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道出来，林卫东直奔轧钢厂去找李建国。他把录音放了一遍，李建国听完脸色铁青，一巴掌拍在桌上，震得搪瓷缸子蹦起来：“这个贾东旭，简直无法无天！打老婆、污蔑同事，他当厂里是他家炕头？”
林卫东趁势请科李建国出面警告贾东旭，说若他再打骂秦淮茹、污蔑自己，就把录音交厂纪委，到时候就不只是记大过了。李建国盯着他看了几秒：“卫东，你这是……威胁他？”
林卫东坦然道：“是，也不是。科长，你看啊，对付不讲理的人，只能这样。跟贾东旭讲道理没用，他怕的是丢了饭碗。”李建国沉默片刻，点了点头：“行，我去找他谈。不过你记住，这录音不到万不得已别往外拿，真闹到厂里，对你也不好。”
下午贾东旭被叫到宣传科，李建国单独关着门训了他一顿。林卫东在隔壁隐约听见李建国先是敲打他表现不好，又亮出录音的事，厉声质问污蔑同事的证据。
贾东旭从矢口否认到哑口无言，被“开除”二字吓得彻底服软，灰白着脸出来时撞见林卫东，眼神像被烫了一下，缩着脖子贴着墙根快步走开。
林卫东心想：这人欺软怕硬惯了，不拿住命根子他不会老实。
晚上林卫东在院里碰见秦淮茹，她眼睛还肿着，脸上却有了点笑模样。她压低声音告诉他，贾东旭回来道歉了，还买了一盒雪花膏，“虽然知道他不是真心的，但总算不吵了。”她说话时眼底有微弱的光，像快灭的蜡烛又跳了一下。
林卫东心里发酸——一盒雪花膏、一句道歉就能让她高兴成这样，这世道对女人太不公平了。
秦淮茹红着眼眶说“卫东，我这辈子都会记着你的好”，说完转身跑回屋，月光下那道背影单薄得像一张纸。
过了几天，林卫东去信托商店，经理神秘兮兮地把他拉到后院，四下瞅了瞅，压低声音凑过来：“小林，有个大活，你敢不敢接？华侨商店收来的，日本电视机，坏了修不好，托到我这儿。谁能修好，给一百块！”
林卫东心里一震——这年头日本电视机可是稀罕物，整个四九城也没几台。“经理，电视机在哪儿？”
“在我家呢，太大搬不过来。你要是敢接，我带你去看看。”
林卫东毫不犹豫：“去！”
经理骑车载着他七拐八拐钻进一条小胡同，在一处独门小院前停下。院里很安静，只有枣树叶子沙沙响。经理打开厢房门，掀开蒙着的蓝布，露出一台松下十四寸黑白机，米色外壳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像个沉睡的宝贝，屏幕却是黑洞洞的。经理问：“能修吗？”
林卫东绕着电视机转了一圈，像大夫端详病人，仔细看了后面的接口和标签：“我试试。”
打开后盖，密密麻麻的电路板像一座微缩的城市，他深吸一口气，细微观察技能生效，电路图在脑海中如卷轴般徐徐展开——哪里是电源，哪里是信号，哪里是显像管，一目了然。
他拿起万用表，表笔在一排排焊点间游走，一个小时后找到了病灶：高压包坏了，还有两个电容老化得像干瘪的枣核。“高压包得换，电容也得换。”
经理皱起眉：“高压包……这东西可不好找。”
林卫东说给我两天时间，便去了鸽子市。卖旧电器的摊子前他问了一圈都没有，正蹲在墙角发愁，一个老头凑过来，用烟嗓低声说：“东四有个修无线电的老赵，手里有存货，不过要价高。”
林卫东咬牙让他带路。两人七拐八拐进了一个大杂院，院里堆满破铜烂铁，空气里弥漫着松香和铁锈的味道。
老赵正窝在藤椅上修收音机，面前的工作台上摊着螺丝刀、电烙铁和一盘散乱的电阻。他眯起眼打量林卫东，伸出五个手指头：“二十五。”
林卫东摇头：“二十。”
老赵把脸扭回去：“二十三，爱要不要。”
林卫东蹲下来跟他平视：“二十，我现在就掏钱。”
两人像两只斗鸡似的对视了几秒，老赵先泄了气，叹了口气摆摆手：“拿走拿走，二十一是底价，亏本卖你了。”
林卫东从裤兜里数出二十一块钱，连毛票带钢镚，搁在工作台上。老赵从床底翻出一个油纸包，层层打开，高压包躺在里面像颗宝贝。
林卫东攥着高压包和两个电容赶回经理家，手心都出了汗。换上零件，拿起电烙铁，焊锡在高温下化成银亮的液滴，稳稳地堆在焊点上。
接上电源，按下开关——电视机亮了！先是满屏雪花点哗哗闪，像下了一场大雪，然后慢慢浮现出图像：中央一套，正在播新闻，播音员的脸虽然黑白的，但轮廓清晰得连眉毛都能数清。
经理激动得一拍大腿，巴掌拍得通红：“成了！小林你神了！”
林卫东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后背的衣服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湿透了。一百块，到手了。
次日经理把一沓钱和两条烟交给他。一百块——十张“大团结”摞在一起，崭新的票子刮一下能发出清脆的响声。
“大团结”就是第三套人民币1965年版的10元纸币，票面上印着人民代表步出人民大会堂，那图案气派又庄重。在那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二三十块的年代，这一百块钱搁手里沉甸甸的，够一家四口嚼谷好几个月。
林卫东抽出一张塞给经理：“经理，这是您应得的。”
经理推辞了两句，林卫东按住他的手，语气认真又带着笑：“拿着，以后有这样的活还找我。”
经理接过钱，眼睛笑成了一条缝，拍着他的肩膀说：“行，有你这句话，以后有活第一个找你！”
从信托商店出来，林卫东攥着剩下的钱直奔百货大楼。他径直走到手表柜台，隔着玻璃指了指最中间那块：“同志，来一块上海牌。”
售货员是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女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一百二，十张工业券。”
林卫东把一沓大团结和十张工业券拍在柜台上，票子捋得整整齐齐。售货员挑了挑眉，麻利地开了票，从柜台里取出手表，撕掉塑料膜，轻轻推过来。
银色的表壳泛着冷光，黑色表盘像一汪深潭，金色指针一下一下扫过去，发出极其细微的滴答声。
林卫东戴在腕上，表扣刚好卡进那个眼儿，不大不小，像是量身定做的。他抬起手腕凑近耳朵听了一会儿，那清脆的跳动声让他心里踏实得像踩在了实地上。
从百货大楼出来，他抬起手腕看了一眼：下午三点十分。
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身上，风吹着槐树叶子哗啦啦响。他把袖口往上撸了一截，明晃晃的表盘露在外面，骑车回四合院的路上，觉得连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都轻快了许多。
晚上他坐在床边，就着煤油灯擦表，软布从表蒙到表壳一寸一寸地抹过去，擦得一尘不染。灯花爆了一下，他正端详着腕上的表，忽然听见有人敲门。
打开门，昏黄的灯光泄出去，门槛外站着秦淮茹，月光把她半边脸照得发白，那双眼睛里映着两点灯火，像含着两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