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鹄不但一句句诛心之言，而且对刘渊甚不恭敬，他称呼司马炎桨武皇帝”，称呼司马衷桨孝惠皇帝”，却不叫刘渊“光文皇帝”而仅呼其字，这使得韦忠再好脾气，也不免火冒三丈，当即勃然而起，呵斥道：
“先生此言，指斥乘与，犯上不道！难道吕氏欲叛皇汉而归从于司马晋不成么？！”
吕鹄见状，也不害怕，也不恼怒，仍然笑眯眯地，摆摆手：“大将军此言，吕氏实不敢当……”随即环视陪坐诸子弟，对韦忠解释道：“实是这些不学子，不明皇汉之大义，与大将军之忠节，都云大将军昔不仕晋，是为避祸，后乃从汉，是见皇汉势大，于是有攀龙之情，总而言之，都是一个‘怯’字，为乱世偷生耳。老以为不然，大将军必有深意，是故设问，请大将军为我教育儿孙，如此而已。”
这话就得很直白了，韦忠你别假模假式摆出那副忠臣嘴脸来，你丫就是一无胆鼠辈、贪图利禄之人。晋与汉，哪来的谁义谁不义啊，只有强弱之分，因而你才附强欺弱罢了。
韦忠怒火攻心，双眼略略一眯，面露杀气，对吕鹄道：“先生自恃墓木拱矣，或将不久于世，因而放言无忌，就不怕祸及子孙么？实与先生言，今皇汉大军，见在蒲津，与吕氏仅仅一水之隔。吕氏若肯恭执臣节，供输军需，还则罢了；若昧于大势，有叛反之心，则一旦王师东归，必破汝坞，屠尽吕姓——恐怕到时悔之无及啊！”
吕鹄还是笑，颤颤巍巍地回答道：“吕氏家族弱，坞中青壮有限、兵甲不全，实难以当汉军之击。然而，大将军以为汉军必能东归么？今河东之兵、粮、舟船，皆由大将军调度，一旦大将军不在，军心必然涣散，粮秣必然难聚，舟船也将四散，则汉太子在河西，以饥疲之师以当裴大司马，安有胜算？即欲东归，河桥狭窄，舟船无着，晋师在后，未知能有几人全生啊？丧败之卒，便临我坞，吕氏却也不惧。
“时局如此，不知昧于大势者，是老啊，还是大将军哪？”
韦忠闻言，不禁悚然而惊，忙问：“听汝之意，欲杀我么？”
吕鹄摇摇头：“岂敢，岂敢，唯大将军远来，舟车劳顿，乃恭请于蔽宅内多留几日，洗涤风尘而已。”
韦忠这才明白，今日乃是一场“鸿门宴”！
他原本以为，胡汉近年来虽然略受挫折，于河东郡终究余威尚在，即便强如裴、薛，也不敢公然背反，只是阳奉汉朔，而实际骑墙罢了，况乎吕氏？虽在蒲坂县内，吕氏算是第一大族，但放诸整个河东郡，则田土有限、人丁不繁，论武力更是提不起来。
——打比方来，吕氏之力翻三倍，未必能比柳氏，翻五倍比不上裴氏，薛氏且可轻易蹉踏之。
故而怕只怕裴、薛造乱——此亦刘粲拘留裴硕、薛涛之意——吕氏哪有胆量背反皇汉哪？尤其唯青壮才敢铤而走险，越是老耄，行事越当求其稳妥，除非晋人大举入郡，否则岂敢摆正车马，与皇汉做对？裴氏当家的裴硕便是如此，况乎岁数比裴硕还大的吕鹄呢？
而且这回吕鹄表示愿意相见一面，还是向来恭顺的柳氏从中和，则若吕氏有所不轨，柳氏自也脱不了干系。韦忠因此才敢轻身前来，本以为吕鹄尚在附汉与中立之间摇摆，则靠着自己一身凛然正气、三寸不烂之舌，可以将其导向正途；谁料吕鹄竟是想诓自己入坞，施以毒手！
诚如吕鹄所言，倘若杀害了自己，或者仅仅只是把自己幽禁于此，河东之事缺乏足够名位的大臣坐镇，人心必然紊乱，军政诸事都难入正轨，舟船、粮秣不能及时灾河西，则皇太子殿下如同手脚被缚，在战事上必受重挫。一旦败战而归，则晋势更炽，皇汉内部的矛盾都会因此激发，平阳这座大厦势必摇摇欲坠了！
