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了一会营田务的公事，杜中宵突然道：“说起学校，这些日子我闲暇时间编了几本册子，想在将来教授民间。子容看一看，合不合适，增删一番。”
说完，起身回到自己书房，不一会拿回三本册子来。
“这一本是《识字》。本是我编来教小儿认字的，简单易学。虽无《百家姓》、《千字文》韵律清晰，朗朗上口，却胜在意思浅显，全用俗语。用于文士开蒙不足，乡民识字却有余。”
苏颂接到手里，见是一本极薄的小册子。翻开来，不似此时常见的开蒙教材，不是文章，而是一个一个字和词。如鸡、鸭、豖、狗，马、牛、羊，旁边还画有图形，容易辨认。
苏颂看了看，沉默不语。用这种方法教人识字，确实比普通教材容易了许多，但用字太俗，不利于读文章。读书是要做学问的，有学问的人写的文章有不一样的特色，与口语不同。这种教材即使教会了人识字，将来真正做学问还是要重新学起。好在最后还有几首诗，全是意思浅显类似于儿歌的，勉强有些读书人的样子。这样识字容易，将来读书入门却难，说不上是好是坏。
见苏颂不说话，杜中宵知道他的意思。自己编了这本册子，用来教儿子，韩月娘就不愿意。这样学会了认字，难说对将来读书做文章是好是坏。好处是识字早，不好的地方是容易养成不良习惯，在读书最重要的起步阶段，与真正的学问有隔阂。儿子将来是要读书考进士的，学这些有什么用？也就是儿子现在太小，韩月娘容许杜中宵折腾一下，等到六七岁要开蒙的时候，断然是不会同意用这种教材的。
苏颂果然是一样的想法。这种想法不能说错，学习本来就是对人的思想改造的一个过程，并不是简单地学知识。本来他还想按着自己学习的过程，再编几册，把一些常见成语写成通俗易懂的小故事。等到明白了识字不只是简单的认字，还是学习习惯和思想意识的养成，自觉水平不够，便没有动手。
不要以为小学语文简单，那些课文实际要求水平极高，觉得简单，只是自己水平和眼界不够罢了。
见苏颂一直不说话，杜中宵道：“此书用于开蒙，其实有些过于浅显了。不过，若是用于乡民匠人识字，倒是合用。这些人认字只是日常所用，不会读经史做学问，只要认字就足够了。”
听了这话，苏颂点了点头：“若是如此之用，倒还合适。不过，说实话，令郎用这种册子开蒙并不好。此时年幼，做为闲时玩耍还好，等到再过几年，还是要请名师教导。”
杜中宵点头：“这个道理我自然明白，所以这册子不是导人做学问，就只是认字所用。其实天下各行各业，如果能够读书认字，学问不必口口相传，自己读书便能学，是极好的事。我们读书人开蒙，用韵文自是应该，其他行业则未必。便如种田的，教些农田日用杂字，强似读《千字文》。其他各行各业是一样的道理，有合适教材，既认了字，又学了知识。不过这样的教材编写不易，要对行业熟悉，还要能写出通俗易懂的文章，难找这样的人。比如说教种田的识字，可以教他们如何利用节气，晓得天时，知道种地的地理，能写的人就极少了。自古农书，虽然朝廷经常印了颁发各地，终究流传不广。便就是因为人写的，做不到浅显易懂，民间传播不开。似《耒耜经》，言农具甚详，画有图形，形制清晰，而且各件皆有名称，是农书中难得的佳作。但终究是文人所写，如果读给种田的人听，他们就不明所以。此书出后，朝廷刊印多次，颁行天下，然而还流布不广。农为天下根本，尤且如此，其他行业就可想而知了。”
听了这话，苏颂笑道：“这就是个大题目了，非一人所能为，急切间做不来。”
“营田务诸事草创，属下各行各业，无所不包。若是用心做起来，为天下开个头也是好的。这一本《识字》便是这个意思，教人认几个字，再让各行各业编自己的教材。以后设学校，依书教学，便就容易了许多。有了学校教学，便就不愁没有人才了。”
苏颂这才明白杜中宵的意思，点头道：“如此做，待晓是为天下造福了。”
识字是教育的第一步，跨出这一步，后面的学习才能展开。这个年代，教育还仅于读书识这种比较低的水平，仅有医学、武学等少数几个行业，有不多的专业教育。
放下《识字>小册子，杜中宵又递过一本道：“这一册是《方田》，里面有些算术内容，主要教导如何丈量土地，估算粮食产量，诸如此种。学得会了，便可计算田亩，计算种田时的下种量。一个村子有两三个学会这些内容的，当大有助益。”
苏颂接过册子，翻了一下，大吃一惊：“没想到待晓对此种学问也精通，着实不易。这里面的东西看着简单，要想学会实际极难。这里面好些东西，连我都没有见过。而且讲得通俗易懂，着实难得！”
这其实就是基本的数学课本，不过注重实用，与此时常见的把数学跟天文挂钩是两个路子，主要侧重地理方面。开始教简单的算术，四则运算之类，后面则是几何，算长度距离，算面积体积。里面的内容以小学数学为主，稍微涉猎一些初中知识。
不要小看这些简单的数学知识，这个时候却非常实用，而且是现实迫切需要的。宋朝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田税是按照前朝传下来的账册而定，建国以来没有丈量过地亩。不说地主故意隐瞒，就是近百年的自然发展，实际的耕地也已经与账面上的数字天差地远。地亩不清，税收自然混乱，有地的不交税，没地的却交重税，不是某一地某一时的个别现象。认识到这一点害处的人不少，前些年也曾经由郭咨主持对几个县进行过一次方田，却再没有下文。
