套地应和。
舒建新说，在孝天县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他经常在墙报上看王加根的作品，写得实在是太好了。涂勇则谈起了他从襄花小学调到白合中学之后的一些情况。直到大家把该说的废话说得差不多了，谈话才进入正题。
原来，舒建新是肖港公社人，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了陡山公社。他父母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家里没有其他的兄弟，老人没人照顾。所以，他一直想从陡山公社调回肖港公社。可公办教师跨公社调动，那简直比登天还难！因此一直未能如愿。
这种情况，王加根心里自然清楚。农村公办教师的工资及各项福利待遇均由公社财政发放，教师人数的增减，直接影响公社财政的负担。由于财政收入有限，各公社对公办教师数量实行严格的编制管理。教师人数减少，皆大欢喜；教师人数增加，则要经过层层审批。所以，公办教师调出某一个公社比较容易，而想调入哪个公社则非常困难。撤社并区之后，农村公办教师的薪酬改由区财政发放，教师流动的瓶颈，就变成了跨区调动。
“我听说你和方红梅在谈恋爱，有没有想过把方红梅调到牌坊中学？”舒建新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加根说，想当然想过，但谈何容易！
舒建新马上兴奋起来，抛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是这样。方湾已经划归肖港区管理，小方从方湾中学调到牌坊中学，实际上就是从肖港区调到花园区。而陡山又划到了花园区，我从陡山中学调往肖港，就变成了从花园区调到肖港区。我和小方调出调入单位相反，正好可以对调。对调不影响两个区的财政收支，应该比较容易。”
对呀！这倒是一个好途径。王加根也激动起来，饶有兴致地与舒建新聊起了对调的事情。真没想到，这件困扰了他和红梅一年多的难肠事，竟然这么戏剧性地找到了解决方案，而且是主动送上门来的。正如他收到小说获奖通知一样，此前完全没有征兆，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好事就找上门来了。
送走涂勇和舒建新，王加根心花怒放地回到办公室。
教师们还在议论他小说获奖的事情。他瞟了一眼墙上的日历，这天正好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小满——小小的满足。他笑了。心里说，今天双喜临门，不只是小满啊！可惜没有“大满”这个节气。如果有，说不定还会有更大的惊喜。既然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怎么就没有“小满”“大满”呢？
他对此有点儿疑惑不解。
前往孝天城参加颁奖大会时，王加根提前一天出发，特地去孝天市教育局咨询了一下对调方面的规定。人事股长明确答复，对调这种事情，只要双方教育组同意，市教育局一般不会干预。因此，他必须马上与方红梅商量对调的事情，趁热打铁，抓紧办理，不能错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王加根坐汽车到达方湾后，径直前往方湾中学。见到方红梅，先是炫耀了一下他的奖品，接着就急不可耐地告诉了她对调的事情。
方红梅听过这两条喜讯，自然也是春风满面，抱着亲爱的人儿亲吻了好半天。得知王加根要去肖港火车站赶车，她看了看手表，马上反锁房门，不由分说地扯掉了王加根和她自己的衣服。两人猴急着上床，轻车熟路地云雨了一番。
第二天上午，方红梅把自己的课全部调到下午，又找马静借自行车，前往肖港区教育组，跑对调的事情。