这可该怎么办才好？我若辜负了皇太子殿下的重托，有害国事，真正百死莫赎！
要韦忠确实可以算是一名忠臣，什么华夷之义他固然是不明白的——实话此际民族主义思潮尚未泛起，当世士人，也没几个真能懂得——唯知受人之禄，必忠人之事，是做饶基本道德底线，不可逾越。想当初平阳郡守陈楚强迫他出仕为功曹，虽非情愿，陈楚遇险之时，韦子节仍肯舍命相救；况乎刘渊待其甚厚，他一寒门士子，仅仅数年间便晋升为胡汉重臣，则彼既以国士待我，我又岂可不以满腔忠悃还报之啊？
实话，刘渊其人实有英雄之姿，有下之志，故而石勒拟之为汉高祖，雅不愿背其子孙——其后刘曜本非刘渊正支，靳准之乱后，又不立刘渊余孤，而自称皇帝，甚至于连国号都给改了，石勒因此而叛。韦忠论野心远不如石勒，又久在平阳，立朝参政，刘聪待其也不能不厚——镇西大将军的名号，就是刘聪所封的——他又怎可能不竭尽忠悃，以报刘氏两代之恩呢？
后世所谓“愚忠”便是如此，不思百姓罹难，不顾国家前途，仅仅因为个人所受恩惠，就肯竭诚以事昏君乃至暴君——这其实跟江湖义气没有太大区别。况乎华夷之辨、民族矛盾，那根本就不存在于韦子节知识体系之内啊。
故而后人看韦忠之所为，前后矛盾，或许颇为可笑，他自己可是浑然不觉，自诩甚至于自矜立身甚正的，能力如何另，仅论此一腔忠魂碧血，敢与历代纯臣并肩而无愧。时论却也如此，唐初所撰《晋书》，即便以晋为正朔，胡君都入《载记》，也仍然把韦忠列名于《忠义列传》——此传中尚有麴允呢，谋国无才、御敌无胆，仅仅一死以报君王，就算忠了，真哪儿理去……
再韦忠见吕氏图穷匕现，欲图扣留自己，不禁又惊又恐。他自不能束手就擒——自家生死安危事，倘若影响了前线战事，误国之罪却大——当即双眼一轮，“当”的一声，就把腰佩的长剑给拔出来了。
韦子节之才，允文允武，但主要还是侧重于文事，他“镇西大将军”的名号是虚的，“平羌校尉”的职务才实，主要以恩义羁縻诸羌，设非必要，轮不到他亲履战阵——虽原本历史上，他最后就是往平乱羌，战败而死的——再加上此来赴宴、游，故而没带战刀。
然而长剑虽已基本上退出了战争舞台，士人仍惯佩带，主要作用是展示身份，次要目的才是防身——这年月甚至于已有木质的“象剑”出现——韦忠为胡汉重臣，出入是不可能不佩剑的，而且以他的身份，宴会之前，吕氏也没资格请其解剑。故而长剑仍在腰间，既已立起，拔出不难。
韦忠是瞧着自己在客位，吕鹄在主位，相距不过五步，则只要动作够快，促起不防，一个箭步便可蹿至那老贼面前，横剑其项。只要劫持了吕鹄，还怕自己不能生出吕氏坞堡吗？即便事不能成，血溅五步，也要与这可恶的老贼同归于尽！
这是他唯一死中求活之计了，然而吕氏既肯宴请韦大将军，且于宴席之间，吕鹄就敢出言不逊，又岂能毫无准备？吕老头儿确实风烛残年了，大概韦忠只消伸根手指轻轻一捅，老头便会倒地气绝，故此吕氏对于保护老族长之事，是绝对不敢有丝毫托大和疏忽的。一左一右搀扶老头儿的两名美婢，其实都是健妇，不上精熟武艺，能动拳脚，论气力和敏捷性，却非一般男佣可比。
因此一见韦忠拔剑上前，两名美婢当即左右扶持吕鹄，朝后急退，随即与宴的吕氏子弟一拥而上，就把韦子节按翻在地——韦忠还是不能打，倘若换了甄随、陈安之流，估计空手就能把堂上吕氏老全部杀光。
关键是韦忠本不设防，带来的十多名部曲，都被吕家安排在堂下，接受宴——以他们的身份，没资格登堂啊——自有各种方法可以随心收拾了。
