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的春天来了，寒风瑟瑟。母亲就在正月的隆隆炮火声中离开了人世，我从来没有想过她会这样不言不语的离开了我。她怎么能放下这一切呢？可是，母亲素来是一个冷静而宁和的人。你不晓得她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也就不能明白她练就了怎样的心气不紊、恬淡自适。年近三十的我，也只领会到了三四分。但这三四分，已足够我坚定而坚强的走下去，穿越禁锢我的牢笼，笑着去看明天初起的太阳。
不久，大嫂和我商量，想带着芸儿离开上海；苏曼芝看护着文沁的孩子，也打算一同离开。她们的内在之意是想给我自由，而不再“拖累”我的未来，我自然明白。终究劝不住，只好听从其意见。于是，想法打通了沪上的官方关系——毕竟，文澍留下的部属要重点“看护”的是我，不是我的家人和朋友。最后，终于帮助他们辗转到了香港——此后他们便一直定居在那里。
我将王家公馆及在两广的药茶铺子全部变卖，只保留了方云笙在东南亚一带的药茶铺子——这是他发挥经商才干的平台，想不到已经越做越好了。估计元存勖见了，一定会甘心情愿的收回他当年嘲笑方云笙的话。可惜，元存勖再不会回来了——因为他的罪名已经被定为“通日罪”，一切关乎他的踪迹都会被紧密追缉。他也知道这种危险，于是从此“失踪”。有传言说他带着一个女人去了东南亚，或许是阿美；也有人说他一直一个人在海外漂泊，但从不轻易露面，不知躲到了何处。
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共军占领了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全国的战局形势已经导向共产党一边，国民党军队一路溃退，纷纷南逃。上海，也成了过路之所；台湾，才是他们的终结之地。
而这一年的春天，便是我和文澍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是自回国以来，九年的战火带给我的唯一一件厚礼：自由。
共党接手大城市之后，当地富商多有被抓，罪名不知；其产业也全部充公。沪上亦是如此。但这一次，王氏的产业却被幸运的保留了下来，连同那数百家王氏茶庄，悉数交还给了王氏后人。这是因为，王家曾经救过的梁凯——梁复的弟弟，已经成为共产党的一名官员。他帮助王氏作了爱国之声明，得到了“组织”上的认可。
而这里的王氏后人，便是从国外回来的德元。当年大哥已经跟他说过，家族重任不可弃。他亦知道，这是他的责任，他终要担起。
这时的我，则回到了英伦。此前，辗转到过香港、印尼一带，探望了大嫂、方云笙等人，还去美国看了许牧原，绕了半个地球，但并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元存勖的消息。我们像是被命运无情的隔绝了，曾经相并的轨道不知再次分向何方——我回到了原点，他呢？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只是向上帝祷告他还活着。
康河边上，风景如画，碧波荡漾的湖水倒映着游人的倩影，平林雁阵间，渔歌唱晚，回味无穷。欧式的建筑大多挺拔厚重，宛若雄狮，而我的小小茶楼，偎依其间，却娇柔如兔。这里景致宜人，人气很好，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人来此游玩、闲坐，花白胡子的教授，年轻活泼的学生，旷放的诗人，漂泊的游子……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静静的观赏这些过客，随时准备分享一杯清茶，让自己的心放空、变淡、归真，由此，让自己不再去想过去的心殇，多想想未来——未来也免不了有心殇，但至少还会有未知的欢悦。
耳朵是不能屏蔽一切声音的。这家小小的茶室里，时不时传来各种交流、问候：有的是“来自何乡”，“年芳几何”，有的是“茶有几味”“茶道为何”，等等，其中不乏许多扑向我的闲谈。我并不以之为烦，反而以其为趣——人活着，已然是一件很好很珍贵的事，多说说话，动动口齿，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
一个声音忽然在这纷纷的对话中跳出来，吹到耳边，“小姐，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又不知是什么年轻的浪子在这里说笑，我已经习以为常。于是，一如既往的笑了笑，摇了摇头，说了一声“谢谢”。
“千金难买佳人笑——真的不可以？”
“这是茶庄，不是——”我的话还没说完，便兀自呆住了。这个声音固然沧桑了许多，但那种味道，却还是熟悉的。
我抬起头，颤抖的视线先瞥见了耳根下那道熟悉的伤疤，接着便看到了那双深邃而黑亮的眼睛。
手里的瓷碗蓦地滑落了——从小到大没有这样疏忽的摔落过半枚瓷器。可是这一次，却是飘飘然的跌了下去，为了腾出一点空间，去拥抱，去抚摸，去感知。
无论破碎还是重圆，生命之旅，不正是一丝丝剥洋葱似的“感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