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哦”了一声。赵铁柱站在他身后等着他发话。王建军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了声“下一个”。
这时候，供电局局长钱国栋打电话给孙德才的时候，手指还在发抖，拨了好几次才拨通。
电话那头的孙德才声音沙哑，像是好几天没合眼。“钱局长，什么事？”
钱国栋咽了口唾沫，声音压得很低。“孙县长，赵国良被带走了。”孙德才沉默了几秒。“我知道了。”钱国栋问他怎么办，声音都变了调。孙德才说你先稳住，他一个当兵的能翻出什么浪。
钱国栋还想说什么，电话已经挂断了。他握着话筒听着嘟嘟嘟的忙音，那声音像催命符，一下一下敲在他心上。
稳住，他拿什么稳？那些年收的钱每一笔都记在本子上，本子藏在办公室抽屉里，压在几份红头文件底下。
他以为那本子是护身符，万一出了事还能拿来跟李南夏谈条件。现在那本子是催命符，谁拿到谁就能要他的命。
钱国栋把抽屉打开，那份红头文件还压在上面。他把文件拿开，露出那个黑色封面的笔记本，纸页泛黄，翻开里面密密麻麻的数字。
年月日、金额、账号。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字迹工整，一笔一划。他盯着那些数字盯了好久。留着，是罪证。
烧了，是销毁证据。留着烧了都是死路一条。他的手抖得厉害，本子从手里滑落，掉在地上，纸页摊开，露出一行数字。
那是他收的第一笔钱，李南夏通过林峰转的，五十万。他的脸白得像纸，手撑着桌面，腿在发抖。
窗外有人走过，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他猛地抬起头盯着那扇门。没有人推门进来，脚步声越来越远。
他弯下腰捡起本子，攥在手里，走到办公室角落的铁皮柜前。柜子锁着，钥匙插在锁孔上。他拉开柜门，里面堆着几盒茶叶、几条烟、两瓶茅台。
他把本子塞到茶叶盒底下，又把柜门关上，钥匙拔下来攥在手心里。他攥着钥匙，钥匙齿硌着掌心的肉，疼，可他不敢松手。
那本子是他的命，钥匙也是他的命。攥着钥匙就以为那本子安全了，以为那些数字永远不会被人看到。可他知道那是自欺欺人。那本子迟早会被人翻出来，那些数字迟早会被人看到。他跑不了，谁都跑不了。
钱国栋坐回椅子上，那部电话还趴在桌上。他盯着它，等着它响。电话没有响，安安静静的。他伸手摸了摸话筒，手指碰到塑料壳，冰凉。赵国良被抓了，下一个就是孙德才。孙德才之后是谁？是他，是钱国栋。
钱国栋身体一激灵，打了个哈欠，嘴巴张得老大，眼泪都挤出来了。电话一直没响，安安静静趴在那里，他盯着那部黑色座机，像一个死刑犯盯着刑场的门。
那扇门迟早会开，他知道。可他还是怕，怕门开的那一刻，怕站在门口的人，怕那句“跟我们走一趟”。
赵铁柱手里的名单已经划掉了不少人。
林峰、马德胜、胡长毛、赵国良，那些名字后面打了一个个红勾，墨迹干了又添新的。名单上还有十几个人，供电局、国土局、住建局、环保局，每一个部门都有，每一个人都收过李南夏的钱，每一个人都替李南夏办过事。
赵铁柱带着人一个一个地请，动作不快，也不慢，按着名单上的顺序，从大到小，从主到次，从官大的到官小的。
纪委的谈话室在那栋灰色小楼的一层，走廊尽头。门是木门，漆面脱落了好几块，门把手是铁的，磨得发亮。
赵铁柱把人带到门口就不进去了，他不审，只管带。带到了，他的任务就完成了。王建军说了，他只管算账，审是纪委的事，判是法院的事，可债是他讨。
第一个被带来的是供电局副局长刘建国。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不停地搓，掌心的皮搓得通红，快破了。
纪委的人问他知不知道为什么找你来，他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纪委的人把银行流水放在他面前，他的脸瞬间白了，额头的汗珠子滚下来。瘫在椅子上，身子往下滑，手撑着椅子的扶手才没滑到地上。
那些数字、日期、金额，每一笔都对得上，他赖不掉。刘建国被带走的时候腿软得像面条，两个人架着他才走稳。
第二个是国土局地籍科科长王德利。他跟刘建国不一样，门一开就跪在地上了，磕头如捣蒜，说自己是清白的，是被冤枉的。纪委的人还没开口，他自己先哭上了。
那是怕的。那些账、那些钱、那些签字画押的文件，早把他压垮了。王德利被架出去的时候嚎啕大哭，声音在走廊里回荡。
住建局那个姓周的科长更绝，纪委的人刚把材料摆出来，他自己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说这是李南夏给的，他还没来得及花。
纪委的人问他还有没有别的，他摇头，又点头，又摇头，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那笔钱他收了好几年，一直没敢花。他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
那些脸赵铁柱都见过。在会议室的主席台上、在酒桌的主位上、在各种剪彩仪式上，他们正襟危坐。
可此刻他们的脸全是灰的，像从灰堆里扒出来的。那些在酒桌上推杯换盏时的意气风发全没了，缩着肩膀耷拉着脑袋，像霜打的茄子，像过街的老鼠，像断了脊梁的狗。