借自行车时，马静问她去哪儿，她也没有隐瞒。她知道周东明和周哲凡父子俩正在帮马静往孝天城调。马静三天两头向她报告调动进展情况。别人对自己实话实说（尽管有炫耀的成分），自己干嘛要去隐瞒呢？工作调动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十五里路加上中途渡船过河，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方红梅能够把自行车骑得这么快，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当她兴冲冲地来到肖港区教育组，找到教育组长，提出与舒建新对调的要求时，教育组长显得比较冷漠。
他既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而是打着官腔道：“学期中途教师要求调动工作的，一律不予考虑。等到了暑假再说吧！”
犹如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方红梅只得失望地离开。返回方湾的路上，她窝了一肚子火，对这些装腔作势的官老爷恨得咬牙切齿。快到万安渡口时，天突然下起了雨。她只能顶风冒雨地骑行。
过河之后，走了一段河堤，就是田间小路。路上的泥土被雨淋湿之后，变成了粘性很强的泥巴。泥巴糊在自行车轮胎上，别说骑行，连推都推不动。没有办法，方红梅只能把自行车扛起来，踩着烂泥，一哧一滑地艰难行走。几十斤重的自行车压在肩膀上，吃力不说，还硌得肩胛骨生疼。回到方湾中学，她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泥泞满身，显得狼狈不堪。她咬咬牙，去池塘提了几桶水，把自行车冲洗干净。然后，又去食堂打热水回宿舍洗澡。忙了半天，人累得够呛，身心疲惫，却没有一点儿效果。
下午上班时，方湾中学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大家都知道了方红梅要调走的消息，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情前来打听。
池松山酸溜溜地说：“你终于可以与小王团聚了，结束夫妻分居生活。”
方红梅气得恨不得骂人。不过，她还是控制自己的情绪，一笑而过。何必呢？都是共事快两年的同事，说不定暑假之后自己就真的离开这里了，闹个大红脸，多没意思啊！
肖港区教育组这边吃了个“软钉子”，花园区教育组那边进展还算顺利。王加根和舒建新一起去找教育组长刘福民。
刘福民听过他们的要求，没有马上答复。他看看王加根，又看看舒建新，思考了一会儿，还是拿起钢笔在舒建新的《调动申请书》上签了字。接着，对王加根说：“你女朋友调到花园区来我没有意见，但我不能保证把她分到牌坊中学，去陡山中学的可能性比较大。”
王加根没有吭声。
陡山中学距牌坊中学有三十多里路，据说那里条件还比较差，工作和生活环境恶劣。这也是舒建新想离开那里的主要原因。让方红梅去陡山中学，会不会太委屈她了么？她愿意去么？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把她调到花园区来再说。至于分配到哪一所学校，那是后一步考虑的事情。就算方红梅真的分到了陡山中学，也比现在相隔百里之遥要方便得多。两人同在花园区工作，属同一个教育组管理，将来想往一起调，也要容易一些。想到这一点，王加根没有与刘福民争辩，算是勉强同意了这个不合理的附加条件。
得到刘福民同意接收方红梅的承诺，王加根就全力以赴主攻肖港区教育组。他先帮方红梅写了一份《调动申请书》，找方湾中学领导签字盖章。再拿着这张纸一次又一次地往肖港区教育组跑。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死乞白赖的软磨硬缠，肖港区教育组组长终于在方红梅的《调动申请书》上签了字。
王加根又骑车到陡山中学，约上舒建新，一起到孝天市教育局。
人事股长见两份《调动申请书》上都有调出调入单位负责人的签字，并且盖上了红印，就公事公办地对他们说：“回去等着吧！这事还得局党委会研究同意。一旦有了结果，我们会把调令发到花园区和肖港区教育组的。”
事情到这一步就搁置起来了，一直到放暑假都没有消息。
