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是古朴的。
光滑的青石板铺的路，上面不知踩过几辈人的脚丫。
街道两边的左摊右铺前，数卖糖果的、卖年画的店铺、摊子最闹忙；卖女人针头线脑、香粉头油、绣花的花样摊子最喜气；卖肉的、卖鱼的、卖鹅鸭的摊铺，人头最旺。
一些生意清淡的摊主，见凡永祥走过来，以为是来了买家，老远就向他打招呼，忙不迭地兜售自家..的东西。
凡永祥现在哪里有心思买东西。
他急需要找一个能够躲避通缉的藏身之地。
人多的地方，他不敢去。怕被人认出自己是个通缉犯。
人少的地方，他也不敢去。怕遭人盘问，七问八问的，给问出什么破绽来。
现在街上的人群中，不时有戴红臂章的人在左晃右荡的。他敬而远之，更怕自己冒冒失失的撞到枪口上，自投罗网，让人家瓮中捉鳖。
他睁大眼睛，四处张望，寻找自己能够安身立脚的地方。
走着，走着，凡永祥见前面街上排着一条长蛇般的队伍。
上前一打听，是镇文化站里放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还是彩色宽银幕的。大家排队等着购买电影票，
这个电影好像一年前在仙女庙就放映过了。这个地方到现在才放，看来蛮闭塞的。
路过那条蛇形长队时，凡永祥听到队伍里不少女人说：这电影苦啊，一场看下来要哭湿两条手帕子。
边上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讲：我娘死的时候我都没掉眼泪，可看这片子里花妮吃的苦，看一遍淌一遍眼泪。说他已经看过两遍了，还准备看第三遍。
仙女庙放这个电影片子时，他正站在公在小学大门口的脚手架上，忙着赶画伟人的巨幅画像，没有功夫偷闲去看。
学校里的同事看完回来都说，这片子拍得好看。电影开场了，还有不少人在门口等退票。票价还翻倍。
真有这么好看吗？
凡永祥心想：今天要是有时间，到时候也买张票进去看看。
难道电影里的故事，会比自己的命运还要曲折?还要艰辛吗？
突然，响起的急促脚步声，引起街上的行人一阵骚动，大家发出惊恐的张望。
一个衣着单薄的小女孩，从凡永祥身边跑过，看样子七八岁左右。
后面跟着两个年轻力壮，戴红臂章的男人，一边追一边喊：
“抓住她！抓住她！这个小现行反革命分子！她竟敢明目张胆地撕毁革命大字报！”
为了过好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上级发话要大力营造声势：千人大会，万张大字报，这才显得无产阶级革命舆论的威力无比。让阶级敌人见字失魂、见报丧胆，乖乖地缴械投降。
乡下本来读书识字的人就不多，于是写万张大字报这件事，就作为政治任务向下属的十个生产大队作了摊派，每个生产大队负责写好五百张大字报缴上来，这样五千张的任务就完成了。
剩下的五千张，由集镇上的企事业单位和乡镇机关各部门承担。
集镇上有个单位的领导说：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法宝。生产大队人多，理应多承担点写大字报的任务。二一添作五的做法，好像不大合理。
这话一出口，镇上前来领任务的领导，也觉得给农村大队布置的任务少了。
其实刚才说话的这位领导，核心不是怕大字报要写多少张数，而是怕写错。
错的不是字，而是内容。有时候，一句话明明没问题，但标点符号没点准，一个不当心，转眼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多说多错的傻事，多写多错的呆事，谁都不想干，谁也不想当那个冤大头。
镇上人的话，让几个乡下来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很不高兴，于是群起而攻之。
“你们集镇单位人虽不多，识字的人多。再说我们大队里好不容易有了几个插队知识青年、几个回乡初高中生，现在都被你们集镇上的各家单位上调的上调、借用的借用。你们不承担一半，靠我们生产大队，哪里有这个精力完成这个严肃的政治任务？”
“你们镇上的人，难道比我们乡下人，少只手，少只脚，还是少了那个东西?你们不能总是挑肥拣瘦的。”
“说我们镇上人少了那个东西，你们那个东西不是没少吗?那写大字报的任务，你们有那个东西的人，就多承担点。”
