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三点五十分,我站在城南邮局斜对面的报刊亭旁边,手里拿着一张公交卡,装作等车的样。
邮局门口人不多,一个老太太在台阶上择菜,一个快递员蹲在门边抽烟。阳光照在邮电局蓝绿色的招牌上,有点掉漆。
我背着书包走进去。大厅里两排铁皮信报箱靠墙排着,一格一格,锁孔都是老式的那种。我找到三号箱,蹲下去,摸了一下锁孔——那锁眼大小,和那把黄铜钥匙像是一对儿。
我攥着钥匙的手有点抖。我爸让我“取完东西”用这把钥匙开信报箱,他把线索藏成一套连环锁,从我拿到钥匙那一刻起,每一步都在接他布的线。
我左右扫了一眼。收银台后面的阿姨在打瞌睡,玻璃那头的营业员低头玩手机。
我快速插进钥匙,拧了一下,锁芯转开的那一瞬,我几乎能感觉到我爸拧这把钥匙时手指的温度。
翻开铁皮箱的门,里面躺着一个厚信封,牛皮纸的,封口处粘了一圈透明胶带。我把它抽出来塞进校服外套里,锁好门,站起来装作整理衣角,往外走。
出了邮局大门,拐进旁边一家奶茶店,要了杯最便宜的柠檬水,坐在最里面的位置。我把信封拿出来,撕开胶带。
里面是两张打印纸,还有一张折叠的A3图纸。
我先看的纸。第一张是“城南建材项目”的立项审批表,上面盖着市里几个红章,但承办单位那栏写的是“鑫泽建工”——项目名称是我爸公司当年投的那个标,可中标单位却变成了鑫泽。
第二张更狠。是一份银行流水,户名宋国庆,半年的进出账,总共七百多万。其中有三笔固定的转账,金额一样,时间都在每月五号前后,收款方开户行是外地的,户名打了个星号,只留了姓——顾。
我爸留下的东西,每一张都像一颗钉子,刚好钉在顾知行那条链子的接缝处。
我把图纸展开。
那是一张手绘的楼层平面图,画的是聚宾楼的二三层,其中三楼最尽头的包厢被红笔圈了一个圈,旁边备注:二房隔壁,窗户朝东,正对后院杂物间。
图纸背面有一行字,字迹比上次的潦草,像是赶时间写的:柜子在墙体夹层,左起第三块砖。
我看了三遍,把三样东西全部卷好,塞回信封,外套拉链拉上,手掌按在胸口位置压实。
手机震了一下。陈默发来一条消息:有人进了邮局,你走了没?
我回:走了。你在哪?
他秒回:对面。你身后跟了个穿灰色的,从你出邮局就跟着你了。别看,走大路。
我深吸一口气,站起来把柠檬水喝完,推门出去,沿着大路往学校方向走。经过一个路口等绿灯的时候,我从路边汽车的倒车镜里瞥见了一个灰外套的影子,隔着二十多米,不紧不慢地跟着。
我没回头,脚步也没变,心跳却像被一只手攥住了。
顾言深的人已经跟到邮局了。他们知道我在找东西,但不知道我在找什么——所以一路跟着,等我取出东西,再把东西和人一网打尽。
我低头看了一眼公交卡。下一站,得换条路了。
绿灯亮,我迈步过马路。走路的间隙里,我掏出手机,按下了一条没存在通讯录里的号码,编了条短信发过去:有人在跟。五号之前见不了面。东西我拿到了。
发完删掉。
我不知道我爸能不能收到这条短信,也不知道他那边是什么情况。我只知道,我从城南邮局拿走那张图纸开始,这场游戏就进入了倒计时。还有七天,五号之前,必须找到聚宾楼三层那间包房,那个夹层里的保险柜,拿到链子上的总账。
灰色的影子还在后面跟着,像一块甩不掉的膏药。
我拐进一条巷子,蹲下系鞋带的时候,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砸在耳膜上。我闭上眼,脑海里闪过那张平面图上被红笔圈出的位置——左起第三块砖。
我爸把最后的钥匙藏在了那面墙里。
可七天之后,站在聚宾楼那个包间里的人,除了我,还会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