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日28日，是农历己未年正月初一。
大部分的京城市民在度过了一个没有年三十的除夕夜后，又开始了他们为期三天的新春假期。
这一年的春节与1978年相比，其实无论是过年的气氛还是形式，都有了一定的全新变化。
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呼吁复苏“年”的呼声更高了。
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有针对性的群众来信：《为什么春节不放假》和《让农民过个“安定年”》。
相反的，主张继续坚持“过革命化、战斗化春节”和响应号召“不请客、不送礼、不张贴春联、不大吃大喝”的声音却寥寥无几。
在民间自觉迸发出的热情下，不但全国各地年画空前畅销，贴春联的行为也大范围地复苏了。
红纸黑字的“万年红”贴遍了千家万户的门口，一张张贴在门上的大大的“福”字将人们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表露无遗。人们用这种最传统的形式表达对时代最深的欣喜！
要知道，在七十年代前期，可基本上都是城市平房居民和农家小院才贴春联。
内容基本都是“东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红旗招展生产战线气象新”，或是“岁岁平安日，年年如意春”之类的老句陈辞。
而1979年，春联不仅从乡村贴进了城里的单元楼，词句也由简单的豪言壮语变得带有对未来、对新时代的期盼了。
如“喜气洋洋过春节，身强力壮迎长征”、“四化美景振人心人心思跃，公报春风拂大地大地生辉”，或是“新长征起步春光明媚，现代化开端金鼓欢腾”，“富国安邦人欢财旺，移风易俗送旧迎新”。
其次，1979年的春节，京城人们普遍感觉餐桌上的年夜饭丰盛多了。在年货和各类商品的供应上，都有了可喜的增长。
虽然食用油、花生、瓜子、芝麻酱，鸡蛋和蔬菜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但富强粉的定量由每人一公斤提高到了两公斤。粳米也由一公斤变为了可购买全月定量。
猪肉在定量的基础上可以凭本额外多买2.5公斤。活鸡、带鱼都更充足了，而且市场上居然还难得一见地出现了冰冻虾仁和鱿鱼。
至于烟酒茶三样儿，以香烟的供应增长最为显着。
除甲级烟和乙级烟中的“前门”、“恒大”、“香山”、“八达岭”需要凭证每人每次限购四盒外，其余牌号的乙级烟敞开供应。
白酒虽然仍有一些限制，但已相当宽松。
京城城镇居民可凭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白酒1.5公斤。集体户口个人可凭证每月供应500克或一瓶酒。购买散装白酒500克以下不再登记。
在茶叶供给上，也发生了一个显着的变化。
1979年1月10日，京城市政府作出决定。除每500克5元、6元、8元的三种花茶仍收0.5张工业券外。其他茶叶一律免券供应，这立竿见影地促使了“高末儿”销量大增。
（注：高末儿为京城土语，即价格低，质量差的碎茶叶）
当然，还不光只有这些，要说变化最为明显的还得属糕点、糖果。
这一年，不光像“话梅糖”、“牛轧糖”等一些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老产品恢复了生产。同时，外省市和进口的新产品、新口味糖果也进入京城市场。
“红虾酥糖”、“吉利酥糖”、“牛奶朱古力”、“蛋香饼干”、“香酥饼干”、“特制蛋糕”、“巧克力棍糖”等11种全新的产品，也依次摆上了商品柜台。
完全可以说，糖果市场已经最先一步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不但不限量，居民购买和选择余地也加大了。
因此，从这一年开始，过年时，一个家庭的孩子们聚拢在一起，虎视眈眈盯着父母给自己分几块“酸三色”水果糖的情景，逐渐成为了被遗忘在脑后的历史。
另外还有，春节娱乐方式也从过去单调走向了丰富。
应该说，贯穿七十年代前半期的春节娱乐主题基本可概述为，样板戏、革命歌曲、革命舞剧、革命电影、纪录片。几乎十年如一日地延续下来。
然而从1977年起，这种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春节气氛开始变得鲜活起来。
五颜六色的灯笼，娓娓动听的“空竹”、各种各样的鞭炮、脸谱销量大增。
人们着魔似的喜欢放鞭炮，以至一段时间内关于鞭炮伤人的事件层出不穷。