……
镇革委会主任越听觉得越不像话，把脸一沉：
“你们还是不是党的干部？说话请注意文明。”
“现在是要你们用肩膀上扛的大头，不是要你们动别的歪脑筋。这个大字报谁家承担多少，现在不要讨论了，按上级决定办。”
“哪个人要是再对这个问题讨价还价，就请他会议结束后留下来，单独参加斗私批修会，自我反省，触及灵魂深处闹革命。”
西佬镇规模小，一镇一社合在一处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管理镇上的企事业单位和镇户口居民，挂的是镇革委会的牌子。管农村的生产大队和农业人口，挂的是公社革委会的牌子。
公章锁在同一个抽屉里，办什么事、用哪一块牌子，全看当日是哪一位坐在中间。
可牌子能合，心思合不到一处去。
集镇这一头，管的是户口、粮油供应、商品票证、招工招干的指标。农村那一头，管的是工分、口粮、征购任务、大队干部的任免。
一张桌子上开会，桌子底下却是两本账。
坐在集镇这一边的，多是过去的老工商业、供销社、粮站、学校的干部，说话带城镇腔，手里攥着票子和指标。
坐在那一头的，是十个生产大队的书记，从泥里滚出来的，管着上万口人的嘴、几十条耕牛和一年四季的农时。
两边都得从对方身上使劲。
农村要化肥、要柴油、要农机具、要招生的名额，还盼着把本大队出色的青年推出去提干、参军。
集镇要紧的是口粮、蔬菜、副食品和劳力，每逢农忙，还得向大队借人。
所以镇上每次开会，明面上讲的是政治任务，暗地里谈的，还是这些。
最要紧的一块，是所谓的“上调”和“借用”……上调一个人，等于把一个城里的户口、一个干部的名分，从农村那一头挪到了集镇这一头。
十个大队，年年都要为这个名额，跟镇上的部门暗地里较劲。
还有更实在的：参军的名额、招工的名额、上大学的名额。一个名额落在谁头上，往往就是那个大队、那个部门在镇上说话的底气多了一分……
要看谁的算盘打得精、谁跟主任走得近。
主任的日子，就是在两边之间走钢丝。上面定下来的事，他照着办。办的时候，顺手把自己那一头的人安顿好。
谁要是当众让他下不来台，他就留谁参加斗私批修会——这个“单独开会”的权力，比什么牌子都好使。
那个在镇上支左的军代表，是这镇上唯一能压住两边的人。可军代表一两年换一茬，人还没认全就走了，只管大方向，不管这些柴米油盐的账。
反正，这个镇上说话管用的有权人，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张面孔。
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也就不作声了。
宣传委员接着布置任务。他怕下面会写毛笔字的人不多、出现偷工减料的现象，于是规定：每张大字报上不得少于五十个字。
有人问：“标点符号算不算一个字？”
宣传委员讲：“你们有本事写字，不算也行；你们没有本事写字，算上标点符号也可以，有一个算一个。”
他心里想：如果不算，我看你们怎么保证达到每张大字报的字数要求。我们宣传股的几个笔杆子，有时为了凑数字，写到江郎才尽，最后只好用标点符号来充数。
提问题的人见这么说，心想这就好办了。
在“砸烂xx”后面写上五个又大又粗的惊叹号，既算了五个字，又表现出革命的力量与决心；再如标题上“看xx如何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后面，加上三个大大的问号，既算了三个字，又彰显一切反动派都是跳梁小丑。
标点符号本来就是中国方块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先有文字、后有标点，它可以帮助人们确切地表达思想感情、理解书面语言。
镇宣传委员怕下面的同志乱用标点符号，于是把教小学生的那首用标点符号编成的儿歌，大声念了一遍，以防闹出笑话、惹出麻烦来。
平时人们说话，谁也没注意到这标点符号能起多大作用。只关心说话时的口气、表情。现如今，要把一些话落笔成文了，是该讲究一下标点符号了。
要不然，眉毛胡子一把抓。
连在一起的字句，一个不当心，能让人读出祸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