暑假临近的那段日子，牌坊中学的教学秩序突然混乱起来。办公室里很少看到人办公。桌椅东倒西歪，显得杂乱无章。到处是旧报纸、学生作业本、纸盒子、玻璃碎片、墨水瓶、粉笔、木板子、三角板、圆规……挂在墙上的《考勤簿》和《听课记录本》被撕得稀乱。各个教室里的情况更加糟糕，用“不堪入目”来形容丝毫也不为过。课桌和板凳好多都被人为损坏，甚至缺胳膊少腿儿；窗玻璃没有几块完整的，被打碎的玻璃片散落在窗台和地面上。教室门不是被打破了，就是被拆掉了。所有的电灯都不见了踪影，有的连灯头都被扯走。地面好多天没有清扫，纸屑、玻璃碴、粉笔头和灰尘等垃圾积了半寸厚。
丁胜安家里在做房子，一个多星期没来学校打照面。张仲华和邹贵州从早到晚躲在宿舍里抹“扯胡”，与民同乐，完全不管工作上的事情。责任心稍微强一点儿的教师，偶尔到办公室或教室里转转；责任心差的则百事不管，有时到学校点个卯就回家了。
暑假就是在这样一种散马无笼头的状态下开始的。
眼见教师和学生们欢天喜地地回家，王加根这才意识到自己快半年没有回王李村了，突然特别想念奶奶。该回去看看她老人家了，整天忙自己的事情，都快把奶奶忘记了。带着满腹的自责和愧疚，他在放假的当天下午，就骑自行车回到了王李村。
到村口时，太阳已经偏西。王加根走进家门，便望见了白发苍苍的奶奶。老人家坐在一把靠背椅上，左手搂着大哭大闹的加叶，右手还在不停地摇着摇篮。
王加根走到奶奶跟前，老人家才抬起头来。
“是根么？”老人家用浑浊的双眼瞅着孙儿，“是根么？呜呜呜……”奶奶突然哭了起来，声音颤抖着，“你怎么舍得回的哟！”
奶奶说，她晚上做梦总梦见加根，想他想得好苦。天天都盼着他回来，但他好像完全忘了这个家，忘了他还有一个奶奶。加根双膝跪下，趴在奶奶的腿上，向奶奶道歉，也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好久，老人家才捧起孙儿的脸，端详着孙儿，问加根可曾吃饭，叫加根替她照看小孩，她去煮面条。加根谎称自己吃过饭了，拿来一个小木凳，挨着奶奶坐下。
老人家于是絮叨起来。她说，王厚义和胡月娥每天下地后，两个小孩就扔给她，拖死人！她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差远了。腿总是冰凉，白天麻杆一般细，晚上又肿得像水桶。走路走不稳，动不动就摔跤。好几次倒便桶时，人被绊倒，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爬又爬不起来，粪便搞得满身都是，总是村里人看到了，过来扶她。抱小孩也是提心吊胆的，自己摔倒不要紧，要是娃有个好歹，那可不得了……
听到这些，望着奶奶憔悴、枯瘦的面容，摸着奶奶身上热烂了的一块块疮疤，王加根心如刀绞。
“也没做太多的事情。每天就是烧个火，洗个碗，摇个娃，洗个衣服。只是人老了，不中用了。”奶奶掀起围裙擦去加根脸上的泪水，笑着告诉孙儿，“他们弄了好吃的东西，总会给我盛一浅碗。我还求什么呢？只等着睡一个棺材。”
加根听到这儿，心里特别难受。奶奶太容易满足了。少干了一点儿活，多吃了一口食，就觉得是生活对她的馈赠，因此感激不尽。
奶奶自己没有生育儿女，却抚养了好几个后人。素珍、三货、加枝、加根，如今年近八旬，又要带加叶和加花，还要干那么多繁重的家务活。老人家操劳忙碌了大半辈子，本应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啊！可是，并没有人真心的爱她、关心她、照顾她。白素珍和王厚义争着和她一起生活，只是打着扶养她的旗号，惦记的是她的房产。奶奶总是把加根看成唯一的亲人和依靠，把仅存的一点儿温情给孙儿，但加根因为忙工作、忙事业、忙爱情，记起奶奶的时间极其有限，竟然半年都不回家看奶奶一眼。
想起这一点，王加根就骂自己不是人，是猪狗都不如的畜生。
他下定决心，这次回家一定要多陪陪奶奶。给奶奶做点儿好吃的，与奶奶多聊聊天。因为耳聋，与奶奶说话得费很大的劲，平常难得有人与她拉家常，加根告诫自己要耐心，多陪奶奶说说话，多告诉她一些外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