各种游园活动也重新盛行起来，体育环城赛跑活动和一些传统游戏得到了恢复，如套圈、射击等再次出现。人们特别热衷于猜谜语，谜语灯会空前火爆。
电影院里也不一样了。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多年后重新露面的《阿诗玛》、《桃花扇》、《李双双》这样的国产电影，而且慢慢地，还可以看到来自国外和香港的故事片。
到了1979年，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开放和丰富。
1979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竟然出现在了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在此之前，跳交谊舞额是作为“封资修”被禁止的。
于是从这一刻起，跳舞热从***的红墙内蔓延出来，民间舞会潜行了一年多，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在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男女青年自发聚集跳交际舞的现象，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舞会上，有一对优美地画着华尔兹的圈的青年男女，他们脸上荡漾的幸福感觉被摄影师李晓斌适时捕捉进了镜头，成为了能够代表我国历史符号的一张经典照片。
当时，这个女的还叫盖小玲，后来改名为盖克，着名演员。
1979年的除夕夜，同样也是电视播映春节联欢晚会的开端。
有好多观众一直都认为1983年的春晚是第一届。但其实在1979年，就有了第一台春节联欢晚会。
当时叫做《迎新春文艺晚会》，是由春晚创始人之一的邓在军和《西游记》导演杨洁共同执导的。
只是由于当时全国的电视机拥有量才100多万台，而《人民日报》那个时候才第一次出现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所以影响不大。
后来领导觉得春节晚会适合做下去，1983年，邓在军才又再次执导了最知名的那次春晚。
1979年春节，国人还在电视上看到了第一条电视广告。沪海电视台春节期间播出了长约90秒的“参杞补酒”广告片。
香港《大公报》一名记者在当时的报道中这样评论，“广告的出现犹如一声长笛，标志着共和国经济的巨轮开始启航。”
总而言之，从方方面面来看，都渐渐具有人情味和生活色彩了！
正是因此，对普通百姓而言，这一年互相拜年时，说的除了“过年好”这样的传统话语。也多了好些家长里短的寒暄客套。而且民间语言渐趋轻松，话语时代性有着明显的体现。
比如上了点年纪的关心，“春节您家本儿上的‘五斤肉’买了没呢？”
“买了买了。今年真是比去年强多了，炖肉总算是能让孩子们多吃几口了。”
年轻人们在这年春节刚刚相互询问，“你有没有听邓丽君的新歌啊？”转过年来便又对刘文正拜得无以复加。
“哥们儿，听过《外婆的澎湖湾》吗？是个男的唱的，真不错……”
“冒儿了吧你！人家那叫刘文正。他的《兰花草》、《迟到》、《童年》、《橄榄树》也好听，不比邓丽君差。我刚串了他一盘磁带……”
“哎哟，那你可得借我串一盘，今后，女的我就听邓丽君，男的我就听刘文正!”
就是这样，哪怕从这些小事儿也能看出，人们都在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生活的喜悦，体味着“拨乱反正”之后的团圆以及亲友的互访所带来的春节的温馨。
具体到洪家呢，节前摘帽这件大喜事让他们从未有过的轻松，不但精神上扬眉吐气了，经济方面也宽裕了。那么这个春节必然过得是和睦美满。
这一年，光看洪家的春联就能体现出这一点来。
因为春联有三个作用，一是辟邪，二是家福报平安，三就是来年的祈祷。主人家想什么，其实全都能通过笔下的内容展现，让看的人心里明镜儿似的。跟本不用你开口，就可知家中大致境况。
洪禄承这回写的是“福惠三春景，吉祥两字金”，而且因为是羊年，横额自然就是“三阳开泰”了。
而且用的是隶书体，圆峰润滑，恰似柳叶荷萍，大有心神气定的感觉。
不用说，和去年洪家人仍然有点战战兢兢，把“平安”当成首要期盼已经完全不同。他们的心态已经有了非常积极的变化。万事顺畅，追求进步才是他们今年的愿望。
同时，这次洪衍武也长了记性，没再露怯，他把大门上的“福”字贴得端端正正的。
想他如此中规中矩，恭恭敬敬地贴上了他亲爹的一笔好字，洪家人这一年也满应该过得更加顺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