方田不只是因为利益关系会遇到地方强大的阻力，还有技术原因，丈量田亩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用皮尺量长度，算面积，对天下耕地进行精确丈量，是后世工业社会才能做到的事，这个时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说大地主的阻挠，就是他们积极配合，也没有合适的手段和足够的人手去做。
清量地亩之所以叫方田，是因为这个年代能够做到的，就是把耕地分成一方一方，粗略地估算出一个数字来，不可能精确。比如郭谘实行的方田法，就是千步一方，立下标志，作为赋税的依据。再精确下去，耕的形状不可能方方正正，计算各种三角形、梯形的面积，根本就没多少人做到。
方田的目的不是朝廷要多收税，实际上每次方田，都是以赋税不变为前提的。查出隐田，耕地面积增加了，则此地的平均税率降低，田税的总额不变。方田的目的实际上是让账簿和实际耕地相符，让朝廷真正掌握一地的农业资源数字，让种地的人按照地多少税赋平均，所以叫均税。
这本册子，如果真能够教会大量的人清量地亩，则方田的阻力会减小很多。没地的人，或者是地少的人，凭什么替别人交税？他们明白了这一点，方田便就有了群众基础。
现在种地的地方，由于种种原因，账簿上的赋税不均，地多的人把负担转嫁到别人身上，地少的本就贫穷，却替别人交着税。这不只是富人对穷人欺压，还因为大量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种的地到底有多少面积。种着一块地，别人说一亩就是一亩，说十亩就是十亩，大字不识，数数不过百，还能自己测出来？
如果农民能够自己算面积了，就会争取自己的利益，方田就容易多了。
这些基本的数学知识不只是对农业有用，各行各业都用得着，数学是科技的基础。
苏颂自己对技术精通，一看就知道这册子的价值。里面的知识并没有多么高深，但胜在成系统，能够让人很容易地学会一些基础知识。这里面的内容也没有超过此时的数学水平，此时的数学家，基本素质超过后世初中生的大有人在，也利于对教材补充推广。
见苏颂态度跟刚才大大不同，杜中宵又递一本册子道：“这一本《会计》，专门讲如何算账的。官府招募吏人，要书算精通，但这种人很是难得。我编了这一本小册子，专门讲计账算账，不只是对衙门的官吏有用，商人也有用，甚至一般人家也用得到。”
不是会基础的数学知识就会算账的，能做数学题但不会算账的大有人在。这里面既有数学方法的问题，也有记账方式的问题，还有必要的查账覆核知识。此时官方使用的是流水账，天下衙门，包括各地税务工场，都有统一格式记账。账目记得清楚，但要算清楚可不容易。
天下账簿都会统一到三司，三司每逢闰年编《会计录》，这就是大宋的经济统计。不过三司的账簿汗牛充栋，除了少数几个天才人物做三司使，账目根本就算不清楚。编出来的《会计录》往往是照抄以前的，根本做不到反映经济的实际情况。
首相陈执中的父亲陈恕为什么被太宗、真宗两个皇帝看重，到现在朝野还念念不忘，认为是最好的三司使？就是因为他强于心算，拿着账目看一遍就能算出来，这种天才可遇不可求。丁谓为什么能够权倾天下？因为他做三司使的时候，能把账算清楚，实实在在编出来一本《会计录》，天下经济情况尽在其心中，不管怎么铺张浪费，他总能够变出钱来。
杜中宵不是天才，没有陈恕那样心算的本事，也没有丁谓那样聪明绝顶又细心肯下苦功，搞清楚账目只好用自己的办法。使用流水账，杜中宵在永城的时候连营田务和公社的账目都搞不清，他的办法是用新的记账方法，每一级都做出详实的统计，上一级只要清算复核就可以了。
复式计账并不复杂，这个年代已经有了雏形，只是不成系统，没有统一规范。这本册子，就是讲的如何记账，如何清算，如何覆核。只要按着这一套程序做，就能够账目清晰，一目了然。当然大到三司小到一州一县，到营田务，甚至各税务场务，如此复杂的系统，错漏在所难免，控制在合理范围就好。
这一套办法，苏颂接任永城知县的时候，管理营田务和永城公社的时候就接触到了，知道其中的好处。现在看见杜中宵总结出来，写成册子，颇有一种拨开云雾的感觉。
以这三本小册子做为教材，建起一些学校，培养必要的人才，营田务基本的业务就包括基中。有了人才，再有必要的制度，才能够健康地发展。
营田务设立的目的，是接加附近几处运河的纤夫。这些人来营田，第一个难处是不会种地，第二个就是文化水平低。不会种地可以教，文化水平低，不能读书认字，教起来就难了。
几个月过去，杜中宵对营田务的建设很不满意，深知其中的难处。要解决问题，按他的习惯就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赚钱，有了钱诸事好办。再一个大兴教育，教育的起点，便是这基本的三个小册子。
营田务需要的不是读书做官的人才，那有州学县学，合适的人到那里上学去。营田务的教育，是以实用为主，要培养有文化的农民，有文化的工匠，有文化的管理人员。学这些的人或许做不了官，但只要学好了，最少可以有饭碗，在营田务里过上像样的生活，做官也只是一种职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