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问题的症结在于杜邦公司，杨锐第一时间感受到的是震惊、畏难和恐惧。
去年收入400万美元的杨锐，和去年收入超过14亿美元的杜邦公司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作为一家从工矿转型到化学，从化学延伸到生物领域的巨无霸，杜邦旗下光是科学家就有多人。
这是一家自己就雇得起第一阶的学者，玩得起顶级实验室的公司。
而且，杜邦公司背后还有杜邦财团，那是全美排名前十的大财团，威力无穷，能够影响美国政治生态。
不过，杨锐很快还是冷静了下来，最起码，他强行抑制了自己的负面情绪。
就像是每一名坐在高考考场上的学生，若说畏难，每个人都有无数的理由来畏难——考不好怎么办这样的问题，问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至少想过三遍以上。
然而，畏难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杨锐强迫自己，先从好的角度想问题。
最好的理由，很快出现在杨锐眼前：当年的西斯特公司赢了杜邦的官司！
甚至可以说是轻易解决了官司。
关于西斯特和杜邦的关系，由于是著名案例，不少科技史里都曾涉及，杨锐从脑海中翻出它们，贪婪的阅读，以免自己去胡思乱想。
西斯特公司推出pcr仪不到一年时间，杜邦公司就将西斯特告上了法庭，不像是很多漫长的专利官司那样，旧金山地方法院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将这个案子审理结束，西斯特公司大获全胜。
这说明，西斯特公司赢的堪称轻松！
而赢了官司的西斯特公司，他们掌握的专利壁垒并不比杨锐现在的厚实，事实上，他们能够依靠的就是两个主要专利，他们在耐热聚合酶方面的专利甚至还有漏洞，以至于日后再次引起诉讼……
但不管怎么说，西斯特公司能赢，说明杨锐也有可能赢。
当然，西斯特公司也是一家资产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它还是一家美国公司，并在科学界掀起了不小的声浪——这家随着里根政策而崛起的生物公司，得到了许多生物界人士的同情，而巨无霸的杜邦公司在公众眼里从来都是邪恶的。
杨锐一边思考，一边在随身的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首先是要筹集律师费，有足够的律师费，就有可能在法庭上堂堂正正的打赢杜邦，杜邦的筹码有限，他们能够拿出来的，不过是几篇70年代的论文，完全不符合学术界对专利权的认定，因此，只要能堂堂正正的打官司，又有律师费，杨锐赢面很大。
想到此处，杨锐在笔记本上，写下了“筹钱”和“堂堂正正”两个词。
追求“堂堂正正”的打官司，可能并不能堂堂正正的追求得来，杨锐将此放在后面，眼睛还是盯着筹钱两个字看。
没有钱，是打不起官司的。
与加尼卡公司的交锋，让杨锐深切的感受到了美国社会的公平的价格。
本杰明是最能体现美国公平的律师，他不是最好的律师，但他在美国顶级律师行列，请到本杰明这样的律师，就意味着公平的天平不会向另一方面倾斜，大家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然后依靠证据来说话。
为了让天平不歪的价格，是每小时2500美元。
一个和解官司，本杰明与他的团队的计费时长超过了40小时，加上其他费用，最终收费超过10万美元，从和解金里拿走了三分之一还多，这还算是没上法庭的价格。
而为了看天平歪不歪，杨锐还需要自己的公司律师和参与了专利注册的香港律师岳庭，这两坨人的价格合起来，大约是每小时1000美元。
同样在这个和解官司里，他们又要分走将近三分之一的钱。
最终，杨锐自己落手的和解金还不到三分之一，甚至没有公司律师和香港专利律师们拿的多。
这还算是诉讼胜利了，而且是快速胜利了。
要是进入庭审，本杰明每场的收费是4万美元，一分钟的庭审也是四万美元，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穷人请的免费律师总是强迫他们认罪，因为免费律师不愿意上庭，准备太繁，变数太多。
作为标杆，95年的辛普森杀妻案，耗时九个月，产生了5万多页的庭审记录，而辛普森的梦幻团队，收费1000多万美元。
这就是堂堂正正的诉讼的价格。
杨锐估计，最起码需要100万美元，才能支持自己与杜邦的官司，200万美元则会安全的多。
正好是捷利康欠下自己的分红费。
“杜邦算的真准。”杨锐吁了口气，又在笔记本上写上“成果鉴定”四个字。
打官司也不是全拼钱的，他多准备一点证据资料，就能多一点的把握。
西斯特公司与杜邦的官司，最后打成了学术官司，在学术界，这是有名的案例，律师固然重要，但律师和法官，最终还得听专家证人的，专家证人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学术问题上，自然只有学者们互拼的份，没有律师们反诘的资格。
84年的中国，学术水平堪忧，但也不是没有亮点的，杨锐取代西斯特以后，这就变成了国际官司，国内有没有后盾，想来还是有些区别的。
杨锐按捺住心情，重新看了一遍自己的笔记本，然后打电话买了去平江的机票，准备从平江转车回家。
在北京就算能找到钱，找到的也是人民币，美元还是要想办法从辅酶q10的工厂找补。
打完电话，杨锐返回学校，找到刘院长申请提前考试——这自然只是过场，刘院长大笔一挥，道：“你今年期末面试通过了。”
杨锐多问一句：“符合政策吗？”
“怎么不符合，你的学术成绩在美国都得到了承认，更别说今年还在顶级期刊上发表了论文，这样的学生还要强制参加期末考试，我们难道都是老古板吗？”刘院长说着自个儿乐起来了。
杨锐实在没有心情聊天打屁，感谢了刘院长以后，再去找蔡院士修改去各地拜访的时间，他想集中在一周的时间里，尽可能快的拜访各地的委员，腾出时间来回家。
至于回家的理由，杨锐未作解释，蔡院士也没有多问。在他看来，杨锐的成果通过鉴定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一个过场，还要不停的送礼，本来就有些为难年轻人。
因此，蔡院士用铅笔在墙上的地图上画了个圈，即道：“现在京城有四名教授是成果评定委员会的委员，咱们争取用两天的时间全部拜访了，如果人家有事不在，那就等咱们拜访其他人的路上，再抽空拜访，反正，现在坐飞机经常要从北京转机的。”
杨锐点头。
“上海有两名教授，再加上南京的一位，这里一共是三位，我们优先拜访，剩下四名教授散在天南海北，实在来不及的话，就听天由命吧。”蔡院士画的几个圈很有理科的严谨，北京的圈最大，上海的其次，剩下的小圈多在东南，很能体现中国的学术圈分布。
这还是国家计划的年代，等到高校流动彻底放开以后，马太效应会让北京以外的地方高校，尤其是坐落在特大城市以外的高校在学术方面黯然失色。连中科大都熬不下去，其他高校就更不用说了。
蔡教授将圈子画出来，并不耽搁时间，他带着杨锐，杨锐带着礼物，先是重新拜访了前些天开了小会的北大教授，并与各个教授约定了拜访其他教授的时间。
一条无形的线，将杨锐与蔡教授，蔡教授与教授们，教授们与教授群穿了起来。
所谓科班出身的学者们，就用这样密不透风的蛛网，将象牙塔越抬越高，直到普通人够不到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