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两三天里，考古队员们发现的都是各种石器和陶器。
如今这年头，还不能做碳14检测，因此无法确定龙山遗址的确切年代。大家只能从陶器、石器的精美程度，猜测这里应该是一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迹。
此时城墙的发现，更加验证了考古队员们的猜测。
经过几天的辛苦挖掘，古城墙规模令所有人都大为惊讶，墙体厚度为8—13米，而长宽挖了300多米还没到尽头。
李济赶紧让一个学生回清华，找校长罗家伦申请追加经费，同时又在当地雇佣了30多个农民，加班加点地挖掘古城墙。
一周以后，古城墙的大致轮廓初现，南北长530米，东西长430米。东、南、西三面城墙比较平直，北岸城墙向外弯曲，城墙拐角呈弧形。
周赫煊本来想看几天热闹就回去，但城墙的发现让他颇为兴奋，继续留下来帮忙发掘文物。
又是几天过去，考古队员们发现一处文物密集地带，里面有各种陶器和石器不说，还发现了占卜用的骨头，甚至是……
“玉珏！这是玉珏！”何士冀捧着个中空的圆盘大喊。
很快，考古队员又零零散散发现些玉璋、玉璜等物，这更加让人激动。
玉璋、玉璜都是华夏文明的礼器，说明这处遗址跟现在的中华文明有直接联系，甚至很有可能是华夏文明的先祖。
并且玉器上还有刻文，纹络类似文字，但又跟已知的甲骨文、金鼎文不同。
李济疑惑而又兴奋地观察那些原始文字，猜测道：“这会不会是夏商时期的东夷文？”
鬼知道！
直到周赫煊穿越的时候，中国的考古学家们，都没法破译龙山遗址的文字。因为存量太少了，而且跟汉字没有多少继承关系，对考古学家们来说就是天书。
周赫煊估摸着时间，准备闪人回天津。可就在他准备离开，在考古现场闲逛时，突然发现一方青铜尊。
考古队员集体懵逼……
说好的新石器时代呢，青铜器是什么鬼？
李济傻傻地看着那方青铜尊，思维已经完全混乱。因为这件青铜器制作精美，说明当时的青铜制作技术比较成熟，完全不可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
傍晚，考古队员们啃着杂粮窝头，围坐在一起展开讨论。
可争来争去都没有结果，因为这方青铜尊太过离奇，就好像在民国时代发现一台笔记本电脑。
周赫煊突然说：“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的发掘现场，并非一个远古遗迹，而是两个重叠的遗迹？”
李济眼睛一亮，欣喜道：“很有可能，也只有这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新石器时代遗迹与青铜时代遗迹重合了！”
周赫煊穿越前是学历史的，并非专业的考古系毕业。他只对龙山文化有大致了解，却不知道，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其实是三个上古遗址的重叠。
这里有三座古城。
最下层属于新石器时代城墙，中间是青铜时代城墙，最上面还有一座周代城墙。
在没有碳14测量技术的年代，如此复杂的情况，对于考古学家来说是无解的，只能通过文物做出大致判断。而且费时费力，只这半个月的发现，就能让李济等人研究二三十年。
当《大公报》记者接到消息，前来考古现场拍照采访时，周赫煊终于决定离开，还顺走了一只残缺的黑陶杯——反正出土有许多类似的陶杯，够他们做考古研究了，少这一件无所谓。
整只杯子平滑圆润，表面散发着乌黑的金属光泽。杯口比成年人的巴掌要大些，杯壁薄如蛋壳，最薄部分只有0.2毫米，最厚的地方也只0.5毫米，这烧制技术只能用巧夺天工来形容。
李济等考古队员，暂时将这种黑陶命名为“蛋壳陶”，因为它跟蛋壳一样薄。
周赫煊一路上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专门在镇上买了盒子和棉花，生怕把这种极度易碎品碰坏。他并非是贪财，而是想留作纪念，几十年后捐出来给考古界做研究也是可以的。
当周赫煊回到天津的两日后，《大公报》的新闻也随之出炉。第二版的开头，刊载了两张考古照片，一张是蛋壳陶器物，另一张是20多厘米长的玉璋。
“由清华大学教授李济先生带领的考古队，近日在山东历城（后划归章丘）龙山镇发现史前遗迹……经过考古发掘，出土大量黑陶器、玉器、石器和占卜器物，并挖掘出一座长宽数百米的上古城墙……据悉，陶器、卜器和玉器当中，还刻有一种与甲骨文迥异的史前文字……从玉器的种类可以初步推断，这座新石器时代遗迹跟华夏文明有直接联系，或为中国人的远古祖先……”
文章还详细介绍了蛋壳陶，因为薄得太惊人了，现代烧陶工匠根本烧不出如此精美的陶器。
报道一出，立即震惊整个中国考古界，就连南方的一些考古专家都自发前来帮忙。
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此时正在筹划设立历史研究所。他听闻消息后，立即组织人手，并带着考古经费前往遗址现场。
……
而此时此刻，远在东北奉天，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正在实地考察。
此君经常全世界乱跑，从他的足迹而言，可以称得上环球旅行了。他前段时间在日本，后来去了朝鲜，又经朝鲜抵达东北，下一步计划是来北平和天津转转。
自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亲自接见了汤因比，包括梁思成、林徽因在内的学者，这些天也陪同汤因比到处转悠。
汤因比不但是历史学家，更是国际事务问题专家，在全世界乃至中国政坛都很有名气。其作品《国际事务概览》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赞誉，就连北洋政府和现在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都会参考汤因比的学术观点。
中国外交官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也会把汤因比的作品拿出来翻翻。因为他的书或者论文后面，附带有国际公约、各国外交函件等重要文件，还有各种国际地图、国际现状图表，这些资料在图书馆里根本无法查到。
“张将军，感谢你的解惑，我想我该离开东北了。”汤因比微笑地跟张学良握手。
张学良半开玩笑地说：“汤因比先生如果能留在奉天，做我的国际外交顾问就好了。”
“哈哈，或许以后有机会。”汤因比可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顾问，他怎么可能留在东北？
事实上，汤因比把中国之行的首站定在奉天，就是对东北的国际形势很感兴趣，因为这里牵扯到苏联、日本和中国。说白了他就是来做学术考察的，这些天在张学良那里获得了许多一手资料。
开了几句玩笑，汤因比突然问：“张将军，你认识一个叫周赫煊的中国学者吗？”
张学良有些诧异的笑道：“他做过我的秘书。”
“那太好了，”汤因比高兴地问，“你知道他目前在哪里吗？我想去当面拜访。”
张学良知道周赫煊很有学术名气，甚至在美国政界圈子也非常出名。但他却完全没想到，居然连英国皇家顾问都如此重视周赫煊。
张学良当即说道：“周先生此刻住在天津，你可以去天津《大公报》馆找他。”
“非常感谢，”汤因比和张学良握手道，“张将军，如果你需要国际事务顾问，周赫煊先生是最好的人选，我也是他学术著作的忠实读者。”
张学良被汤因比这么一提醒，立即醒悟过来：对啊，明诚虽然不愿从政，却可以请他做我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