韦忠被按在地上，动弹不得，不禁瞠目大叫道：“皇太子殿下尚在河东时，汝吕氏安敢背反？今见殿下西渡，河东空虚，乃起妄心。汝等亦非忠于晋国，只是为保家门，唯强以附罢了，何等的可鄙！”
吕鹄被婢女扶持着退后，不禁连连喘息，等听韦忠喝斥完，老头儿气才刚喘匀，不禁颔首笑道：“大将军所言是也，我家此举，于晋非忠，于公不义，只是那又如何？老又未曾见将‘忠义’二字挂在嘴边。”我们即便坏，那也很耿直啊，不象你挂着羊头卖狗肉。
吕氏突然间起意背汉，当然主要源自于柳氏的劝。蒲坂县两面临河，胡兵的防御原本就比河东其他县邑为严，加上柳氏近吕，则若柳氏仍旧一门心思附胡的话，吕氏是不敢遽起异心的。然而同理，蒲坂受到晋饶威胁也最大，倘若柳氏乐意从晋，吕氏又岂敢独独向胡呢？
且前数日柳矩去访薛宁，薛宁建议他羁留韦忠，将来好献给裴大司马，必为大功一件。柳矩回来跟兄长柳恭商议，柳恭就了：“才得韦大将军命，要我等不必将粮食北运，转而南下入蒲坂……”
他以此推论，胡军此后的攻击重点，应该在从大荔到蒲津一线，而韦忠也很有可能前往蒲坂县中坐镇，想把他诓去薛家，很难；诓来咱们家倒简单，问题这事儿太大了，为怕后患，咱们兄弟最好不要亲自动手。
这才考虑到了吕氏，主要原因是柳大而吕，事成后不怕吕氏全占了功劳，事不成也方便撇清。倘若与薛氏合谋，薛家很可能夺占其功，而且——“晋复河东后，薛氏或将更强，则谁人可制啊？”
柳矩就此急急来访吕鹄，分下大势，想要把吕老头儿也扯上贼船。尤其柳氏还承诺，不让运粮队伍进入蒲坂县城，而转道以充吕氏坞堡，则有了柳氏数百青壮和相当数量粮秣物资相助，吕氏还担心胡军来攻坞堡，欲夺韦忠吗？
柳矩最后透露信息：“家兄已遣使洛阳，请祖大将军遣一旅之师，渡河北上。我知河上坞堡，多有吕氏渗透，若能开其一线，迎入王师，则吕氏当更如磐石之固，无忧也。”
吕鹄当即允诺，并：“我亦不值韦忠久矣。”原因倒不在于他从胡——老头儿虽戒儿孙仕胡，其实主要为的观望风色，他本人也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华夷之辨——而在于韦忠过裴頠、张华的坏话。
“人赍厚币相请，即不愿从，不当更出恶言，况乎称病于前而诋毁于后乎？此非君子所当为也！”
人家客客气气来请你出仕，你就算不乐意，那么装病不从也就罢了，为什么要背后对方坏话？即便朋友问你缘由，也当曲折隐晦而言，不应该连“弃典礼而附贼后”这种话都出口来啊！你对人家有意见，当面啊，当面不提，背后道人短长，韦忠还觉得自己是义人哪，岂不可笑，更复可鄙？！
再吕家跟琅琊王氏关系很好，王、裴又世为姻亲，东拐西绕的关系一摆，吕鹄又怎么可能不切齿而痛恨骂过裴頠的韦忠？
就此设下圈套，生擒了韦忠，命人押将下去，好生看管——至于韦忠的部曲，干脆全都宰了，免留后患。完了老头就顾其左右，问：“适才我与韦某之对谈，可记录下来了么？”有人就答应，孩儿们都已牢记在心，一会儿就笔录出来。吕鹄便道：“记下后将来我看，可加润色，其后连韦忠一起献于裴大司马，则我吕氏必可得全。”
然后关照，仔细守备坞堡，最晚明日一早，柳家的粮车就会进堡，到时候青壮全都上壁，与柳氏族人一起，防备胡军来攻。不过到时候就韦大将军今夜早早地便离堡返回了，具体去了哪儿，为啥还没回县城，我等实不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